《上海风云1911》：山雨欲来风满楼之一

　　犹如蓄势已久的暴雨，这场影响中国未来命运的革命运动，经过剧烈的电闪雷鸣、狂风呼啸，终于骤然降临。

　　其实这场革命的缘起，早就酝酿着它的必然性，耐人寻味的是，这必然性结果却由某一偶然性引发。这就像一颗深埋的地雷，总有一天会炸响是一种必然，至于会由谁引发、以怎样的形式引发、具体在哪一天的什么时间炸响、结果怎么样等等，则充满着太多的变数；这变数就是偶然。谁又能想到，这场百年前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革命，竟然正是由于一个名叫孙武的革命党人，躲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22号楼上一间小屋中试制炸弹时，因炸弹意外爆炸而引发，并就此改变了这场革命爆发的时间。历史，真的有着太多不可思议的偶然与必然的纠集。

　　一颗炸弹引发的历史焦点

　　公元1911年，按中国农历，这一年是辛亥年。就在孙武研制炸弹不慎引爆前数月，一个同样怀着要推翻清朝政府的坚定志向的小学教员、革命党人张振武，从外地潜回武昌，他随身携带的黄色丝箱里，就装了一颗炸弹。

　　张振武，原名尧鑫，字春山，生于1877年，湖北竹山人。从湖北省立师范学校肄业的那一年，他三十四岁，在他书生气十足的外表下，内里却蓄积着一股豪侠刚烈之气。那天，当他提着箱子走近戒备森严的武昌城门时，一个警惕性很高的守城士兵拦住了他，喝令他打开箱子接受检查。

　　当时张振武即使不是脸色苍白，心里也一定充满了紧张。他十分清楚，只要箱子一打开，他肯定完了。如果他还来得及引爆炸弹，那个守城士兵十有八九也会同归于尽。问题是，小学教员张振武此行并非为一己之事，作为革命党的一名代表，这次来武昌聚集，是要和其他代表一起商量策划反清起义。可以想见，张振武一旦出事，势必会惊动清政府，引起当朝统治者警觉，也一定会在武昌采用相应策略来对付，那时候革命党即使想提前起义，也会失于仓促而凶多吉少。

　　张振武努力使自己镇静下来，按守城清兵的要求，在身上找开箱钥匙。但上上下下摸了半天，钥匙没有摸出来，额上的汗却渗出来了。他的神情也开始着急起来，因为他掏遍口袋也找不到开箱钥匙。在守城士兵异样眼光的注视下，“钥匙掉了”可能成为一种谎言而被怀疑。不得已，他对守城士兵说，我一定要让你检查我的箱子，这样你放心，我也安心。现在钥匙丢了，别无办法，我来砸锁吧。话音刚落，就见他高高抡起右手，然后握起拳头，像拿着一把榔头似地朝箱锁狠狠砸去。几拳下去，箱锁没有打开，他的手却已皮开肉绽，鲜血直流。史书上说，张振武当时“以拳碎锁，血溅衣袖，守卒惊愕不复疑，放入城”。

　　张振武使出苦肉计，终于化险为夷。

　　现在再回到孙武和他的那次“意外引爆”事件上来。

　　孙武，原名葆仁，字尧钦（或尧卿），号梦飞，生于1880年，湖北夏口人。因自幼好武，遂以武为名。孙武十八岁入湖北武备学堂，毕业后历任湖南新军教练、岳州武威营官带等职。1900年，吴禄贞、傅慈祥、唐才常等人回到国内，组织自立军，联络长江会党和水师营兵，准备发动起义。吴禄贞在到达上海时，曾致信孙武，约其参加此次起义。吴禄贞任大通起义军司令，孙武任岳州起义军司令。起义定于8月9日在汉口、大通、新堤等五处同时发动。孰料当大通自立军如期举行起义时，其他地方的行动却先后遭到清政府凶残镇压，使大通自立军因孤立无援而失败。孙武当时幸得脱身，遂匆忙改姓逃往广东。此事史称“庚子汉口起事”。此后，孙武心怀复兴民族之梦，相继参加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等湖北革命组织的各种活动。那时清王朝的统治已经日薄西山，全国各地，零零星星的造反起事此起彼伏。萍醴起义失败，湖北大兴党狱，孙武隐居了一阵后北上，由此结识绿林中人。接着去了日本，并进入大森军事学校，与喻培伦、聂荆、焦达峰、黄复生、熊越山等人学制炸弹。共进会成立时，被推任军务部长。

　　1910年冬，同盟会会员谭人凤、宋教仁等人邀集十一省同盟会分会主持人在东京开会，以过去屡次在南方偏远省份发动起义收效甚微的教训，决定选在长江流域举行起义。谭人凤遂于1911年初到南京、九江、武汉等地考察网罗革命力量。此后更因广州起义失败，同盟会对策划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愈加积极，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人还将同盟会的中部“总会”设于上海。同盟会中部总会通过共进会向武汉方面积极活动，逐渐知道文学社是武汉有力的革命团体，乃策动共进会与文学社合作。铁路风潮掀起时，文学社与共进会成员也意识到联合革命力量共图大举的时机已成熟，遂于8月组织了共同领导的机构，推蒋翊武为临时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在武昌小朝街85号设立临时总指挥部。此前孙武已携关防、同盟会和共进会规章誓约等回到武汉，联络会党，筹划起义。

