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风云1911》：山雨欲来风满楼之二

　　不合时宜的意外爆炸

　　端方在这时候出现，是清政府想让他平定这一严重失控的社会局势。可以说，端方是临危受命。当然，“临危”的是清政府，而并非端方本人。但是现在由于端方的出场，他的形象就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清政府。种种迹象表明，端方对自己此行带兵入川的前景并不乐观，所以他从领命起就没敢张扬，而且在进川路上，一直保持低调。在出发前和赴川途中，他还多次向朝廷谏言，要求朝廷废除“铁路国有”政策，以免刺激众怒，引发大规模骚乱。随他入川的幕僚后来曾这样向朝廷报告：“此行端故督上体朝廷德意，下念民生困苦，虽带有鄂军两标护行，实不主剿办宗旨。沿途皆由端故守竭诚演说，日行百余里，道路崎岖，宿于牛栏豕圈之间，寝食俱废。然遇村屯乡镇人烟稠密匪徒麇集之区，犹作舌敝唇焦口讲指划，务使川民皆感朝廷恩惠，解散胁从……是以每到一邑或一州一镇，人民皆备极欢迎，结彩舆前有如山积。” 端方的家丁后来也向朝廷报告：“沿途饮食，并无菜蔬可食，每饭只有白饭咸菜。沿途所住之房即系养猪堆粪之屋，即钦差亦系此等之房。行至两三月均如是……到一处即鸣锣集众，寻一处宽敞庙所，六大人（指端方之弟端锦）前往演说……各界感情殷殷。”

　　这样的阵势哪像率军进剿平乱，倒更像朝廷派下来的慰问团；端方则就如一个勤政亲民的好干部，一路上极其自律，减少扰民。至少这一路上，他的行为处事应该说可圈可点。

　　端方奉旨率军由鄂入川，武汉守卫就露出了薄弱的软肋，革命党人凭着敏感的政治嗅觉，顿时觉得这是起义的好时机；文学社领导下的湖北革命党人决定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举行起义。

　　其实这场起义的准备，从响应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的广州起义就已开始了，只是因为广州起义失败，武昌革命党人才取消了响应计划。但是广州起义毕竟鼓舞了全国的人心，奋斗了近十年的革命党人也更坚定了伺机起义的决心。现在四川保路风潮既起，鄂军西调，武汉空虚，正是起义的绝佳时机。

　　1911年9月24日，孙武、彭楚藩、杨宏胜、熊秉坤、蔡济民、胡祖舜、邓玉麟等三十余人，在武昌胭脂巷的革命分机关开会筹划起义事宜。此时蒋翊武去岳州活动未归，大家共推孙武为主席。当时议定以10月16日中秋为首义日期，并制定武昌城内外各标、营新军同时行动的计划。不料消息被新闻记者透露，官方得知后如临大敌，戒备更加严密。革命党人见此情形，自知准备不及，决定延期起义。但就在离原定起义日期还差一星期时，10月9日上午八时左右，意外发生了。意外的引发者，就是孙武这位前任共进会军务部长，当时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22号楼上一间屋中，不小心把张振武带来的炸弹弄爆了。

　　关于这颗炸弹不合时宜的爆炸，有着多种说法，有说是孙武搬动炸弹时用力过猛，不小心撞破一旁的玻璃管，导致药水流入炸弹引起爆炸的；也有说孙武正在研制炸弹时，一旁有人吸烟不慎，火星飘进药内，引起爆炸。但不管因何原因引发，当时这颗炸弹突然爆炸，使孙武面部受伤，则是不争的史实。

　　街上一个正在巡逻的俄国巡捕听到了爆炸声，他顿时警觉地停下脚步，抬头四望。只一眼，他就看见了临街一扇窗户正冒出一股烟雾，感到有些奇怪，便决定上去看个究竟。 听到外面传来异样的脚步声，大家知道情况不妙，情急之中，有人抓过一件衣服蒙在孙武受伤的头上，连忙扶他下楼，溜出后门，喊住一辆人力车，前往同仁医院。与此同时，那个俄国巡捕也已进入了爆炸后一片狼藉的房间。

　　眼前的景象让俄国巡捕大吃一惊：只见屋内到处散落着碎铁片，还有炸药、炸弹、上百支手枪、几百套军装，以及准备起义用的旗帜！

　　俄国巡捕顿时意识到这里发生了什么，他不敢停留，赶紧回去向领事报告。俄领事接报后，怕因事发于俄租界，湖广总督瑞澂会找他责询，便马上告知江汉关道齐耀珊。齐接报后，一面调集兵警去抓革命党，一面在电话中向瑞澂报告在俄租界发现了革命党据点。于是，清政府大规模搜捕革命党的行动之网就此张开，秘藏于宝善里22号的大量有关革命党人信息的名册、文件等重要档案，因此落入清政府手中。

　　革命党人刘公的寓所紧邻出事房屋（一说孙武制造炸弹处即刘公寓所）。刘系湖北襄阳人，其家为襄阳三大富户之一。刘早有革命思想，曾资助陈天华撰写的《警世钟》、《猛回头》印行；同盟会成立，率先加入；《民报》出版，又捐助巨金。后更以五千两白银资助武汉革命运动。共进会的活动，多赖这笔经费。刘家后来也迁居宝善里。孙武出事后，刘的家人与几位亲友未及撤离遭到逮捕，起义事也因此暴露。武汉三镇军警四处出动，进行搜捕。当天下午从岳州回到武昌的蒋翊武在小朝街总部，以总指挥名义发出紧急命令，决定提前于当天晚上十二时举行起义。

