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风云1911》：辛亥革命的重镇上海之二

　　陈其美到了上海

　　陈其美，字英士，1878年1月出生于浙江吴兴（今湖州）一个商人家庭；读过七年私塾，后在一个小镇当铺做过十多年学徒，二十七岁到上海做了两年同康泰丝栈的佐理会计。陈于1906年春赴日本留学，在日本先后学警察、法律和军事学，从中结识了一批革命青年。是年加入同盟会，并介绍浙江同乡黄郛和蒋介石等人入会。黄、蒋二人，前者1927年曾任上海特别市第一任市长；后者曾任北伐军总司令，并于1927年建立南京国民政府。辛亥年后蒋对上海，乃至对整个中国现代历史的巨大影响，都为人始料未及！此是后话。

　　1908年，陈其美回到上海，并往返各地联络党人，密谋反清。陈也深知从事革命活动需要有舆论阵地，所以又在此后两年间，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公报》、《民声丛报》，并协助于右任、宋教仁等办《民立报》，在这些阵地上大大施展了一番。陈最初出现在上海时，脑后留着辫子，头上戴着瓜皮帽，身上穿着入时的獐绒马褂，这样的形象与一个革命党人实在相去甚远。所以他后来便将獐绒马褂换成了短制服，瓜皮帽换成了军帽，辫子也剪成了短发，这样一来，倒显得帅气而威风。

　　这时候陈其美在上海出现的意义，只要看一看同盟会当时出现的“领导层危机”，便可知道其重要程度了。同盟会自成立以来，内部意见分歧，上层亦曾出现分裂。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史上，没有人会怀疑孙中山和黄兴是一对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但就是这一对亲密战友，在辛亥革命前却差点闹翻。事情缘于为选用民国国旗而起争执。据《章太炎自定年谱》和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记载，1906年，同盟会集会研究革命方略，并讨论日后所用的中华民国国旗。孙中山主张用他的乡贤、已牺牲的战友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黄兴则表示反对，他觉得青天白日旗设计不美，而且和日本太阳旗又相近似。孙中山于是稍稍作了让步，提出旗子可改作红蓝白三色，这样既符合自由、平等、博爱的真义，又增添美观。但黄兴还是不予接受。

　　这下孙中山不高兴了，他说，“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孙中山显然在说狠话了：谁如果想废弃这面旗帜，就先将他抛弃—显然，孙中山视青天白日旗已比他的生命更重要。

　　但黄兴也是条血性汉子，见孙中山发脾气，他也火了，发誓要退出同盟会，断绝一切关系。（见《宋教仁日记》）。当然，这些都是双方一时激愤之言，冷静下来后，大家还是各自阐述了看法。黄兴主张用“井”字旗，认为井田是社会主义的象征，表示平均地权的意思。而孙中山认为“井”字旗不够美，且“又嫌有复古思想”。

　　争执的结果，最终还是黄兴作了让步。而且黄兴言必行，行必果，在后来亲自指挥的军事行动中，都采用了孙中山主张的旗帜。直到民国成立后，1912年5月10日，经参议院议决五色旗为国旗，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 顾全大局――这是黄兴身上一个突出的特点，也是他鲜明的革命性的体现。这一点，在他兢兢业业辅助孙中山从事革命事业上，凸显得尤为明显。对此，我们只要将历史上两次“倒孙”事件梳理一下，便可知晓。

　　第一次“倒孙”事件发生于1907年3月4日，当时在清廷驻日公使的请求下，日本政府劝告孙中山离开日本。随后黄兴也离日到香港等地筹划武装起义。离开日本前，孙中山将日本政府和商人的赠款，以一部分留作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经费，其他用于筹划起义事宜。这时章太炎、张继、陶成章等人就潮州、惠州等地起义失败和孙中山分配赠款一事，要求罢免孙中山的同盟会总理职务，改选黄兴为总理。

　　代理庶务干事刘揆一反对这样做，他除了为孙中山接受及安排此项赠款进行解释外，还特别指出，黄兴一直以来都以奉行革命为神圣职责，他决不会贪图做官，争当总理，像这样的“倒孙”事件，不仅有失友善，更会使党军前途受到危害，产生不利影响，如此一来，非但害了孙、黄二公，说严重点，实在也是全体党员在变相自杀。

　　而孙中山对此事件的回答是，这些同志都是热血青年，在有闲时难免容易会生一些事端，只是这类产生于党内的纠纷，惟有让最终的事实来证明一切。

　　黄兴则决然表示，干革命是为党团和民众的生死问题，而不是为争个人名位，孙总理德高望重，大家如是为了希望革命走向成功，那就再也不要产生误会，一心一意拥护孙总理，这样也可免使我黄兴给后人落下不义的骂名。