　　但是会党并没有给孙武带来希望和信心。他觉得此前“运动官吏，官吏利禄熏心；联络会党，会党又野性难驯；今后惟有运动士兵，借矛夺盾。士兵自有枪械，是器械足；各有固定饷粮，是粮饷足；每日操练，是有纪律；又曾平匪治乱，是有历练。与其费资养人，不如运动士兵为妙。至于运动方法，应先结以义气，晓以革命利害。强调官长皆学堂出身，士兵万难升迁，不革命就无出路。士兵能明此理，就可为我所用。”

　　主意既定，孙武开始吸引士兵加入共进会。为此，孙武还亲赴香港，在中国日报报馆与冯自由、胡汉民、洪承点等相识，并由冯介绍正式加入同盟会。后来孙武回到武汉，即利用共进会进一步在军队中开展活动。他决定要抓住军队做文章。

　　1911年2月，谭人凤、居正、杨杰时等革命党人也先后来到武汉。但他们很快感觉到武汉四面受敌，这样的情势不利于起义，比较而言，起义地点还是南方广州有利。

　　但这一建议遭到孙武反对，他认为在武汉发动起义，有三个有利因素：一是武汉为南北枢纽，自张之洞创办工厂、生产枪支弹药以来，二十多年来军火充足；加上湖南和江西又是近邻，有什么消息传递起来既快捷，也便于定夺；二是瑞澂这个人狂妄不讲理，对待缙绅又很傲慢，如今他主张“铁路国有”，与载振联手为奸，人们早已怨声载道，这样的民心我们正好利用；三是鄂省军队编练优于其他省份，以前其他省发生民变，即调鄂军剿抚，现在鄂军倡义，其他省军队将会闻风披靡，继而起来响应，既然是以军队为主，土匪就不敢随意滋事，至于租界如有什么事，完全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孙武从“地”、“时”、“人”三个方面作的分析终于得到了谭人凤等人的认同。谭还留下二百元作为活动费。在此应该注意的是，孙武提到了“铁路国有”。前面曾说到，即使张振武万不得已想提前起义，也缺乏孙武所指具有的“有利局势”，即是指这件事。因为“铁路国有”之事，正是辛亥革命爆发的导火索。在此，暂且还得放下孙武，先将目光转向这根导火索。

　　一触及这根导火索，就必须提到一个人，此人就是端方。

　　端方，字午桥，号匋斋，生于1861年，满洲正白旗人。二十一岁时中举。《清史稿》记载：“端方性通脱，不拘小节，笃嗜金石书画，尤好客，建节江、鄂，燕集无虚日，一时文采几上毕、阮云。”毕、阮便是有清一代集显宦和宿儒于一身的毕沅、阮元。《清史稿》系官修史籍，将端方比之这二人，可见编纂者对端方博学能文的认同和称道。事实上端方在朝野口碑也不错。1911年5月，由于时任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的推荐，端方被清政府起用为粤汉、川汉铁路督办大臣。而此时铁路风潮正愈演愈烈。清政府之所以接纳盛宣怀对端方的举荐，就是考虑到端方在湘、鄂两省任上，与地方绅民关系融洽，“若令其前去，善为劝导，必能弭祸无形”。然而，清政府这次算盘却打错了；而且这一错，竟把端方的性命也搭了进去。

　　铁路风潮正是起因于盛宣怀主持的“铁路国有”政策。自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清末的铁路政策经历了一波三折：先是合股官办，后是商办，最后路权国有。在前两种形式的操作规程严重受挫后，盛宣怀开始力图转向操作铁路国有这一办法。在清政府看来，既然合股官办、商办不行，铁路路权收归国有，由国家统一筹划，向西方银行借款，并聘请外国工程技术人员来建造铁路应是明智之举。这时候的清政府显然只顾“向前看”，而忽视了“向后看”。政府忽视了民营公司的“付出”。湖北、湖南两地商人以往投入到铁路民营公司的股份，清政府都如数偿还，惟有四川公司亏空的三百万元，盛宣怀却拒绝补偿。这也就是为什么铁路风潮掀起于多个省份，偏偏四川爆发得最为猛烈—原来四川民营铁路公司“付出”最多！所以它们要求政府承担其三百万元巨额亏损。

　　然而，盛宣怀拒绝的理由也很强硬：四川公司的亏损，是你们卷入1910年世界性的橡胶投机生意所致，凭什么要政府为你们承担！

　　交涉不成，参股民众的情绪就被激发起来了。一直以来，这股情绪一直被冠以“爱国激情”的名义。既然民众属于“爱国”，受指责的另一方，亦即清政府当然就属于“卖国”了，指责的理由也很堂堂正正：中国人建造自己的铁路，却让外国人的资金参与进来，这不是卖国行径是什么！在这样的情势下，“商路亡，中国亡”的口号甫一喊出，铁路风潮顿时如干柴遇烈火，顺势燎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