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风云1911》：民军的力量之一

　　一百四十年前，江南制造局在上海的出现，开创了中国近代化军事及民族工业与其他多项文化事业之先河。

　　江南制造局作为清政府直接管辖的军事工厂，其主要官员，多由制造局所在地方政府行政官员如江海关道、苏松太道兼任。江南制造局第一任总办就是由当时的苏松太道丁日昌兼任。督办是总办的上司，由更高一级政府官员兼任，如两江总督，南、北洋大臣，或直隶总督。如曾国藩、李鸿章就分别担任过江南制造局督办。

　　江南制造局筹创，曾国藩采纳容闳的建议

　　有关百年前上海光复的史事，尤其是辛亥年发生在上海江南制造局的这场惊心动魄的战役，藏于上海市档案馆的《江南机器制造局档案》里都有蛛丝马迹可寻。这批档案的内容包括文献与图片、照片及其他。档案是历史的沉淀，沉淀的历史。顺着这些档案昭示的内容进行解读，可以对江南制造局的历史有所了解。

　　江南制造局刚开始筹创时，名称叫“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但是它的创建，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酝酿过程和具体探索过程，追溯起来，还得先从一个人谈起，这个人就是晚清湖湘大儒曾国藩。

　　曾国藩是个颇具争议的人物，史学上对他的功过褒贬往往大相径庭。他是湖南省湘乡人，原先只是个乡村小秀才，但是极其聪明和勤奋，深厚的国学根底和对新事物的敏感，在他身上融为一体。在他的官宦生涯中，对内与太平军，对外与列强都曾有过正面交锋。当时太平军有些部队已使用洋枪让使用弓箭刀矛的曾国藩的湘军屡遭重创；与外敌交战，土制枪炮在洋枪洋炮的威力下，更不堪一击。这些沉痛的教训，让曾国藩对洋枪洋炮的认识，超越了当时一般有志之士单纯从国外“引进”的理念，进而想到应该尽快自己制造和拥有——“师夷智以造炮制船”。所以在1861年攻陷安庆后，他立即着手创办了第一个安庆军械所，试制武器和试造小轮船。同时也不忘广罗天下贤士和人才。

　　与江南制造局的创办相关的另一位同时代重要人物，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先驱、著名社会活动家、杰出的爱国者—容闳。

　　容闳，广东香山南屏镇（今属珠海）人，少年时代即接受西方教育，在美国耶鲁大学学成后一度回国。

　　容闳一生最广为人知的大胆举动，就是他竭力主张并促成中国幼童出国留学。容闳的许多建言献策，多关乎国计民生、社会变革，这对当时积贫积弱、千疮百孔的中国而言，功不可没。

　　晚年容闳曾经在国内对向他执弟子礼的刘禺生说过，你们年纪还轻，当好自为之，要天天想着自己是个中国人，天天为中国人做事，不要说大话，空话，要讲究实际。容闳说这番话时辛亥革命尚未爆发，但民众革命的浪潮已暗流涌动。容闳洞察到，清政府如能讲诚信仁义，以此作为行动准则，或可避免社会骚动；否则，总有一天会爆发一场革命，逼使清政府倒台。清政府一倒，后继政府如同样不懂得和百姓讲诚信，则天下大乱的日子也就快了容闳的分析切中肯綮，后来的事实也印证了他的预言。

　　中日骤起争端，事态尚未升级时，容闳曾向两江总督张之洞献策，条陈主战：一、我国兵力不足，应立即向英国贷款购买战舰，然后招募五千雇佣兵，由太平洋包抄日本侧面，使日本首尾不能顾；二、日本在朝鲜的兵力分散而薄弱，我军应海陆并进，以敌日军；三、必要时可暂将台湾抵押给欧洲国家，商借四万万美金，以作对日作战军费。

　　由于清政府主张议和，容闳的意见没被采纳。容闳1901年游历台湾时，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其时台湾被日本占领）这个当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的日本大本营留守参谋长曾问容闳：中日开战前，有人向中国政府献主战条陈书，不知出自何人之手？容闳向儿玉源太郎承认，是自己所为。

　　儿玉源太郎顿时露出一脸惊讶，旋即转为肃然起敬，并感叹道，如果阁下的建言被清政府采纳，中日甲午之战还不知是何结局。

后来，孙中山对容闳也是赏识有加。民国元年，孙中山致函已回美国的容闳，说民国建立后，处处需要人才，非常希望容闳能回来为建设民国建功立勋。

　　容闳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也颇多支持，尤其是物质上的支援。但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恐不胜其力，所以最终未能回国。仅过了四个月，容闳病逝于美国的寓所。

　　说来令人感慨，当年轰轰烈烈的太平军中，就有将领将容闳的建议拒之门外。容闳曾亲口告诉晚年时对他执弟子礼的刘禺生，有一年，他向太平军侍王建言：“谓立国在政在民，方能运用兵事，飘忽来往，虽军事大胜，天国何以为基础？亦旋得旋失耳。教政分离，适合中国民情。”

