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风云1911》：辛亥革命的重镇上海之五

　　革命军要保“民心稳定”谈何容易

　　且说朱家骅、黄兴等人离沪赴鄂后，上海便由徐霁生主持敢死团团务。徐得知陈其美等人准备在上海起义以响应武昌首义，即表示愿意接受同盟会领导，加入起义行列。至于张承槱率领的敢死队，则是以帮会力量为主体的地方武装。

　　在当时情势下，要上海保持“民心稳定”显然不现实。因为“树欲静而风不止”。《民立报》1911年10月22日发表“短评”曰：“请看长江轮船一到埠，扶老携幼、拖男带女，来沪避难之人居多数。再看大小各栈房，满洲旅客何其多。”尤其是挤兑现洋、抢购金银风起，搅得银行钱庄之间也各各明争暗斗，频频受伤。难民潮加上挤兑潮，人心势必恐慌，社会秩序受到威胁，这对酝酿中的上海起义非常不利。所以宋教仁及时以“渔父”的笔名，在《民立报》（1911年10月17日）上发表题为《上海市面无意识之恐慌》的短论，文章写道：“日来上海因湖北乱事大受震动，市面为之生起恐慌，金融极形紧迫，居民又多持钞票换银钱，市面大有危险之状。以吾人观之，可谓无意识已极。夫市面所以生起恐慌之原因，非惧乱事之波及乎？岂知此绝不足为惧。无论鄂中革命之势力尚未至于上海也，即已至于上海，然革命党之主义即声言在推覆恶政，出人民于水火之中，断不至有骚扰之事。不观彼等在武汉之举动乎？武汉三镇商民，今日已在革命党权力之下，安居营业，绝无何等之妨害。此不可以推知革命党虽至上海，吾商民固无惊惧之必要乎？况乎其未至上海乎？”

　　宋教仁在文章中竭力劝导上海市民不要在“因湖北乱事大受震动”的情况下，“为之生起恐慌”。他还分析了上海“不足为惧”的原因，并以革命中心武汉为例，说明其“三镇商民，今日已在革命党权力之下，安居营业，绝无何等之妨害”。言外之意，上海市民没有必要为之恐慌。

　　针对人们的金融恐慌心理，他写道，革命党不是强盗，他们也具有财政金融方面的知识。“闻其在鄂中对于大清银行及湖北官银号之钞票，皆准一律给换。则不至于为无意识之举动，故意破坏市面，惹起恐慌。可知即已至于上海，而吾商民对于各银行之债权，断不致受其损害，必可无疑。何为而惊惧不已乎？况乎其未至上海乎？”意思很明白：武昌革命社会尚且没有混乱失序，上海市民怕什么？何况革命风暴还没有来到上海？他为民众分析，之所以会产生恐慌心理，盖由于“吾国人往往以前此之叛乱举动视革命党，误谬之甚者也。此无意识之结果也”。

　　请留意，西方现代心理学中有一个命题，叫做“集体无意识”，曾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引起学界高度关注和兴趣。而宋教仁几乎在世纪之初就已经提到了这样一个概念，值得学术界注意！这是题外话。

　　言归正传。当然，这样的告诫，更多的是针对有钱人的。就在同一天、同一份《民立报》上，还刊登了一则署名宜楼，题为《有钱人少安毋躁》的“短论”：

　　近日上海一般有钱人之思想，不出三途，曰：换钞票也；提存项（款）也；市金饰也。问其宗旨，盖或恐鄂乱波及，易于取携避难故。

　　噫嘻！鄂乱岂能波及上海乎？使鄂乱波及于上海，则大局糜烂，何堪设想？虽有现洋、金银，去将安之？彼有钱人之纷纷攘攘，岂非庸人自扰哉？

　　且非特此也，似此之纷纷攘攘，最易动摇市面，引起谣言。譬若波平浪静之长川，自使其搅起风潮，然首蒙其祸者，仍惟有钱人也。呜呼！有钱人其毋躁。

　　在短论作者看来，似乎只要有钱人能做到“少安毋躁”，上海市面的稳定就保证了一大半。这里我们也可以稍稍观察到，辛亥革命的确是将“有钱人”看作革命的主体力量的，稳定了他们，就稳定了革命、稳定了社会。当然，这并不仅仅只是这位作者的愿望，因为谁都不愿意看到金融方面出现乱相。

