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风云1911》：辛亥革命的重镇上海之十

　　确定进攻目标——江南制造局

　　形势已越来越明朗。上海是江南沿海的主要城市，如果上海革命党人起义胜利，武汉的革命军可以得到有力的声援，也会极大地鼓舞和影响江苏、浙江、安徽等省的武装起义。再则，上海还是清朝海军重镇，上海起义成功，清政府在长江的海军就失去依靠。上海起义的成功与失败，对于辛亥年中国革命形势有重大的影响。

　　这天上海革命党首领数十人又聚在一起开会，商议起义事宜。在这次会上，张承槱率领的敢死队被确定担任先锋。当天晚上，张承槱和刘福标在跑马厅附近的陈其美府上拿了四支手枪、十余枚炸弹。这点武器当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再想办法多搞点，刘福标说他那里还有几十把刀和一些飞镖。原来刘福标手下有不少人都是飞镖手，十步之内施放飞镖可说百发百中，刘福标本人就是一个神镖手。张承槱曾亲眼见到，有一次在郊外，刘福标当场投出飞镖击中一只逃窜的野兔。当时张承槱就对刘感叹道，希望在上海起义时，你的飞镖能击中刘道台！

　　第二天晚上，张承槱再次去拜访梁敦焯统领。

　　刚走到梁宅附近，恰巧遇到梁坐着包车回家，梁遂将张邀进家。

　　在客厅坐下后，梁先开口道，这几天革命消息很多，海军已由汉口退至九江。

　　张承槱又一次问梁，如果革命党在上海起义，统领将会作何举动？

　　梁警觉地看了张一眼，他没有回答，而是反问道，张先生与革命党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如此问？想来你一定与党人有关系，不然为什么大胆来此向我问这话。

　　张承槱依然没有向梁说出自己的身份，表示自己只是不想使地方上遭殃，这样做也是为梁统领本人安全着想。并表示，他只是一位热血青年，并非革命党人，更与革命党没有关系，因为看到革命党人不怕死，他们也是为了国家，所以很同情他们，所以才大胆前来请教梁统领。

　　梁敦焯想了想，却问了张一个问题：你估计上海会发生什么情况？

　　张承槱直言道，我看上海危险得很，恐怕大乱将至，日前叩见梁统领以后，在民立报馆告知他们（指报人――引者），他们都笑我蠢，为什么不大胆地问统领，对于革命党究竟是反对还是赞成，所以我今天来也是向统领问个明白。

　　梁敦焯意味深长地看了张承槱一眼，然后说，他近日接到任驻英公使的堂兄梁敦彦的电报，其兄在电报中给了他一句话，“识时务者为俊杰”，所以他本人是不想与革命党为敌的。他表示，如革命党找他麻烦，那他决不手软；若不在他的管辖区域内闹事，他就睁只眼闭只眼。

　　谈话有了这一结果，张承槱感到满意。向梁统领告辞后，他马不停蹄地赶到民立报馆。在楼梯上碰到刘伯泉、周锡三，他们兴奋地对张说，上海起义可以动手了；伍廷芳也已答应出面办理外交！想不到好消息都碰在了一起。张见到于右任后，这一消息得到了确认。于右任催促张可抓紧策动上海起义，以免错失良机。

　　于是，张承槱和曾孟鸣、陈其美、刘伯泉等人紧急相商。大家觉得高昌庙江南制造局储存着大量枪支弹药，吴淞口外泊着清海军五艘军舰，正等着将江南制造局储存的枪支弹药运往汉阳，接济清军。所以上海应尽快起义，并且首先要攻下江南制造局，防止那里的武器运往汉口。

　　对此，大家都无异议。要紧的是，一旦起事，至少要让梁敦绰做到“按兵不动”，虽然他事先曾对张承槱有过口头承诺，但事关全局，还得确认才行。当下决定，由上海同盟会以党人的名义，给他写一封信，主要内容是“内述我们党人准备数日内在上海发难，听张某说你并不想与党人为仇，将来定可与党人为友，大汉将兴，满奴应灭，应天顺人，请共携手，为国珍重，伏乞指示等语”。

　　第二天，这封信便由张承槱和曾孟鸣送至梁宅。与梁见面后，张觉得梁的态度较前亲切不少。张把曾向梁作了介绍，说，上海起义在即，伍廷芳公使也愿意出来担任外交工作，上海起义的大事必能成功。今天有上海革命党人给梁统领的一封信，特地托我们给梁统领送来，请梁统领看后给个回复意见，仍由我们带回去。

　　说话间，梁敦焯已拆了信在看。只见他一边看信，一边微笑着说，前日已经向张先生言明，今日何必再来问我。我没有信回，就请你们两位先生转达党人，在上海发难请勿侵我营地，彼此不相犯，等你们成功后，再来共图携手。

　　张、曾相视一眼后，觉得既然梁统领不想复信，但他的态度是诚恳的，有他的再次口头承诺也无不可。但又想到一点问题，便对梁说，统领意见已明白，很是感激，但不知部下官兵怎么看形势，统领是否已与部下意见取得一致。

　　梁回答，日前已与各营队长交换意见，他们都已同意按他的决定办。

　　与梁敦焯的沟通，不仅给了革命党启发，更使后者在解决此类问题时，找到了一把宝贵的钥匙。张承槱后来回忆，上海起义发动时，除了曾与据守在高昌庙江南制造局里的清军发生激烈枪战外，其他几处地方可以说兵不血刃即告成功，这都与革命党事先和梁敦焯进行了沟通，从而有了相应的默契有关。

　　然而，攻打江南制造局，毕竟是一场硬仗。

　　上海起义，终于开始进入倒计时。

　　10月中旬，上海的中部同盟会总负责人和南京、杭州两地革命党人商议后，决定先在上海起事，江、浙两省继而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