　　就这样，一个“义”字，像一面高高飘扬的友善的旗帜，拂去了一片甚嚣尘上的“倒孙”聒噪。

　　第二次“倒孙”事件发生在1909年秋天，也具有同盟会会员身份的陶成章和李燮和等人，代表七省同志在南洋起草了所谓的《孙文罪状》，要求开会改选同盟会总理。黄兴竭力抵制，还写信为孙中山辩诬，并亲临南洋平息那里的反孙情绪。这年11月7日，黄兴还致信孙中山，一方面表示，陶成章虽然很强悍，但自己会全力抵制；另一方面，他也希望孙中山能够以一种大度的心态有所包容，这或许还恰恰会赢得众人的支持。同时，黄兴也不忘宽慰孙中山说，有些人不过就像桀的犬朝尧狂吠一样，一心只想讨好主子，这样的人根本玷污不了您。最后，黄兴以自己的睿智，又一次顾全大局，用友善化解了此次“倒孙”危机。

　　美籍华裔学者薛君度说过，“从出身背景、资质禀赋和社会联系几点来看，他（即黄兴――引者）比在国内缺少关系的孙中山，更易于同中国社会中坚分子相处。”

　　薛氏此话决非空穴来风，如在罗家伦眼里，黄兴就是一名豪士、一个英雄，一位开国元勋。冯自由也说，世称孙中山、黄兴为“开国二杰”，这对黄兴而言，应该是当之无愧的。黄兴逝世后，章太炎书挽联曰：无公则无民国；有史必有斯人。其视黄兴丝毫不在孙中山之下。

　　然而，黄兴却没有产生过取代孙中山的念头，他本人没有，也不希望别人有。在同盟会成立会上，正是由于黄兴提议，大家公推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没经选举，孙中山顺利当选。黄兴这样做，就是不致有失于“义”。诚如胡汉民盛赞黄兴的，黄兴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为孙中山个人，而是为了整个革命大局。

　　对此，黄兴本人意识非常清楚。他有一番话说得十分透彻，他以太平天国举例说，太平天国起初势如破竹，节节胜利，发展很快；后来由于其高层领导成员之间互争权利，终于导致失败。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在黄兴看来，只有甘愿自我牺牲的人才能从事革命。革命同志之间最要紧的是团结一致，才有力量打击敌人。而要做到团结一致，就必须不计较个人的权利得失，甚至在利益上互相推让。

　　争端的发生，毕竟对推动革命党的工作有弊无利。陈其美同样也是在困难时期从东京来到上海，重整旗鼓，使“党势为之一振”，他也因此开始真正进入远在海外的孙中山的视线。

　　那一阵，陈其美健硕的身影频繁出入上海的酒楼、茶馆、戏院、澡堂、妓院等场所，网罗结交青帮作为羽翼。没有确切的档案史料肯定他曾经加入过上海帮会组织，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的陈其美俨然成为青帮在上海的头目。他不仅创办精武武术学校，以霍元甲为总教习，还吸收大批江浙资本家如虞洽卿、王一亭、沈缦云等加入同盟会，通过他们结交李平书、朱葆三等上海商界闻人、社会名流，推动他们赞助革命，从而掌握了商会、商团武装。陈其美后来组织策动辛亥年上海起义主要依靠的三支力量，一支是李燮和联络的吴淞、闸北的军队，还有两支就是他亲自联络的上海商团和由帮会人员组成的敢死队。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时，考虑到陈其美在上海的人脉优势，他因此受托担任庶务部长，主持日常工作。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因素，后来多有文字将辛亥年上海光复首功记于陈其美身上。

　　上海响应武昌首义举义，其三股主要力量中的上海地方商会和商团武装这两股，当时已有着充分的心理以及组织上的准备。

　　上海地方实力派人士李平书写有一段文字，他写道：“武昌起义，沪上一日数电，闻者兴会飙举，而（沈）缦云窃忧之。一日语余曰：‘顷得私电，汉阳有难保之信，万一失守，武昌亦危，若此次失败，我汉人尚有噍类耶？’言次唏嘘不置。余曰：‘某亦知报纸捷电之不可尽凭，盖筹之熟矣！此时非东南急起响应，无以救武汉之危。’言未已，缦云跃然起曰：‘先生有此意耶？日来沪上党人正谋此举，特非先生赞同不可。今欲介同志于先生，其可一见乎？’余曰：‘可。’”

　　沈缦云的担忧正是当时国人所担忧的，而李平书所言“此时非东南急起响应，无以救武汉之危”，也正是当时相当一部分像黄兴这样的有识之士的共识。而这样的共识转化为实际行动，与其说是陈其美的“功劳”，不如说更体现出以李平书为代表的上海地方实力派的号召力。尤其是李平书的识见与黄兴不谋而合，更凸显了李作为上海地方实力派人物的底气。所以沈缦云才向他道出，上海革命党人要响应武昌首义，“特非先生赞同不可”。

　　说到这里，当时在上海的几个人物还得继续一提，他们就是沈缦云、李显谟，还有李平书。且先说沈、李（显谟）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