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风云1911》：政权结构中的实力与较量之一

　　经历了江南制造局一役血与火的洗礼，无论于上海民军还是商团，无疑都是一场生死劫。对幸存者而言，理应对这场革命肩负起更大的担当，这样才对得起逝者。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事情似乎并没有朝着这样的逻辑发展。因为在接下来选举沪军都督一事上，竟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其过程也堪称激烈。

　　权力不能有真空地带

　　当年的亲历者贾粟香在事隔七十年后的那次座谈会上回忆起来，仍记忆犹新：“不知为什么，制造局攻下以后，倒有人恐慌起来，搬到租界去。李平书一看情形不对，在第二天（农历九月十四日）召集地方自治机关、商会、救火会在海防厅署开会。那时，我在敬业学堂教书。制造局攻下以后，大家都无心读书了，停了三天课（农历九月十四、十五、十六）。我晓得那天要选出重要人物，就去看看情形。到了海防厅，看见李平书、顾馨一、姚文楠、李英石、穆恕斋都在场。我是一个不速之客，李平书见了我，点点头。穆恕斋就对在座的（人）说：‘今天的会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参加的。’我也不理他。开会了，先举出李平书为民政总长，举穆恕斋管警察，王一亭管财政，葛尚聪做审判厅长，大家都赞成，于是举陈其美为军政长（这个意见是谁提的，我记不起了）。快要散会时，忽然又出来一个不速之客，他站在会议室当中，摸出手枪在桌上一拍说，上海与中国全局有关。武昌起义，选出鄂军都督，声望不小。陈其美昨天吃过大苦头，现在给他一个军政长，太不公平，不足以响应起义。大家听了都不响，这人又说，他看应该组织都督府，要陈其美做都督。没有人反对，大家一拍手，事情就停当了。” 就此可以明白，上海光复以后，革命者开始面临着如何组织一个权力机构，以及这个机构中的权力分配问题。

　　1911年11月3日上海起义，6日成立沪军都督府。但即使在这短短的三天间，也没有权力真空地带。指挥起义总得有个核心组织，少不了要有召集者，当时革命党人即以“军政府”、“中华民国军政府”、“上海军政分府”等名义，召集并以此名义发布文告，否则上海起义队伍就成了群龙无首的散兵游勇。

　　上海起义队伍是有相应的组织和行事纪律的，行动事先也都有策划。虽然说不上怎么周密，但尚不乏严谨。如为了不致因起义而影响商市和社会秩序，革命党人即以“中华民国军政府”的名义照会上海商务总会，表明，本军政府为了光复祖国、拯救同胞起见，不得已而动用兵力。自采取军事行动以来，东南各省，以及鲁、晋、陕等地相继响应，满清政府垮台已是指日可待。上海乃是中国与西方交往的大都市，城市安全十分重要，为了避免出现非常情况，本军政府特收回地方管辖权，并将尽全力保证中外侨民的人生和财产安全。上海商务总会既为商界总机关，则希望你们在各商家多发传单，进行宣传，务必请大家多多配合，维护社会稳定。这次上海起义，是为了推翻清王朝，义师所到之处，对百姓的一草一木秋毫无犯。经商的仍然经商，作工的仍然作工，千万不要惊慌害怕，以免影响正常贸易……与江南其他城市不同，上海还有一个特殊情况，那就是租界里生活着不少外国人，尤其是洋商。革命党显然不愿看到洋商在上海光复中，与清政府站在同一营垒。所以他们同样以军政府的名义，通告在沪外商不要协助清政府。李英石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比如 11月3日上海起义这天，租界里的外国武装“万国商团”派兵进占闸北区沪宁铁路上海北站。4日上午，李英石得报后即派闸北商团尹村夫、吴龙泉以民军代表的身份，与沪宁铁路车务总管英人濮爱德交涉，提出四点要求：一、易帜；二、撤走万国商团；三、改归民军接防；四、供应军运（沪宁铁路因向英商借款建筑，车务总管由濮爱德担任），并限万国商团十二小时内撤出，届时民军将进驻车站。

　　当晚十时，闸北商团进驻沪宁铁路上海北站，将悬挂的龙旗撤下改悬白旗。李英石派尹村夫指挥沪宁铁路运输，领导商团控制军运。由于李英石在上海光复后的一系列有力举措，才使得万国商团不敢越界出兵。

　　上海起义就这样一步步走向了成功。尤其让起义者欣慰的是，清军还给他们“留”下了一笔可观的库银！李平书在《且顽老人七十岁自叙》中也提到：“自武昌首义后，江南制造局奉两江总督的命令赶造军火，九月初，由苏藩库领到库平银十万两，张总办与我商量后，为谨慎起见，决定先在租界找个安全的地方存放这笔巨款。我打听到贞吉里正好有一处空屋，而且紧邻我的寓所，于是就把这处空屋租了下来寄放这笔钱，另外还派了四名局勇守卫，这件事外面很少有人知道。农历十四日早上，沈缦云、王一亭与我商量筹饷救急的办法，当我告诉他们有这笔巨款时，他俩顿时喜出望外，于是连忙催促我带领浙江旅沪同乡会的几个朋友，一起去取出这笔巨款，然后转存到东方银行，既安全，又有利息得。这笔钱也成为上海光复后，第一笔大宗财政收入。”

　　革命显然也不能没有钱，尤其是在上海光复之初。一部分人员的去留问题，就必须靠钱解决。李平书在会见部分“营弁带同排长”时，就明确告诉他们，愿意留下的，便可按规定供给饷银，希望回老家的，则悉听尊便。大家尽可自由选择。而知道留下来有饷银可发，所以许多人都表示愿意留下。于是这部分人员就被派往龙华寺驻扎。

　　翌日清早，李平书等人在小南门内救火联合会设了个办事处，接待来访人员，处理城里面的各种事情。此时各路敢死队都聚集在求志书院，他们有人有枪，有人无枪，臂上统一缠着白布，足有一千多人。当他们得知这里有饷银可发，不少人便纷纷前来索饷。李平书只负责民政事宜，饷银属于军务，他并不干预。但考虑到眼下还没有选出总司令，李平书还是为这些敢死队员筹措了一星期的伙食费。他让各队推选两名代表，然后由推选出的代表统计各队人数、头目姓名，之后便根据核对后的名单，发给每人七天伙食费。并郑重叮嘱，不得扰害百姓……

　　李平书在这里说出了一个情况，即“目前未有总司令”。这个“总司令”当然系指此时此刻的最高指挥官。光复后的上海的确面临一个权力分配问题。

　　上海光复后和武昌首义成功后的权力分配出现的情况恰恰相反。黎元洪的受拥戴，最初完全出乎他本人意愿之外，而且他压根儿就没有想过。所以当“至高无上”的权力突然像天上掉馅儿饼一样真落到他头上时，他显得那样惶恐；而且那完全是他当时的真情流露，丝毫没有作秀成分。此中关键，主要是那些起义者当时谁也没有权力欲望，他们的满腔热忱和一派率真也由此可见。

　　上海光复后，在权力分配问题上之所以与武昌首义后形成反差，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起义者的成员构成太过复杂。武昌首义者主要成员为湖北新军。他们有“推翻鞑虏”之心愿，却无“建立民国”坐交椅之欲望，黎元洪当时的身份又恰是朝廷命官，起义者不把他打倒在地，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已属万幸，焉能再去想其他好事。且不说黎本人不是权力欲很强的人，即使有，此时此刻于他也属非分之念。世事的吊诡就是这样，你不想的，偏偏找上你；你拼命追求的，往往差强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