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风云1911》:辛亥革命的重镇上海之五

辛亥革命网 2017-03-06 09:46 来源:上海市档案局 作者:陆其国 查看:

朱家骅、黄兴等人离沪赴鄂后,上海便由徐霁生主持敢死团团务。徐得知陈其美等人准备在上海起义以响应武昌首义,即表示愿意接受同盟会领导,加入起义行列。

  革命军要保“民心稳定”谈何容易

  且说朱家骅、黄兴等人离沪赴鄂后,上海便由徐霁生主持敢死团团务。徐得知陈其美等人准备在上海起义以响应武昌首义,即表示愿意接受同盟会领导,加入起义行列。至于张承槱率领的敢死队,则是以帮会力量为主体的地方武装。

  在当时情势下,要上海保持“民心稳定”显然不现实。因为“树欲静而风不止”。《民立报》1911年10月22日发表“短评”曰:“请看长江轮船一到埠,扶老携幼、拖男带女,来沪避难之人居多数。再看大小各栈房,满洲旅客何其多。”尤其是挤兑现洋、抢购金银风起,搅得银行钱庄之间也各各明争暗斗,频频受伤。难民潮加上挤兑潮,人心势必恐慌,社会秩序受到威胁,这对酝酿中的上海起义非常不利。所以宋教仁及时以“渔父”的笔名,在《民立报》(1911年10月17日)上发表题为《上海市面无意识之恐慌》的短论,文章写道:“日来上海因湖北乱事大受震动,市面为之生起恐慌,金融极形紧迫,居民又多持钞票换银钱,市面大有危险之状。以吾人观之,可谓无意识已极。夫市面所以生起恐慌之原因,非惧乱事之波及乎?岂知此绝不足为惧。无论鄂中革命之势力尚未至于上海也,即已至于上海,然革命党之主义即声言在推覆恶政,出人民于水火之中,断不至有骚扰之事。不观彼等在武汉之举动乎?武汉三镇商民,今日已在革命党权力之下,安居营业,绝无何等之妨害。此不可以推知革命党虽至上海,吾商民固无惊惧之必要乎?况乎其未至上海乎?”

  宋教仁在文章中竭力劝导上海市民不要在“因湖北乱事大受震动”的情况下,“为之生起恐慌”。他还分析了上海“不足为惧”的原因,并以革命中心武汉为例,说明其“三镇商民,今日已在革命党权力之下,安居营业,绝无何等之妨害”。言外之意,上海市民没有必要为之恐慌。

  针对人们的金融恐慌心理,他写道,革命党不是强盗,他们也具有财政金融方面的知识。“闻其在鄂中对于大清银行及湖北官银号之钞票,皆准一律给换。则不至于为无意识之举动,故意破坏市面,惹起恐慌。可知即已至于上海,而吾商民对于各银行之债权,断不致受其损害,必可无疑。何为而惊惧不已乎?况乎其未至上海乎?”意思很明白:武昌革命社会尚且没有混乱失序,上海市民怕什么?何况革命风暴还没有来到上海?他为民众分析,之所以会产生恐慌心理,盖由于“吾国人往往以前此之叛乱举动视革命党,误谬之甚者也。此无意识之结果也”。

  请留意,西方现代心理学中有一个命题,叫做“集体无意识”,曾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引起学界高度关注和兴趣。而宋教仁几乎在世纪之初就已经提到了这样一个概念,值得学术界注意!这是题外话。

  言归正传。当然,这样的告诫,更多的是针对有钱人的。就在同一天、同一份《民立报》上,还刊登了一则署名宜楼,题为《有钱人少安毋躁》的“短论”:

  近日上海一般有钱人之思想,不出三途,曰:换钞票也;提存项(款)也;市金饰也。问其宗旨,盖或恐鄂乱波及,易于取携避难故。

  噫嘻!鄂乱岂能波及上海乎?使鄂乱波及于上海,则大局糜烂,何堪设想?虽有现洋、金银,去将安之?彼有钱人之纷纷攘攘,岂非庸人自扰哉?

