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风云1911》：上海总动员之一

　　在进攻江南制造局，尤其是陈其美被捕之后，李燮和的作用就充分彰显出来了。冯自由《革命逸史》记载：“（农历）九月十三日（即1911年11月3日上海起义日——引者）其美先率民军敢死队冒险攻江南制造局，为清军所擒，锁禁一夜。燮和闻警，乃令所预约之防营管带陈汉钦率所部立即发动……”救陈其美脱离了险境。

　　黄浦江畔硝烟弥漫

　　1911年11月3日，张承槱率领的敢死队，就是奉陈其美命令，向清军盘踞的江南制造局发起进攻。结果进攻受挫，敢死队员死伤五十多人。随后陈其美便孤身入敌营，企图晓以大义，陈明利害，使敌人缴械投降。结果陈其美劝降不成反被拘押，如果不是李燮和率队进攻，及得到内应张杏村援手，差点命归黄泉。

　　要论攻打江南制造局的“首功”，除了陈其美，应该还得排上李燮和。只是谁也没有想到，辛亥年上海枪声一响，即已显露了陈其美与李燮和终将分道扬镳的某种端倪。

　　李燮和于辛亥革命前回国，在上海策动新军，本来已与陈其美约定共同起事，但夺功心切的陈其美以为上海起义唾手可得，竟不顾约定，提前一天进攻江南制造局。此举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在这样的大事上不守前约，贸然行事，是极不明智而且非常危险的。果然，后来陈其美差点连自己的性命都搭进去了。危急时刻，是李燮和急令光复军全力驰援，这才为营救陈其美赢得了时间。也许正是凭着这一点，光复后推举上海都督时，人们更多倾向于选李燮和。但结果却在刘福标枪口的威胁下，李燮和落选了。

　　这时又纷传李燮和自愿“让督”。对此传言，当时有很多人并不认同。作为亲历者的冯自由，在所著《革命逸史》中也写道：“燮和于辛亥上海让督一役，原非出自本愿。”

　　由于对这样的推选结果不服，李燮和在吴淞成立了军政分府，自任都督于是，独立后的上海出现了两个军政府。

　　革命党人陈其美的卧榻旁当然容不得也是革命党人的李燮和酣睡，他还对李使出了后来帮会中人惯用的伎俩—暗杀。李燮和命大，陈的阴谋没能得逞，但毕竟还是给吓着了。最后李决定避祸，离开了上海这块是非之地。这是后话。

　　上海商团的革命作用堪比军队

　　在进攻江南制造局时，上海商团的作用有淋漓尽致的体现。不夸张地说，它发挥了堪比军队的作用。上海商团何以竟会发挥如此能量？有必要先对上海商团的历史作一简单勾勒。

　　上海商团的创立，缘于清末政局的江河日下，国势日衰。想想也是，有清一代，自甲午以降，清军迭遭败绩，割台湾赔巨款以求和。接着又是闹义和拳、八国联军入京焚掠。等到日俄战争日本战胜俄国，更对大清国虎视眈眈……

　　在这样的背景下，“先是沪人士有鉴于国民躯体羸弱，精神萎靡，致蒙‘东亚病夫’之诟。欲图强国，必先强种，于是乃纷起组织体育会。先后成立者有（一） 沪南之沪学会体操部、（二） 南市之商业体操会、（三）沪北之商余学会、（四） 沪城之商学补习会、（五） 沪西之士商体操会，而沪北租界区亦有华商体操会（后编入万国商团而成中华团）。礼聘通才，研究武术，冀借以转移风气，而使一般文弱青年振作精神，趋向尚武。主其事者咸为社会闻人，时为中华民国纪元前五年丁未岁也”。［注3］上海商团的出现，尽管缘于国是政事，但其原本与辛亥革命并无直接牵涉。组织者的思想出发点，至多因不甘“蒙‘东亚病夫’之诟”，而“欲图强国，必先强种”而已。于是于1906年发起组成体育会，号召锻炼身体，研习武术。接着，沪学体育部、商业体操会、商余学会、商业补习会、沪西士商体育会等成员更广泛的社会体育团体相继产生，并由此成为上海近代城市文化重要的发端之一。

　　然而，希望通过“全民健身”来达到“强种”的目的又谈何容易。当时国人中最让人感到可恨又可怜的，莫过于鸦片的毒害。近人秦荣光《上海竹枝词》一针见血指出：“杀人无血一烟枪，煎海乾灯豆吐光。烁尽赀财吸精髓，弱民贫国促华亡。”这一年五月，苏松太道瑞澂奉令禁绝境内烟馆，限期肃清。但官方深知烟民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仅靠一纸禁令岂能一下子杜绝。而且还必须严防地方上的流氓趁机纠集烟民，挑起事端，引发暴动。于是官方通过商请，由总工程局总董曾少卿与城自治公所总董李平书进行商量，发函请五体育会会员共同进行巡防，以防出现社会治安不安定情况。五会会长接函后，即组织临时商团，设司令部，在禁令发布后连续昼夜分区巡防，总算保持了地方没有烟民暴乱之类的事情发生，烟馆如期禁绝。体育会作用如此之大，瑞澂闻讯，认为会员义勇可嘉，各赠银章一枚。乘势，五体育会联合，正式定名曰“南市商团公会”，各会会员每天清晨进行操练，以三年为毕业期，毕业后，由沪道发给文凭，升入公会为团员。这一来，其实也奠定了后来出现的上海商团的组织基础。

