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风云1911》:辛亥革命的重镇上海之二

辛亥革命网 2017-03-06 09:30 来源:上海市档案局 作者:陆其国 查看:

1908年,陈其美回到上海,并往返各地联络党人,密谋反清。

  陈其美到了上海

  陈其美,字英士,1878年1月出生于浙江吴兴(今湖州)一个商人家庭;读过七年私塾,后在一个小镇当铺做过十多年学徒,二十七岁到上海做了两年同康泰丝栈的佐理会计。陈于1906年春赴日本留学,在日本先后学警察、法律和军事学,从中结识了一批革命青年。是年加入同盟会,并介绍浙江同乡黄郛和蒋介石等人入会。黄、蒋二人,前者1927年曾任上海特别市第一任市长;后者曾任北伐军总司令,并于1927年建立南京国民政府。辛亥年后蒋对上海,乃至对整个中国现代历史的巨大影响,都为人始料未及!此是后话。

  1908年,陈其美回到上海,并往返各地联络党人,密谋反清。陈也深知从事革命活动需要有舆论阵地,所以又在此后两年间,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公报》、《民声丛报》,并协助于右任、宋教仁等办《民立报》,在这些阵地上大大施展了一番。陈最初出现在上海时,脑后留着辫子,头上戴着瓜皮帽,身上穿着入时的獐绒马褂,这样的形象与一个革命党人实在相去甚远。所以他后来便将獐绒马褂换成了短制服,瓜皮帽换成了军帽,辫子也剪成了短发,这样一来,倒显得帅气而威风。

  这时候陈其美在上海出现的意义,只要看一看同盟会当时出现的“领导层危机”,便可知道其重要程度了。同盟会自成立以来,内部意见分歧,上层亦曾出现分裂。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史上,没有人会怀疑孙中山和黄兴是一对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但就是这一对亲密战友,在辛亥革命前却差点闹翻。事情缘于为选用民国国旗而起争执。据《章太炎自定年谱》和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记载,1906年,同盟会集会研究革命方略,并讨论日后所用的中华民国国旗。孙中山主张用他的乡贤、已牺牲的战友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黄兴则表示反对,他觉得青天白日旗设计不美,而且和日本太阳旗又相近似。孙中山于是稍稍作了让步,提出旗子可改作红蓝白三色,这样既符合自由、平等、博爱的真义,又增添美观。但黄兴还是不予接受。

  这下孙中山不高兴了,他说,“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孙中山显然在说狠话了:谁如果想废弃这面旗帜,就先将他抛弃—显然,孙中山视青天白日旗已比他的生命更重要。

  但黄兴也是条血性汉子,见孙中山发脾气,他也火了,发誓要退出同盟会,断绝一切关系。(见《宋教仁日记》)。当然,这些都是双方一时激愤之言,冷静下来后,大家还是各自阐述了看法。黄兴主张用“井”字旗,认为井田是社会主义的象征,表示平均地权的意思。而孙中山认为“井”字旗不够美,且“又嫌有复古思想”。

  争执的结果,最终还是黄兴作了让步。而且黄兴言必行,行必果,在后来亲自指挥的军事行动中,都采用了孙中山主张的旗帜。直到民国成立后,1912年5月10日,经参议院议决五色旗为国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 顾全大局――这是黄兴身上一个突出的特点,也是他鲜明的革命性的体现。这一点,在他兢兢业业辅助孙中山从事革命事业上,凸显得尤为明显。对此,我们只要将历史上两次“倒孙”事件梳理一下,便可知晓。

  第一次“倒孙”事件发生于1907年3月4日,当时在清廷驻日公使的请求下,日本政府劝告孙中山离开日本。随后黄兴也离日到香港等地筹划武装起义。离开日本前,孙中山将日本政府和商人的赠款,以一部分留作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经费,其他用于筹划起义事宜。这时章太炎、张继、陶成章等人就潮州、惠州等地起义失败和孙中山分配赠款一事,要求罢免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改选黄兴为总理。

  代理庶务干事刘揆一反对这样做,他除了为孙中山接受及安排此项赠款进行解释外,还特别指出,黄兴一直以来都以奉行革命为神圣职责,他决不会贪图做官,争当总理,像这样的“倒孙”事件,不仅有失友善,更会使党军前途受到危害,产生不利影响,如此一来,非但害了孙、黄二公,说严重点,实在也是全体党员在变相自杀。

  而孙中山对此事件的回答是,这些同志都是热血青年,在有闲时难免容易会生一些事端,只是这类产生于党内的纠纷,惟有让最终的事实来证明一切。

  黄兴则决然表示,干革命是为党团和民众的生死问题,而不是为争个人名位,孙总理德高望重,大家如是为了希望革命走向成功,那就再也不要产生误会,一心一意拥护孙总理,这样也可免使我黄兴给后人落下不义的骂名。

