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风云1911》：辛亥革命的重镇上海之十二

　　攻克江南制造局刻不容缓

　　此时武汉前线战事吃紧。宋教仁于几天前抵达湖北，听说此前在上海所购的子弹，并没有能够及时运到这里，不知现在是不是还在设法，希望陈其美等人大力支援。另外，他写信给陈，希望及时告诉他上海及南京和安徽的情况。他在信中说，长沙、九江、宜昌、岳州已经被革命军拿下，眼下对于北洋敌兵应保持高度警惕。皖北柏文蔚那里不知是否已有动静？如有所行动，一出河南，就可以牵制北方的清军，否则单凭湖北革命军与清军拼战，恐怕最后会支持不住。

　　战况不容乐观，前方将士希望各处迅起响应和迫切需要武器支援的心情溢于言表。

　　同样的情状，在黄兴致潘训初等人的函中也有所披露。黄兴写道：自从在上海别后抵达湖北，眼见清军已占领汉口刘家庙，并且倚着租界设立炮兵阵地，革命军与之相持数日，尚未决出高下。昨日这里突然起了一阵大风，清军朝老百姓房屋发了好几发炮弹，但见火光熊熊，整个城市惨遭焚毁。我军也只得退守汉阳，尽力防御。只是由于我们的兵多是新招募来的，缺乏战斗经历，更谈不上经验，时间一长，难免经受不住。幸好有大队湘军及时赶来增援，以及江南各学堂勇士，暂时可以坚持。我来到这里，虽然已经亲历了两次战役，遗憾的是没能获胜，所以我亟盼南京和安徽，当然也包括上海赶快起义响应，断绝清朝海军后援，则我们也一定可以尽快打败这里的清军。

　　黄兴在这封信中，特别指出“绝彼海军后援，则易驱除也”。而此时最能遏制清廷海军的举措，就是上海尽快行动起来。再具体点说，就是黄兴寄希望于上海民军攻克清政府在江南的军火工厂――江南制造局。

　　清政府在上海的势力早已加紧防范。上海道台刘燕翼、上海知县田宝荣等连续发出《严禁私运军械》、《严密稽查革党》和抑制报章舆论等文告，并进行“布防”，在交通要道密查革命党活动。此时的上海，充满着紧张气氛，甚至不夸张地说，可以在空气中嗅出浓烈的火药味。

　　请看《严禁私运军械》文告：

　　沪道以川乱发起以来，沿江各处伏莽甚多，探闻该匪等所用枪械军火大都暗托奸商，以厚资在沪潜购，偷运接济。而武昌革党，现值事变之际，尤宜格外密查防范。爰于前日分别照会租界领袖及法总领事，迅饬捕房选派中西干练探捕，在于各轮船码头严密搜查，见有郑重物件装轮，务须详细稽查，以防偷运军械，接济匪党。并请新关税司，谕饬洋检人等，一体查禁。一面札行城自治公所，饬派侦探，在于华界南市各码头认真查缉，如能查获私运军械，自当破格从优给赏，以示奖励。事在军务紧急之际，慎勿视为具文。

　　可以看出，刘燕翼们极担心“枪械军火”从上海被人“潜购”后又“偷运接济”，流出上海，运往武汉前线，支持革命军。清朝政府很清楚，一旦武汉完全陷落，那么革命军沿江而下，上海被革命军占领也是早晚的事，这是清政府和其卵翼下的刘燕翼们最不愿意看到的。

　　此时，作为上海地方主要官员，刘燕翼要安定民心，遂发布了“安定人心之告示”。但“以安众心”只是一个方面，刘道台更担忧的还是如何保证不让江南制造局出纰漏。因为这一阵，他频频得到令他坐卧不宁的消息：

