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风云1911》：政权结构中的实力与较量之七

　　上海各界踊跃募捐助饷支援革命军

　　除了参军或组军外，当时上海呈现出热烈场面的，还有红红火火的募捐运动。募捐的红火，凸显出了这场革命运动深受民众支持。

　　上海光复后不久，沪军都督府宣布废除厘金和落地税，财政开支依靠发公债、发行军用票及募捐三种办法。但军费开支浩繁，为了多募款项，专门组成了“南洋募饷队”，往南洋一带招募。队长就是把李平书介绍给陈其美的银行家沈缦云，书记徐久成，会计庄希泉，庶务兼翻译孔文相。为设法筹饷，当时想了很多办法，开辟了多种渠道，除了直接募款，还运用了节费助饷、售物助饷等等。

　　节费募捐发起人为胡寄海、虞洽卿、袁恒之。所谓“节费”就是节约个人费用的简称。他们在发表于《民立报》上的《节费助饷会缘起》一文中指出，自从武昌首义爆发以来，许多有志之士奋不顾身投身战场，以血肉之躯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他们这样做，完全是为国家，为所有同胞啊！正因为清楚这一点，所以胡、虞、袁呼吁，在此情况下，如果我们大家不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以有所贡献，那还讲得上什么人格？何况两个月下来，武汉一隅，相峙不下，军需饷项，已是万分迫切，其势日益见危。同胞们如再不伸出援助之手，万一大局瓦解，那时再后悔就晚了。为此，我们特地拟定了几条办法，希望大家节省个人费用，视各人情况，尽力帮助前线军队。

　　他们倡导的措施是：一、于每一行号之中，自经手以至出店，愿认月捐者，每月不拘多少，随愿乐助，此为月捐；二、每个行号放置一个木匣，每人每天以捐一枚铜元为基数，多多益善，此为日捐；三、此款按月汇总，由各业各行号直接送东方、汇丰、麦加利等各银行代收捐处，并出具收条。

　　此议一出，立刻得到各界热烈响应，捐赠踊跃。

　　除了捐款助饷，还有售物助饷，发起人是邵廷玉。

　　邵也是一名商人，他在“售物助饷会公启”中表白说，自武昌首义以来，人心思汉，如今南方大局虽定，但北京清廷老巢犹在，我同胞卧薪尝胆、助资助力正其时也！而因了各种原因，邵廷玉和许多有心捐款却无余款可捐者一样，深感愧疚。为了有所弥补，发起售物助饷会，希望同胞们或以货品，如绸缎、布匹等；或以饰品，如金链、珠翠、象牙扇、戒指等；或以衣服，如皮、棉、夹、单……均可送会变售，作为饷银，这些东西对捐献者而言，搁着也是放在家里，而对前方军队来说，对他们的帮助可谓大矣！

　　这一举措其实就是义卖义买。而且邵本人带头拿出自己的好衣服、珍藏象牙扇送到待售处。整个义卖义买过程有人监督，还请军政府派人监视。其事务所就设在大马路（今南京东路）虹庙对门三层楼的惜阴公会内。

　　募捐规模较大的团体有上海军事募捐团。发起人为方樵苓、陈文鑑等。成立时不但刊登广告，还发布启事和简章。不过社会募捐之事随即纳入正轨，仅月余，因各省军政府均设立了中华民军协济总会，作为统一募饷机关，民间“军事募捐团”等组织即告取消。

　　除了这些组织外，以行业、乡帮和个人名义助饷的也有不少。如当时的“天水秉安记”大热心家慷慨捐饷银五万两，水木工业、油豆饼业、洋布业、旅沪广帮、纱业同人、泉漳会馆、洋广北货海味业、骨器业、绍酒业、三元宫怀安堂、沪北钱业保安会、山东旅沪商学界、洋药公所、红帮成衣业等等，都慷慨相助。其中山东旅沪商学界的王瑞芝、王修五等人格外热心此举，分头到同乡所开的各家商店劝募，同乡也都慷慨解囊，有好多人一家独捐达千元。

　　上海布业采取的是减薪助饷，他们中的发起人表示，现在清政府没有推翻，刻不容缓，军饷和军火，都需要钱款。我等同人在上海经商得以安居乐业，自愧不能荷戈执戟，身临前线杀敌。近闻各业皆有减薪助饷之举，我等都是国民一份子，应该积极响应。除特别捐助外，另希望各位同人再按饷月减薪一二成……虽说这只是杯水车薪，无济大事，但毕竟集腋成裘，聚沙成塔，于事不无小补。

　　在这样的队伍中，同样不乏巾帼。如女子后援会、女子协赞会等等。前者系由唐群英、张汉英在沪发起成立。唐系东京女留学会会长；张系河南女子师范学堂监督。她们订立有严格的简章。《民立报》1911年11月23日报道，武汉首义后，唐、张二人来沪，打算召集女界热心人士，组织女子后援会，开往各处护理民军受伤军士。同时组织人员至各省筹款，以接济军饷。