　　从“体育强身”的想法到防范流氓捣乱和破坏禁烟组织行动，再到联合全社会财力和才力的上海商会，我们看到了近代上海民间潜藏着的振兴国家、民族（也是为了自身所在的社区生活保障）的巨大社会能量。这中间是否也蕴含了上海之所以会成为中国近现代两次重大社会革命—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策源地之一的必然性因素呢？由是观之，也许可以说，其实上海于辛亥革命时期在政治上的崛起，早就在国人那些欲求健身强国并求“国泰民安”的潜意识中，于偶然中酝酿着它的必然性也未可知呢！由偶然到必然的过程，就像是一包炸药上的引信两端，从偶然出发引燃，最后必然会到达燃点引爆。

　　成立商团自然得付出成本，“请五体育会会员共同出防”；“组织临时商团，设司令部，分区出防，历三昼夜”；“各会会员每晨操练”等，哪一项都少不了要花钱。办公需要经费、出防和晨练需要购置器械、夜间值班也少不了夜宵……如果不是因为考虑到城区安全的重要性，它的组织者们一定不会乐意将大把大把的钱花在这上面。

　　但这样的付出还是值得的。事实上商团在维持地方安靖方面的作用，正在日益凸显出来，甚至代替了警察的作用，只要地方上一出现不安定的苗头，官方就请商团团员出面帮助维持治安。这一举措也得到县城百姓的赞同。当时沪南地区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杂陈混居，每到夜幕降临，常有歹徒在僻静角落拦路抢劫，甚或伤人，弄得人心惶惶。地方政府对此头痛不已，就请商团出面处理。于是，原本属于民间组织的商团参与了“官厅”事务，后者还提供武器，并发布公告：如果有匪徒胆敢与商团叫板，一律格杀勿论。

　　这一招果然见效，那些歹徒再不敢肆无忌惮地出来胡作非为，商团也愈来愈为“官厅”倚重。在瑞道卸任、蔡乃煌继任后，后者干脆呈请两江总督允准，给上海商团拨发七九步枪一百二十枝，子弹五千发，以专供商团公会随时出防之需，并同意五体育会自购其他枪械武器，作为训练新会员所用。

　　“官厅”如此做，难道就没想到防范革命党吗？当然会想到。在这方面，正如当年上海清真商团负责人之一的伍特公所分析的，“维时清廷防范革命党至为周密，而当局竟允以利器授予商团者，良由团员多邑人子弟，各有职业，且皆束身自爱，恪守纪律，一举一动，无可訾议故也”。

　　不过伍特公这话至多说对了一半，即当局所以如此慷慨“允以利器授予商团者”的用意或许确实如此，但以此揣度上海商团团员，显然低估了商团团员的觉悟。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事的遽变，他们的行事和作为，愈来愈凸显出从原先的单纯出于维持地方安靖，进而与革命党相通气的特点。这一点，其实伍特公也看得很清楚，他写道：“原夫五体育会之组织也，其动机出自爱国。乃自成立以来，屡受民党起事失败之刺激，而庚戌之年，英国占我云南片马，日本灭我邻国朝鲜，人心愤激，不可终日，忧时之士子于是益为国家之前途危。商团公会乃应时势之需要，除原有之基本队外，更置预备队。士商界之优秀青年踊跃加入，数达千人以上，乃分四处操场，从事训练。苦人众械少，不敷分配，乃轮流以用之，务使每一团员咸谙枪击之术。”

　　这样的活动，显然已经越出了仅为维持地方治安的情状。而此时英国、日本的居心叵测及对我国的觊觎，也已昭然若揭。也因此才有“士商界之优秀青年踊跃加入”商团的盛况。由五体育会肇始、发端，影响所及，已如水银泻地般渗透开来。流风所及，各界各业纷纷组织起来。先后设立的各类商团，大体数来，就有洋布业、水果业、豆米业、书业、参药业、花衣业、纸业、杂粮业、镌刻业、珠玉业、伶业。涉及的地区有沪西、闸北、沪城、南区、高昌庙、十铺、十五铺、十九铺、二十三铺、二十七铺、第一工商团等。此外还有商务印书馆体育部、救火联合会体育部等，真可谓云蒸霞蔚，盛极一时。名曰商团，其团员实兼及工商士各界。团员约五千余人，大多数人都满怀爱国热诚，此间无论春夏秋冬，寒来暑往，他们中大多数人都能坚持每天清晨勤操习武，缺少操练的枪械，他们就以木制枪械代替，夜晚则在会所集中上课，听教练员讲解《步兵操典》。他们的服装配备，也多由各人自行购置，而且还要每月缴纳会费，但大家躬行于此，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堪称众心一致，朝气蓬勃。后来这支队伍在光复上海时能够作出贡献，很大程度上与它那时候所打下的牢实基础有关。

　　由此可见，此时的上海商团，对上海社会的作用已从简单的维持治安提升到了与革命党活动相配合了。而且它的力量确实也已不容小觑。难怪在进攻江南制造局时，它会成为一支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