  且非特此也,似此之纷纷攘攘,最易动摇市面,引起谣言。譬若波平浪静之长川,自使其搅起风潮,然首蒙其祸者,仍惟有钱人也。呜呼!有钱人其毋躁。

  在短论作者看来,似乎只要有钱人能做到“少安毋躁”,上海市面的稳定就保证了一大半。这里我们也可以稍稍观察到,辛亥革命的确是将“有钱人”看作革命的主体力量的,稳定了他们,就稳定了革命、稳定了社会。当然,这并不仅仅只是这位作者的愿望,因为谁都不愿意看到金融方面出现乱相。

  实际上,上海开埠以来,就以远东金融中心的地位闻名于世界,社会经济对金融业的依赖更非同一般。革命党十分清楚它的利害关系。继1911年10月23日发表《敬告居民》(一)后,第二天的《民立报》又发表《敬告居民》(二),就金融市场情况写道:革命党“亦以保全市面流通金融为要义”,作者呼吁:“是宜遍立宣讲所,将目前利害,剀切讲解,使一般愚无知识之人,悟拥守现资之种种危险,而幡然变计。则沪地商市,其稍苏乎。”

  比起变幻莫测的政局形势,以及时时在纷传的各种真假莫辨的新闻,这种劝慰文章,实在难以一下子抚平人们心中焦虑的波痕。

  所以仅隔一日,《民立报》(1911年10月25日)又以《敬告居民》(三)为题发表记者“短评”: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此方也,为近日之无端惊扰者曲曲写照。

  以钞票换现洋,亦自扰之一端。流氓强抢,扒手摸窃,以致所得不偿所失。嘻,愚甚矣!

  揆自扰者之心理,若以为最可靠者,莫如现洋。殊不知地方不靖,现洋与钞票一也。况现洋之更易肇事乎?

  记者所以不惮反复申言、剀切宣告者,亦冀地方居民,闻而觉悟,以镇定出之,无事惊扰也。

  针对市民与银行钱庄之间、银行钱庄同行之间的纷争之势,次日《民立报》又出现了一篇以《市面观—钱业宜照顾同行》为题的记者“短评”:

  银行银行,叫煞冤枉。钱业钱业,元气大丧。新币新币,须贴水。人心人心,复徬徨。惟(谁)令致之?言之可伤。始作俑者,实为钱庄。

  乍闻民军得武昌,钱侩遽起造风浪。云何中国各钞票,阿拉一概不收藏。幸而银行都殷实,初三日来信成等行,俱已安稳如平常。

  堪叹钱业无义气,居然绍帮挤宁帮。甬江望族叶与方,亦致受轧于同行。呜呼!兔死狐悲为同类,齿冷牙寒为唇亡。警告各钱庄,幸勿再酿大恐慌。

  记者曰:观于此,则数日间鼎鼎大名之各钱庄,搁浅者有十余家之多,可以知其故矣。

  1911年,上海起义期间临时革命政权――上海军政府成立前的11月3日,清政府地方官员同样关心时局和政权的稳定。当时上海道刘燕翼、知县田宝荣一方面加强对类似武昌暴动风潮的防范,另一方面分别照会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当局,要求派探捕在各轮船码头严密搜查,抓捕革命党人,也同样发布“安民告示”,声称湖北兵变,不日可平定,劝大家勿受惊扰。

  但在辛亥革命声势隆隆的枪炮声中,这样的“安民告示”,其声也嗡嗡,其势也微微,更阻挡不住陈其美、李显谟、张承槱们在上海的革命活动。

  对张承槱在辛亥革命上海光复行动中的作用,对革命军里这个人的影响力,孙中山多多少少有些忽略了,在后来的回忆录之类的讲话中很少提到他。孙中山对上海举义时陈其美的作用曾给予高度评价,而对张承槱却鲜有提及。他确实认为,辛亥革命中,响应武昌起义最有力、对全国影响最大的,当数上海。同时认为,陈其美在其中积极活动作用甚大,汉口一失,幸亏陈其美发动上海起义响应,从而由上海光复而再取南京,功盖于此。后来汉阳再失,党同志又以攻克南京为响应,革命大局,就此愈发日益振兴起来,这也是陈其美与上海所作出的贡献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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