　　容闳一语道出了太平军游击战思想和教政合一的诸多弊端，消除这些弊端，是太平军的当务之急。不料这位太平军侍王却不以为然地回答他：“诸王皆谓大敌当前，所条陈者，暂作后图。”

　　容闳知道侍王的“暂作后图”不过是一种推托之辞，事实上他们根本无心理会他的意见，这不能不使他感到遗憾。

　　而太平军中像侍王这样的将领决非个别。如1860年，容闳在谒见干王洪仁玕时，曾贡献七条建议：一、 依正当军事制度，组织良好军队；二、 设立武备学校，养成将才；三、 建设海军学校；四、 建设良好政府，聘用富有经验人才，以备顾用；五、 创立银行制度，及釐订度量衡标准；六、 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以基督教圣经为主课；七、 设立各种实业学校。

　　不难看出，容闳的七条建言献策是针对立国为政而言，但他实在高估了太平军，后者既没有如此宏远的目光，更不会有如此重大的担当。所以对于容闳的建言，洪仁玕仅表示觉得确实有道理，但认为现在形势下，却不可能采用。说到这里，洪仁玕已不愿继续谈下去了。

　　有意思的是，容闳向太平军将领们献策频遭冷遇，但当他向太平军的死对头，时任两江总督、钦差大臣曾国藩说起治国之方时，出现的却是另一番情景，曾国藩“不觉心折”，以致有心“留汝（指容闳 —引者）将来办理外国事务”。

　　容闳究竟贡献了什么良策，竟使曾国藩对他如此动心？

　　1863年，两江总督曾国藩向回到国内的容闳接连发出三封邀请信，邀请他到安庆晤谈。曾国藩有心要从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容闳那里，吸取西方文化养料。因为两年前，曾国藩主持设立安庆军械所，就组织人力依照西洋之式制造轮船等，现在人才就在眼前，哪有不纳之理。

　　容闳应邀来到安庆后，马上向曾国藩及其幕僚们建议：“像中国这样的大国，需要许多初级和基础性的机器厂……有了这样的一座机器厂（当然是一座第一流的机器厂）以后，他们就能够把它作为母厂进而生产出其他的工厂—也许是更优良更完善的机器厂。”

　　在和曾国藩晤谈时，容闳再次提起了关于建立机器母厂一事，“中国欲建设机器厂，必先立普通基础为主，不宜专以供特别之应用……即此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以立一切制造厂之基础也”。容闳又“陈创办机器厂议。国藩喜，畀以全权，就上海高昌庙觅地建筑”，［注5］这就是后来建成的江南机造总局最初的动议。此前，容闳关于分批选派中国幼童到西方留学的建言，也是他提出后被曾国藩采纳并付诸实施的。遗憾的是，百多名中国留美学生在留学期间，因受在美华工禁约波澜的影响，被清政府召回国。

　　令人感到有些奇怪的是，容闳的一些治国之策，都无善终，或不被采纳，或即使被采纳，其结果多不尽如人意。前述向张之洞条陈与日主战是一个例子，派遣留学幼童也是一例。此外，如1896年，容闳建议清政府设立国家银行，户部尚书翁同龢、侍郎张荫桓大表赞成，但结果却遇到重重阻力，始终没能实现。也是在这一年，容闳担任建筑铁路的工程，计划从天津直达镇江，共计500英里，绕山东过黄河，结果却因影响德国在华利益，遭到德国抗议而中止。辛亥革命前五十年间的中国，推行新思想，推动新产业，实在“生不逢时”，内外受阻，何其难哉！

　　曾国藩采纳了容闳创立机器制造局（拿今天的话说，叫“中国制造”）的意见，并委以全权，于是，事情就有了实质性结果。江南制造总局在中国大地上的出现，昭示着中国近代工业揭开了意义非同寻常的一页！

　　曾国藩凑集了六万八千两白银，请容闳向国外购置机器，并物色机器工程师。容闳携款前往美国，最后在马萨诸塞州菲奇堡城选购了当时堪称先进的“制器之器”的母机运回上海，这些机器于1865年在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安了家。

　　此时，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已于1862年5月在府城松江创建了与安庆军械所相似的、以手工生产弹药的小型上海洋炮局。曾国藩曾嘱咐李鸿章，趁生产枪炮的有利时机，将轮船制造一事提上议事日程，组建江南制造总局，以为洋务自强新政之张本。他反复强调，制造轮船可以让中国人感到扬眉吐气，也可以挫败敌人针对中国造不出轮船所使出的阴谋诡计。

　　曾国藩无疑是晚清“自强新政”的倡导者和奠基人。战争使他深切领教了西洋船坚炮利的效用。他已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不尽完美，而西方经济中则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