　　实际上，上海开埠以来，就以远东金融中心的地位闻名于世界，社会经济对金融业的依赖更非同一般。革命党十分清楚它的利害关系。继1911年10月23日发表《敬告居民》（一）后，第二天的《民立报》又发表《敬告居民》（二），就金融市场情况写道：革命党“亦以保全市面流通金融为要义”，作者呼吁：“是宜遍立宣讲所，将目前利害，剀切讲解，使一般愚无知识之人，悟拥守现资之种种危险，而幡然变计。则沪地商市，其稍苏乎。”

　　比起变幻莫测的政局形势，以及时时在纷传的各种真假莫辨的新闻，这种劝慰文章，实在难以一下子抚平人们心中焦虑的波痕。

　　所以仅隔一日，《民立报》（1911年10月25日）又以《敬告居民》（三）为题发表记者“短评”：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此方也，为近日之无端惊扰者曲曲写照。

　　以钞票换现洋，亦自扰之一端。流氓强抢，扒手摸窃，以致所得不偿所失。嘻，愚甚矣！

　　揆自扰者之心理，若以为最可靠者，莫如现洋。殊不知地方不靖，现洋与钞票一也。况现洋之更易肇事乎？

　　记者所以不惮反复申言、剀切宣告者，亦冀地方居民，闻而觉悟，以镇定出之，无事惊扰也。

　　针对市民与银行钱庄之间、银行钱庄同行之间的纷争之势，次日《民立报》又出现了一篇以《市面观—钱业宜照顾同行》为题的记者“短评”：

　　银行银行，叫煞冤枉。钱业钱业，元气大丧。新币新币，须贴水。人心人心，复徬徨。惟（谁）令致之？言之可伤。始作俑者，实为钱庄。

　　乍闻民军得武昌，钱侩遽起造风浪。云何中国各钞票，阿拉一概不收藏。幸而银行都殷实，初三日来信成等行，俱已安稳如平常。

　　堪叹钱业无义气，居然绍帮挤宁帮。甬江望族叶与方，亦致受轧于同行。呜呼！兔死狐悲为同类，齿冷牙寒为唇亡。警告各钱庄，幸勿再酿大恐慌。

　　记者曰：观于此，则数日间鼎鼎大名之各钱庄，搁浅者有十余家之多，可以知其故矣。

　　1911年，上海起义期间临时革命政权――上海军政府成立前的11月3日，清政府地方官员同样关心时局和政权的稳定。当时上海道刘燕翼、知县田宝荣一方面加强对类似武昌暴动风潮的防范，另一方面分别照会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当局，要求派探捕在各轮船码头严密搜查，抓捕革命党人，也同样发布“安民告示”，声称湖北兵变，不日可平定，劝大家勿受惊扰。

　　但在辛亥革命声势隆隆的枪炮声中，这样的“安民告示”，其声也嗡嗡，其势也微微，更阻挡不住陈其美、李显谟、张承槱们在上海的革命活动。

　　对张承槱在辛亥革命上海光复行动中的作用，对革命军里这个人的影响力，孙中山多多少少有些忽略了，在后来的回忆录之类的讲话中很少提到他。孙中山对上海举义时陈其美的作用曾给予高度评价，而对张承槱却鲜有提及。他确实认为，辛亥革命中，响应武昌起义最有力、对全国影响最大的，当数上海。同时认为，陈其美在其中积极活动作用甚大，汉口一失，幸亏陈其美发动上海起义响应，从而由上海光复而再取南京，功盖于此。后来汉阳再失，党同志又以攻克南京为响应，革命大局，就此愈发日益振兴起来，这也是陈其美与上海所作出的贡献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