　　女子协赞会则是由上海女界名流伍廷芳夫人、唐露园夫人、钱念劬夫人、沈缦云夫人、姚蕙女士、唐金铃女士、吴畹九夫人、王嵩龄女士、程颖女士共同发起。该会得到苏浙沪都督府承认，事务所设在上海西门外黄家阙路务本女塾内，同样也都订立简章，运作十分规范。

　　在热火朝天的募捐运动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量普通上海市民的义举。他们中有工人、学生、妇女、儿童和教师，新闻出版行业和戏剧演员也都积极参与其中。

　　一个叫刘保昌的商人，因为积极上街劝募，还遭到租界巡捕拘押。原来刘保昌等人在泗泾路立大洋行设立劝募军饷办事处，这里是公共租界。刘在向一些商号募捐时，被外国巡捕看到，说他有违章法，将他抓去会审公廨审问。当时会审公廨中国谳员关炯之向刘问明情况后，觉得他这次募捐，确系出于军需，故不应属于违章。但关谳员也告诫刘保昌，募捐应自愿，如果发现强募，被人告发并送进来，那就得照章办理了。刘向他保证绝无此事。关谳员于是就和英国审判官商量，最后释放了刘保昌。

　　有个叫程秋琴的普通妇女，在捐出一对金环、一只金戒的同时，还送上一首诗表达心迹：

　　千针万织苦勤工，积蓄金钗助军功。劝我同胞诸女士，大家灭满戮元凶。

　　扬州十日记伤心，嘉定屠城痛至今。胡虏汉奸齐斩尽，共和速睹快胸襟。

　　像程秋琴这样捐出金首饰的，还有李明卿；捐出外币的有石咏兰、朱金香等女性，她们都为辛亥年上海光复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正是这样的点点滴滴，汇聚成了辛亥革命期间上海的滚滚洪流。在这样的滚滚洪流中，多的是穷苦百姓，他们并不因为自己贫穷而放弃肩上应有的担当。

　　一名姓徐的穷苦人家的妇女即是其中之一。

　　那天黄昏，太阳落山的时候，一位一看就是穷人家出身的妇女来到民立报馆，她对接待人员说，她家穷，有心无力，拿不出更多的钱，现在好不容易凑了两块银元，想捐作军饷，因为不知道到哪里捐，所以想请报馆代她转交。接待人员答应了她的要求。在给她开收款收据时，问她姓名，妇女不愿意说。接待人员表示，收据一定要写，妇女才说她姓徐，名字则无论如何不肯说。

　　和徐妇女一样，在沪上人家帮佣的沈氏、凌氏、张氏、林氏、王氏、陈氏等妇女，也要为这场革命尽自己一份绵薄之力，想捐出一些帮佣所得的钱，因不知道捐款处，于是结伴来到民立报馆，请报社帮她们把捐款代交军政府。

　　可能由于组织工作做得不够周详，这一阵想捐赠助饷的人们，因为不知道具体捐赠处而来到民立报馆，请求代转军政府的不在少数。他们中多为妇女和儿童。五岁的金泽侯、七岁的金沛受到父辈捐资助饷的影响，将平时长辈给他们的零用钱、押岁钱捐献出来。

　　除此之外，通过各种方式捐资助饷的，比比皆是。如剪辫助饷（每剪一位，收取两角，剪下来的发辫也可卖钱）、卖字卖书画助饷、演戏助饷等等。在一系列的助饷活动中，引人注目的还有乞丐助饷。

　　1911年12月4日《民立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江湖落魄人也知大义》的报道，其中写道：

　　昨日旁（傍）晚有丐头某君，携银一元并手书一纸，谓系代某丐送来。其略云：仆亦大汉百姓也，前因不知自爱，以致落魄江湖，沿街乞食，业已数年于兹矣。近闻同伴争传武汉起义，各省响应。袁贼不仁，夺我汉阳。今正我汉族存亡危急之秋，仆不得执枪相助，灭贼复仇，退筹助饷，亦苦无力。仅集囊底钱，得银饼一枚，即请大主笔俯收，汇解军前，舒我积忱。此后积有成数，再当缴纳。函尾书汉丐二字。噫！丐者尚知大义如此，温饱之家将何如？席丰履厚、坐拥千金者，又何如？

　　这就是一百年前辛亥革命时期发生在上海的故事。当时上海民众为支援这场革命，积极进行募捐助饷，连乞丐都有慷慨义举！

　　不过乞丐怎会写得出如此生动、如此有文采的捐款委托书呢？或许是文人假托乞丐之名，或许是报社记者编辑受乞丐义举感动，代执妙笔也不一定。总之，可以想象，这篇文章当时一定感动了不少人，为民间的革命热情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