　　然而，蒋翊武的命令尚未传达到各标、各营，总部及其他机关又相继被清军破获，彭楚藩、杨宏胜等人遭到逮捕。此时武昌城已遍布军警，可谓草木皆兵。随着又有一批革命党人被捕，蒋翊武等人不得不匆忙逃出武昌。因起义命令已无法送达各处，原先商定是夜举义的行动，没能付诸实施。

　　此时，清军仍在按搜查到的革命党人名册进行搜索；并令各标、营封锁营门，不准兵士出入，不准交头接耳，要求各标、各营长官轮流巡查。一时间军队中也人心惶惶，尤其是平时与革命党人有往来的兵士，更担心厄运会降临到自己头上。“官逼兵反，兵不得不反”，与其压抑自己，还不如让其爆发。起义的激情，就这样在他们胸中渐渐升腾涌出。

　　不过意外状况的发生，使得革命党人原定当晚发起的首义，结果又推迟了一天。

　　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日）这一天，注定以流血开头。清晨，瑞澂先是下令将前一天抓到的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人押到督署门前杀害。又让铁忠、张彪继续按名册搜捕革命党人，扬言要将革命党人斩尽杀绝。

　　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当晚七时，驻扎在武昌城内黄土坡的第八镇所属工程第八营后队中的革命党人熊秉坤、金兆龙等见情势万分危急，就聚在一起，商议立即起而反抗之事。而一直对他们有所怀疑、密切注视着他们行动的该营排长陶启胜此时领着一队武装士兵突然闯了进来。陶启胜冲着金兆龙厉声呵斥道：“早知你们图谋不轨，想造反吗？”说罢，便喝令左右兵士把金兆龙他们绑起来。

　　只见金兆龙退后一步，大声喝道：“今日之事，乃我为政，今日之人，俱我同胞，谁也不能碰我！”随即大呼：“同志动手！”

　　话音刚落，陶启胜身边闪出程正瀛，只见他举起枪托砸向陶的脑袋，陶立刻应声倒地。后据熊秉坤回忆，陶启胜当时系小腹中弹，第二天毙命。

　　武昌首义序曲就此奏响。

　　且说一见头儿倒地，跟随来的士兵再也无心对抗，纷纷缴械。

　　既已事发，大家便发一声喊，一起朝楼下冲去。中途遇到另一个排长张文涛持枪阻止，当场被起义士兵击毙。第八营代理管带阮荣发、队官黄坤荣闻讯前来弹压，很快也倒在起义士兵面前。其他官兵见势不妙，连忙逃避。起义士兵把营内军械夺取一空后，跟随熊秉坤冲向城内楚望台。

　　楚望台是湖北新军军械库所在地，那里储藏有历年汉阳枪炮厂所制造的枪炮子弹及从国外购置的枪支。起义士兵进攻楚望台军械库几乎没遇到什么反抗。一是军械库守卫官吴兆麟闻风而逃；再则是得到了军械库士兵起义响应。所以，后来熊秉坤在回忆这一过程时说，“楚望台军械库唾手而得”。

　　但让起义官兵万没想到的是，得到军械库后，他们竟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此时已是晚上八时，其他各营还没有动静，熊秉坤等显然有点手足无措。

　　好在他很快平静下来，便派人前往革命党人较集中的各营，请他们立刻召集士兵前来会合。而当各营士兵闻讯赶来后，大家又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了。

　　这时候，第三十标的张鹏程突然站出来，大声建议道：“如此聚在楚望台，一到天亮，我们就完蛋了。应该立即进攻督署，把瑞澂杀了！”

　　正困惑于没有下一步进攻方向的起义士兵，立刻群情激奋，表示赞成。于是，这支秩序杂乱、没有人指挥的队伍就哗啦一下，兴冲冲地朝督署冲去，也许他们觉得夺下督署，会像拿下楚望台一样，依然可以“唾手而得”。

　　然而，这次他们想错了。严峻的现实很快就给了起义士兵一个打击：初次进攻被守备官兵打退，还损失了几名起义士兵。再进攻，仍然无功而返。几次进攻未果，大家再也沉不住气了，各持己见，各出主意，莫衷一是。纷乱中，才恍然意识到，现在太需要有个能人来指挥，群龙不能无首。

　　恰在这时，一个士兵在楚望台西南城下搜索到躲藏着的军械库守卫官吴兆麟，就把他带到了攻打督署的前沿。

　　吴兆麟，字畏三，生于1882年，湖北鄂城（今鄂州）人。1898年入湖北陆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后进工程营专门学校、湖北参谋学堂就读，毕业后回工程营任队官。1905年加入日知会。吴平时颇为士兵信服，此时不容他推辞，大家当场恳请他担任临时总指挥。吴也不忸怩，振作起精神，先向大家申明纪律，然后分析了城内清军火力布置后，就下令重新进攻督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