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风云1911》：政权结构中的实力与较量之三

　　上海出现了两个军政府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自国外乘轮船回国。

　　抵达上海时，由李英石统领的商团担任警卫。李英石还当面向孙详细汇报了上海光复经过，以及援宁、组织北伐及进军计划。李还主动请缨北伐。

　　孙中山听罢李英石汇报后，对他说，上海是革命根据地，关系全国，影响巨大，一定要加强“沪防军事重任”，并敦促尽力组织兵源支援各省，以期光复全国。

　　不久以后，当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特传檄调上海商团担任大典时的警卫，并委任李英石为总统就任大典临时警卫司令。孙中山对上海商团和李英石的信任，由此可见。当然，这是后话。

　　且说李燮和后来出现在吴淞军政分府任上，倒并非如陈其美早已瞄准着沪军都督的交椅那样，很大程度上出于吴淞海巡盐捕营统领朱廷燎的意志。朱出此举，也是为李鸣不平，于是才另外在吴淞组织军政分府，推举李燮和为都督，并受命于江苏都督程德全，光复军司令部就设在吴淞的中国公学内。

　　平心而论，陈其美当沪军都督确实并无不可，只是他决非这把交椅的不二人选。傅墨正老人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座谈会上说，陈其美是在日本学警察的。辛亥革命爆发前后，回国的士官生都很信任陈其美，所以陈就有了军事人员方面的支持。同时，陈其美在进攻江南制造局这件事上毕竟有功，所以许多人推他做都督了。当时新闻界也有许多人捧陈其美的。同盟会上海分部由陈其美主持，这些也都是陈得以成为沪军都督的基础。

　　问题是，李燮和既然在吴淞成立军政分府，自任都督，旁人就有充分的理由认定他对陈其美当沪军都督不服。独立后的上海出现两个军政府，让不少革命阵营中的自己人都觉得有些无奈。冯自由《革命逸史》记载，在辛亥年上海革命中，李燮和与陈其美各分途进取，李燮和联络的巡防营“尤为得力”。“（农历）九月十三日其美先率民军敢死队冒险攻江南制造局，为清军所擒，锁禁一夜。燮和闻警，乃令所预约之防营管带陈汉钦率所部立即发动，出其美于险，旋组织沪军都督府。各防军初推燮和为都督，陈汉钦为上海总司令。后以燮和与其美意见不洽，绅商各界多属意其美。陈汉钦从中排解，力劝燮和退让，以免内讧。时驻吴淞粤军济字营早受燮和约束，亦同日反正。燮和乃让都督于其美，自领所部移驻吴淞，另设军政分府，称吴淞都督，寻改称光复军司令。”

　　由于军饷不济等种种掣肘，李燮和的吴淞军政分府日渐难以为继。这实际上就是主政上海的陈其美在向他发出“走人”的信号。李燮和果然从此“闲居四载，尤郁郁寡欢，至是遂为杨度甘言所诱，先列名为筹安会六（个）发起人之一。民国五年袁世凯暴死，帝制瓦解，燮和愧见故人，自是蜷伏家园，谢绝世事。数载后以病逝世……”这是说李受了杨度的蛊惑，成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拥袁称帝，终为世人不齿。

　　不过在此之前，汉史氏著《吴淞光复军纪略》中提到李燮和让督系他“以身有所系，则不能再谋进取，力请逊贤……”之后，他就组织北伐队，继续他的革命生涯。现录于此聊备一说。

　　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座谈会上，余芷江发言中提到，当年李平书曾提出由钮永建做都督，因为钮是上海人。但钮本人却无心做都督，于是有人想提李英石做都督，结果也没成。

　　公允地说，上海光复，应该是同盟会中部总会与光复会上海支部，以及上海商团民军多方合力的结果。只不过陈之功在争取上海民族资产阶级支持和参与革命上树绩；李之绩则在策动淞沪军警反正上建功，上海商团则在担当上立勋，三者皆功不可没。

　　上海光复前夕陈曾秘密把追随他的几名亲信召集在一起，对他们说：今天武昌为首义之地，南京、北京现尚在满清政府手中，各省自然听命于武昌。而武昌起义者，又都是光复会人。再看长江一带，本来就是光复会的势力范围，今天他们以首义号召天下，如此下去，同盟会将无立足之地。所以我们出于为同盟会考虑，以报答孙中山先生多年艰辛，奔走革命，必须继武昌首义之后，也同样立奇功于长江下游。我的计划是从光复上海入手，接着陆续光复江、浙、宁、皖、赣以达北京，等到共和告成，同盟会即可在中国成为占绝对政治优势的政党，我们也就可以没有遗憾了。今天武昌军政府令李燮和以总司令的名义来沪，要协助我们光复上海，其用心可想而知，何况李燮和又是陶成章的亲信。

　　陈在这里特别提到了李是光复会元老级人物陶成章的亲信，而陶当年正是作为陈的政敌，被陈派蒋介石在上海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刺杀的。当年的同盟会会员周南陔后来也回忆道，在联络军警准备举义时，陈其美曾密令他利用同乡世交关系，把已被光复会联络好的吴淞炮台总台官姜国樑“拉到同盟会这边来”，以做到“要姜完全接受同盟会的调度指挥”。知道姜已与光复会交好，陈并不以为然，说，“姜已得了光复会一笔钱，这不要紧，同盟会还可出更多的运动费”，且叮嘱道，“事关秘密，不可稍露风声”。可见陈其美对李燮和早已心存芥蒂。

　　只要回顾一下陈其美策划上海起义的过程，就可明白，他为何有此想法。如他甫到上海，依赖的首要力量就是帮会。尤其是青帮，而青帮又很看重门第，排斥异己。只是在上海起义这样的大事上，陈其美深知需要多方合力方能成功。况且武昌首义后，李燮和以“长江下游招讨使”名义筹划上海起义，是受到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的札委，师出有名。

　　事实上光复会在上海举义中也确实作出了很大努力。1911年7月下旬，光复会成员陶成章、李燮和、尹维峻等人在上海法租界平济利路（今济南路）良善里成立光复会上海支部，以李燮和为总干事，对外称“锐进学社”，发行《锐进学报》，并在杨树浦及法租界喇格纳路（今崇德路）设立秘密活动机关。李燮和非常清楚上海光复的重要性，深知淞沪乃东南门户，许多货物资源进出都得通过这里，占据了这块地方，则整个长江以南也就尽在掌控之中。但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上海起义，江、浙两省必须响应，“不得苏、杭响应，事终不成”。于是就有了光复会成员或分头出发，进行联络；或留在上海招募敢死队，组织光复军；或竭力做淞沪军警策反工作的一系列举动。后者阵营中的陈汉钦、黄汉湘、朱廷燎后来都加入了光复会。

　　上海起义，陈其美和李燮和原本商定上海跟随江、浙“视南京举动”，毕竟上海“人械兼乏”，“且宁、杭近在咫尺，咸驻有重兵，朝发暮至，苟鲁莽轻举，难奏肤功”。只是后来事态的发展出人意料，武汉战局突然告危，原计划的南京新军第九镇起义又因事泄而流产。以致宋教仁、黄兴于10月底11月初从武汉连连驰函告急，称他们那里战事正吃紧，盼望各处赶快起来响应，尤其希望南京、安庆有所动作，杜绝清朝海军的后援。此时，局势危急已益显出明朗化，如果东南诸省再不迅起响应，武汉之危则无法缓解……

　　在此情况下，陈其美与李燮和于11月2日在民立报馆议定，改变原定方案，决定3日午后四时，上海起义，苏、杭随即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