  就这样,一个“义”字,像一面高高飘扬的友善的旗帜,拂去了一片甚嚣尘上的“倒孙”聒噪。

  第二次“倒孙”事件发生在1909年秋天,也具有同盟会会员身份的陶成章和李燮和等人,代表七省同志在南洋起草了所谓的《孙文罪状》,要求开会改选同盟会总理。黄兴竭力抵制,还写信为孙中山辩诬,并亲临南洋平息那里的反孙情绪。这年11月7日,黄兴还致信孙中山,一方面表示,陶成章虽然很强悍,但自己会全力抵制;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孙中山能够以一种大度的心态有所包容,这或许还恰恰会赢得众人的支持。同时,黄兴也不忘宽慰孙中山说,有些人不过就像桀的犬朝尧狂吠一样,一心只想讨好主子,这样的人根本玷污不了您。最后,黄兴以自己的睿智,又一次顾全大局,用友善化解了此次“倒孙”危机。

  美籍华裔学者薛君度说过,“从出身背景、资质禀赋和社会联系几点来看,他(即黄兴――引者)比在国内缺少关系的孙中山,更易于同中国社会中坚分子相处。”

  薛氏此话决非空穴来风,如在罗家伦眼里,黄兴就是一名豪士、一个英雄,一位开国元勋。冯自由也说,世称孙中山、黄兴为“开国二杰”,这对黄兴而言,应该是当之无愧的。黄兴逝世后,章太炎书挽联曰: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其视黄兴丝毫不在孙中山之下。

  然而,黄兴却没有产生过取代孙中山的念头,他本人没有,也不希望别人有。在同盟会成立会上,正是由于黄兴提议,大家公推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没经选举,孙中山顺利当选。黄兴这样做,就是不致有失于“义”。诚如胡汉民盛赞黄兴的,黄兴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为孙中山个人,而是为了整个革命大局。

  对此,黄兴本人意识非常清楚。他有一番话说得十分透彻,他以太平天国举例说,太平天国起初势如破竹,节节胜利,发展很快;后来由于其高层领导成员之间互争权利,终于导致失败。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在黄兴看来,只有甘愿自我牺牲的人才能从事革命。革命同志之间最要紧的是团结一致,才有力量打击敌人。而要做到团结一致,就必须不计较个人的权利得失,甚至在利益上互相推让。

  争端的发生,毕竟对推动革命党的工作有弊无利。陈其美同样也是在困难时期从东京来到上海,重整旗鼓,使“党势为之一振”,他也因此开始真正进入远在海外的孙中山的视线。

  那一阵,陈其美健硕的身影频繁出入上海的酒楼、茶馆、戏院、澡堂、妓院等场所,网罗结交青帮作为羽翼。没有确切的档案史料肯定他曾经加入过上海帮会组织,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的陈其美俨然成为青帮在上海的头目。他不仅创办精武武术学校,以霍元甲为总教习,还吸收大批江浙资本家如虞洽卿、王一亭、沈缦云等加入同盟会,通过他们结交李平书、朱葆三等上海商界闻人、社会名流,推动他们赞助革命,从而掌握了商会、商团武装。陈其美后来组织策动辛亥年上海起义主要依靠的三支力量,一支是李燮和联络的吴淞、闸北的军队,还有两支就是他亲自联络的上海商团和由帮会人员组成的敢死队。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时,考虑到陈其美在上海的人脉优势,他因此受托担任庶务部长,主持日常工作。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因素,后来多有文字将辛亥年上海光复首功记于陈其美身上。

  上海响应武昌首义举义,其三股主要力量中的上海地方商会和商团武装这两股,当时已有着充分的心理以及组织上的准备。

  上海地方实力派人士李平书写有一段文字,他写道:“武昌起义,沪上一日数电,闻者兴会飙举,而(沈)缦云窃忧之。一日语余曰:‘顷得私电,汉阳有难保之信,万一失守,武昌亦危,若此次失败,我汉人尚有噍类耶?’言次唏嘘不置。余曰:‘某亦知报纸捷电之不可尽凭,盖筹之熟矣!此时非东南急起响应,无以救武汉之危。’言未已,缦云跃然起曰:‘先生有此意耶?日来沪上党人正谋此举,特非先生赞同不可。今欲介同志于先生,其可一见乎?’余曰:‘可。’”

  沈缦云的担忧正是当时国人所担忧的,而李平书所言“此时非东南急起响应,无以救武汉之危”,也正是当时相当一部分像黄兴这样的有识之士的共识。而这样的共识转化为实际行动,与其说是陈其美的“功劳”,不如说更体现出以李平书为代表的上海地方实力派的号召力。尤其是李平书的识见与黄兴不谋而合,更凸显了李作为上海地方实力派人物的底气。所以沈缦云才向他道出,上海革命党人要响应武昌首义,“特非先生赞同不可”。

  说到这里,当时在上海的几个人物还得继续一提,他们就是沈缦云、李显谟,还有李平书。且先说沈、李(显谟)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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