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风云1911》：辛亥革命的重镇上海之一

　　上海，屹立在中国江南大地，在辛亥革命风暴卷起的时候，注定将成为一座不平静的城市。有学者更将上海光复的重要意义，视作仅次于武昌首义。认为上海不仅“是当时中国的经济重镇、文化中心，集金融、贸易、工业、新闻、出版诸多中心于一体，而且因为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国际性都市，为中外交通枢纽，一举一动，朝野关注，世界瞩目。”“作为中国东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中外闻名的通商巨埠，上海光复的影响远远超出地域的界度。一方面，它及时地减轻了起义各省尤其是首义之区武昌、汉阳的压力；另一方面，它引起江、浙两省的连锁反应，有力地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正因如此，在华列强对清廷愈加失去信心。当时英国银行团驻北京代表在致伦敦的报告中写道：‘上海倒向革命一边产生了很大的精神影响。南京将随之而起，这里的华人认为这是意料中的必然的结局，这样一来，大清帝国在江南不再有丝毫权力了。’《泰晤士报》更是迅捷而明确地断言：‘清政府在东南之命运已绝。’”这是直截了当地道出上海光复牵系着清政府的“命运”。

　　事不宜迟，赶快拿出方案

　　革命党人从那时开始，愈来愈认识到，反清革命的大本营虽在日本东京，而最重要的国内据点应该在江南重镇――上海。当东京同盟会总部感到指挥革命党人反清有点力不从心，尤其是当长江流域革命风生势起，亟需得到同盟会的领导和支持时，后者往往感到鞭长莫及，而且也缺乏领导的力度。到了这时，东京同盟会总部的领导者们意识到，此前他们对长江流域革命情势的关注实在太少，在时机上也有点太晚。

　　好在这一现象现在警觉到了。那就事不宜迟，应该赶快拿出方案。

　　于是，1910年7月的一天，宋教仁、谭人凤、赵声、居正等人在东京召开同盟会分会长会议，提出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以策动长江各省革命的联络事宜。此议取得与会者共识。

　　中国同盟会成立于1905年8月20日，总部设在东京，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1905年10月27日，黄兴携孙中山委任书，吸收并委派蔡元培为同盟会上海分会会长。第二年春，蔡因受聘回到家乡绍兴担任绍兴学务公所总理，同盟会东京本部遂将上海、江苏两处分会合并，由高旭任会长。中国公学即为同盟会在上海的秘密机关。

　　中国公学创办于1906年春，是专门为归国留日学生所设。校舍最初租用北四川路横浜桥民房，当年拨款支持它的，正是那位在辛亥年因带兵入川而“肇祸”，并因此丢掉脑袋的两江总督端方。中国公学开学后不久，因经费拮据没有来源，且各种矛盾纠葛无法解决，创办人之一的姚宏业愤而投黄浦江自尽。经各方人士奔走呼吁，清政府于第二年在吴淞拨地百余亩另建校舍。清政府和端方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就是这座中国公学，会成为同盟会的秘密机关，会集中这么多热心革命的青年志士。他们在这里组织革命团体竞业学会，发刊《竞业旬报》，传播反清革命思想，培养了一批清政府的掘墓人！

　　1911年7月31日，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简称“中部同盟会”）在上海湖州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宋教仁、陈其美、潘祖彝、吕志伊、章梓、范鸿仙、谭人凤等三十多人与会。会议通过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宣言》、《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总务会暂行章程》、《分会章程》。选举陈其美、潘祖彝、宋教仁、谭人凤、杨谱笙为总务会干事，分管庶务、财务、文书、交通、会计五部。杨谱笙显然还是一位极具档案意识的人士，他将当时的成立宣言、总会分会章程、总务会暂行章程、成立会签名及通讯处、当选职（成）员姓名、会议记录，以及谭人凤、宋教仁、黄兴等人往来信函都保存了下来，后来辑成“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史料”。倏忽间已是一个世纪过去，今天，重读杨谱笙所辑这些档案史料中的《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宣言》，犹可让我们深切感受到，当年辛亥革命风暴降临前夕的波诡云谲、风雷激荡，尤其是一大批爱国志士仁人忧国忧民的焦灼情状。《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宣言》写道：

