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风云1911》：山雨欲来风满楼之五
辛亥革命网 2017-03-03 09:01 来源：上海市档案局 作者：陆其国 查看：
历史有时太匆忙
匆匆忙忙地，黎被推举为都督，除了前面曾提及的他之所以被推举的理由外，其他还有比如为官不贪、对上级不卑不亢、体恤下级等等，这些都是他被推举为都督的潜在因素。黎的出山，最初纯属赶鸭子上架，如他自况：“当武昌变起之时”，士兵“合围搜索，洪（黎自称）换便衣，避匿室后，当被索执，责以大义，其时枪炮环列，万一不从，立即身首异处，只得权为应允”。他的勉为其难说得明明白白。但一旦上架，黎就凸显了他身上勇于担当的人格品性。
民国元年（1912年）1月，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后，回到国内的孙中山与黎元洪分别当选为临时政府大总统与副总统，及至2月15日南、北两军议和成功，清王朝寿终正寝，袁世凯全票当选首任大总统，黎副之，显然都是对黎在辛亥首义“出山”后所作所为的充分肯定。《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说：其时“群英萃集而难于其帅，以黄陂（黎元洪系湖北黄陂人，从前文人写文章常以人物籍贯地代称其名，故称他“黄陂”—笔者）知兵，负人望，强之为都督以张其势，号召撑拄之力亦不可没，未可以其未预发难之谋而少也。”这些便是提请人们对黎的历史作用应该实事求是看待，这是公允之论。
其时同样深刻体会到历史不是演剧的，应该还有当时正率军行进在入川途中的川汉、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端方。前文曾经提及，正是由于端方率军离鄂进川，从而给留在武昌的部分新军起义“提供”了时机。有意思的是，本是带着入川“进剿”任务的端方，不知是否因明了整个大势所趋，或者预感到会有大祸临头，抑或另有其他原因，总之，这一路上他似乎根本没有“进剿”的信心和用心。好不容易总算率军抵达四川资州，却在这里盘桓了十余日。端方彷徨犹豫的心态由此可见。
武昌首义的消息就在这时传来了，心有余悸的端方更是竭力善待部下。一位随端方入川的新军士兵后来回忆道：“端方为稳定军心，极力笼络部下：有的士兵生病了，端方派胞弟端锦到军营问候；有的士兵亡故了，端方修书哀悼；沿途官民送吃送喝的劳军，端方做出先尝毒的姿态。甚至有的士兵受不了跋涉之苦，端方竟然下令雇轿抬着他。”显然，端方这样做，为的是让自己和官兵们处于一种融洽的氛围中，以免发生不测。
但端方担心的“不测”还是发生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正应验了那句话：该来的总要来！端方端锦兄弟俩最后还是死在了此次进川的兵变中。据梁溪坐观老人著《清代野记》，及当时上海的《字林西报》等外国在华媒体记载，川中兵变与武昌首义并无直接关系。兵变者反水是为了饷银，端方一时拿不出，兵变者于是便想拿端方和他胞弟的头颅去向黎元洪请赏。但就在端方兄弟的脑袋被割下时，端方从成都方面借来的饷银也到了。
对于端方之死，当时的英国《泰晤士报》著名记者莫理循曾向报社报告：“端方在中国享有广泛的威信。他是满人，但属于满人中之佼佼者……野蛮杀害端方，引起人们普遍谴责。”莫理循的文字，无疑自有其感情取向，撇开感情因素，就事论事，人们似乎也可以从中受到启示，对以革命的名义施行的暴力，应该有所甄别，并引起充分警惕。
同为清廷命官，黎元洪的原上司张彪的表现，就与端方的温良恭俭让截然相反。张彪渡江逃到刘家庙后，当即组织人马，意欲反击起义军。倒是新的军政府似乎还不想与之兵戎相见，便派曾是张彪亲信的齐宝堂持黎元洪亲笔信去当说客，向他劝降。不料却遭到张一顿痛骂，并要齐回去转告黎元洪说：我们都是高级军官，平时都是享用皇上赐给的俸禄，理应为朝廷尽忠，千万不要造反。再者，不日北京将有大兵南下，到时会将武昌革命一举剿灭，黎元洪应该切记。我一手提拔了他，他不仅不知道感恩，反过来还要造反，这是他应该干的吗！
此时，军政府相继接到报告：清军部队已陆续开到刘家庙，与张彪会合；清政府已令陆军大臣荫昌带兵南下。
刚成立的军政府面临着严峻的局势。当时湖北新军共有步马炮工辎各队共约四千人，分布在汉口、汉阳两地的兵力尤少。革命军脚步尚未站定，要维持好武汉的社会秩序，很不容易。再说各军队自起义以来，奔波于战事，还没有得到好好休整，数千人的队伍，战斗力也有限，即使是铁人，也会扛不住。眼下防御武汉犹有困难，哪里还有兵力分出黄河桥。何况现在张彪所带队伍，正防守京汉铁路一线，进攻也不易。革命军方面大量的补充接济，都要准备，一旦安排不到位，局面就很难维持。真的是夺取政权易，巩固政权难。此时武昌城一夕数惊，假如军队一下子都开往前方作战，武昌这块根据地肯定会丢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