　　时有枪械军火被人“暗托奸商，以厚资在沪潜购，偷运接济”。枪械军火的源发地，就是上海制造枪械军火的大军工厂――江南制造局。

　　于是，一份《制造局之防堵》告示迅即出台：

　　江南机器制造局总办张京卿，自闻悉鄂省被革党扰乱之信，大局岌岌可危，连日在局严切防范。因局中关系制造军械，不得不竭诚加防。旋于前晚由江督张制军飞电沪道，转饬该局迅速严防。盖恐匪党乘隙窥伺，谋为不轨，殊于大局所系，未能玩忽，等因。京卿接到电饬，星夜传同炮队营帮带张雨春守戍及本局巡警处帮带李万有千戍等，各率兵警分投（头）防备。并以龙华镇子药厂更属紧要之处，着即督带添拨之兵士，赴彼加意防堵。须各荷持枪械，随带子药，以备急用。如有警信，着即飞禀传报，俾期临时筹备，毋得因循疏懈。至浦江中本有中国兵轮数艘，常驻局前保护。刻因分别调遣，亟应筹备防护之法，故已禀商海军都统萨镇冰军门，赶紧拨调兵舰来沪驻泊，严防保护。

　　显然，江南制造局在辛亥年上海的非同寻常，在这份告示中字字毕现，身为江南制造局总办的张京卿，还有刘燕翼们，此时都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邮传部也给刘燕翼来电，告知：“武汉下游各通商码头，华洋商贾甚多。现因乱事纷纷，乘轮赴沪，从中难保无革党乘机混杂而下，暗至各埠探听消息；抑或煽惑无知愚民，意图不轨。”

　　鉴于以上种种因素，上海防范更严了。即使是华洋客商出入码头上下船，也受到严密盘查，一旦发现形迹可疑的人，“即行扣留送究”。

　　然而，防范的中心仍然当数江南制造局。

　　张总办以信函的形式，及时向刘道台汇报：“以制造局为兵工重地，现届多事之秋，水陆兵防均宜严重。昨经商萨（镇冰）都统饬派兵轮二艘、雷艇一艘，分驻局前江面及龙华分局、浦东药库之间。而陆路虽有炮防分设驻巡，并调淞沪巡队分驻龙华，惟浦东门户洞开，藩篱空旷，防不胜防，设遇事端，兵力尤虞单薄。昨经电恳陆军部飞电江督，转咨江南提督并行淞沪巡队，如遇有事之时，准由制造局随时电调兵队，以重陆防。当奉陆军部电开：已电江督照办，并奉督宪码电，布置甚妥，已照来电分电各处一体照办，各等因，先后到局。昨日又准江南提督电称：已飞电提右营迅派炮船六艘，督率弁兵，配足子药，驶赴制造局防守，仍可准予随时商调，等语。现拟仍请贵处札行淞沪巡防队查照，设遇有事之时，准由敝局随时商拨兵队，统由上海西路总巡苏参将绪谟节制调遣，以归划一，而重防守云云。”

　　此时的江南制造局早已成清政府在上海势力加以防范的重中之重。

　　紧接着，1911年10月31日《申报》赫然刊出关于“江南制造局戒严”的告示：

　　江南制造局，现已加倍戒严。星期日复由松江派来兵士二百五十名保护火药局。综计驻扎该处之兵，共有一千名。招商与广济轮船现停泊江南船坞，拟载军火运往天津。其已装入船中及待装之数，有来福枪三千支、子弹三千六百箱，每箱装弹千枚。闻除制造局接有上海革党警告外，招商局亦接有同式之警告，谓该局如承运此项军械，则惟该总办是问云。闻制造局现将制造子弹之机器卸去，防为革军所得。

　　其实这些信函、文告中透出的信息是，清政府及其在上海的势力，再怎么样对江南制造局实行“加倍戒严”，也根本无法阻挡“革党”的力量对这一目标的冲击。就像辛亥武昌首义前夜在武昌俄租界一幢房屋中，孙武手中的炸弹不小心爆炸虽为偶然，但武昌起义的枪声注定会响起绝对是一种必然。

　　正因为如此，即将在江南制造局内外揭开帷幕的那场激战，注定会成为上海光复的决定性战役。

　　在这场战役打响之前，有必要对江南制造局在上海建立的历史作一番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