　　现政府之不足以救中国，除丧心病狂之宪政党外，贩夫牧竖，皆能洞知，何况忧时之志士？故自同盟会提倡种族主义以来，革命之思潮，统政界、学界、军界，以及工商各界，皆大有人在。顾思想如是之发达，人才如是之众多，而势力犹然孱弱，不能战胜政府者，其故何哉？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也。何以言之？如章太炎、陶成章、刘光汉辈，已入党者也，或主分离，或事攻击，或如客犬，非无共同之计划有以致之乎？而外此之出主入奴，与夫分援树党，各抱野心者，更不知凡几耳。如徐锡麟、温生才、熊承基辈，未入党者也，一死安庆，一死广州，一死东三省，非无切实之组织有以致之乎？而外此之朝秦暮楚，与夫轻举暴动，枉抛生命者，更不知凡几耳！前之缺点，病不合，推其弊，必将酿旧史之纷争；后之缺点，病不通，推其弊，必致叹党员之寥落。前一缺点伏而未发，后一缺点则不自今日摧伤过半人才始。前精卫陷北京，南洋《中兴报》，曾载有曰：“跳来跳去，只此数人。”呜呼！有此二病，不从根本上解决，惟挟金钱主义，临时召募乌合之众，搀杂党中，冀侥幸以成事，岂可必之数哉？此吾党义师所以屡起屡蹶，而至演最后之惨剧也。同人等激发于死者之义烈，各有奋心，留港月余，冀与主事诸公，婉商善后补救策，乃一以气郁身死，一以事败心灰，一则宴处深居，不能谋一面，于是群鸟兽散，满腔热血，悉付诸汪洋泡影中矣！虽然，党事者，党人之公责任也。有倚赖性，无责任心，何以对死友于地下？返沪诸同志，迫于情之不能自已，于是有同盟会中部总会之组织。定名同盟会中部总会者，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而以中部别之，名义上自可无冲突也……

　　从这篇《宣言》中，还可以推断，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革命党人的组织方式如何更有利工作的开展，将同盟会中部总机关设在上海，主要考虑到上海交通便利，方便与各省进行联络，或统筹协商。各省设分部，发掘人才，分担责任，这样也不会顾此失彼。其实同盟会的组织机制一开始就采取的“合议”方法，非常值得研究。首先它是“民主制度”真正地第一次在中国试行。“合议”制最直接的效用就是可以防止出现专制。而且，总理一职可以暂且不设，虚位以待，等待受人尊敬的贤豪人物出现，众望所归时，可请其就位，可以不必有传统的“群龙无首”的担忧。而举义的大事，必须经过总部召集各分会进行决议，谁也不得抱野心，轻率发难，且以此培养元气、夯实实力。总部对于各团体一视同仁相系相维，秉承信义，而种种不上台面的阴谋手段决不能出现。《宣言》（即盟约）还规定，各团体对于总部，也要同心同德，大家一起创造时机，而省界同志在情感上也不应存偏见。

　　研读史料文献，重要的不仅在于看其给后人提供了什么，更要看其比前人超越了什么。在这份《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宣言》中，可以清楚地读到，从“吾师所以屡起屡蹶，而至演最后之惨剧”中吸取教训后产生的清醒号召：“各团体对于总部，同心同德，共造时机，而省界情感之故见，不可有也。”

　　上海作为江南的“门户”，其重要性在这份文献中被言简意赅地道出：“总机关设于上海，取交通便利，可以联络各省，统筹办法也。各省设分部，收揽人才，分担责任，庶无顾此失彼之虑也。”也许当时的辛亥革命党人还不能意识到上海这座城市，对于中国在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所担当的、其他城市无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他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辛亥武昌首义枪声响起后，整个形势的发展所证实的这一点。

　　这样的举措其实也“挽救”了当时心情正处于无比沮丧中的黄兴。黄兴在阅读了同盟会中部总会给他的信后，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在回信中写道：“奉读手札，欣悉列公热心毅力，竟能于横流之日，组织干部，力图进取，钦佩何极！迩者蜀中风云激发，人心益愤，得公等规划一切，长江上下，自可连贯一气，更能力争武汉，老谋深算，虽诸葛复生，不能易也。光复之基即肇于此，何庆如之！弟自三月广州败后，自维才行薄弱，不足以激励众人，以致临事多畏惧退缩，徒伤英锐之同志，负国负友，弟百死不赎。”又说，“自蜀事起，回念蜀同志死事之烈，已灰之心复燃，是以有电公等求商响应之举。”

　　革命光凭一腔热情是不行的，革命还得讲究策略；而策略的关键问题还是人的问题。因为策略归根到底还得靠人制定并实施。于是，在辛亥年武昌首义枪声的硝烟中，一个英武俊朗的年轻人的身影走进了上海，他就是陈其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