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风云1911》：政权结构中的实力与较量之八

　　剪去那条可憎的“猪尾巴”

　　与民众募捐的热烈踊跃相仿佛的，是轰轰烈烈的剪辫子运动。

　　清代男子脑袋后面留长辫子，是满洲人的习俗。满洲统治者入关以后，便强迫所有男子一律奉此习俗。这在西方人看来颇以为奇，所以嘲笑中国男子脑后这根辫子为“猪尾巴”。这让汉族男子长期以来觉得心里很受伤。尤其是一些明末遗民，多有拒不执行而蓄辫的。但这时候一个致命的选择便摆在他们面前：留头还是留发？换言之，即“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所以后来当他们发出“驱除鞑虏”一声吼时，潜意识中肯定也有倾吐出长期郁积着的对这根“猪尾巴”憎恨的快意。

　　现在好了，上海光复，终于可以长长地吁一口气，然后痛痛快快地剪下那根令人憎恨的“猪尾巴”了。

　　辛亥年以前，上海曾有一家华人开设的“成记”新型理发店，坐落在三马路（今汉口路）新闻报馆隔壁，是专为出洋回国的留学生和归国华侨服务的。老板姓笪，江苏句容人，以前在英国领事馆内理发，辛亥那年已近五十岁。辛亥革命风起，一时前来剪辫的男子使“成记”理发店从早到晚门庭若市，让他着实赚了一把。

　　活跃在上海这块土地上的人，都是懂得生意经的。很快，上海街头一下子出现了许多流动剃头担子，这些剃头担子上皆竖有一根小旗杆，顶端有一木制方斗。原来清代官署辕门前都竖立两根大旗杆，顶上有木制方斗，以示威严。剃头担子上设此标识，显示剃头匠有代政府强制剃人发辫的权力。这也堪称是剃头匠在当时的一项“特权”。据一些当事人回忆，时风所及，只要谁拿着大剪，都可以行此行当。辛亥当年，南京路上就有三五一伙、五六一群的人，手持大剪，见有蓄发辫者，便一拥而上，强行为其剪辫子，不从者不让走。于是凡被剪者剪后无不抱头鼠窜，狼狈而逃。有人挣扎反抗，常引起围观，秩序极乱。因事发于租界，最后巡捕出面干涉，事情乃止。

　　当年在南京门帘桥江南高等学堂求学的上海学生施养勇曾回忆，当时听到伍廷芳在上海发起剪辫子大会，上海学生群起响应的消息后，异常兴奋，当晚自修时间，他们寝室六个同学互相鼓励，并以实际行动表示拥护，决定把多年长垂脑后的辫子立即剪掉。当他们出门，经过邻室时，见一个名叫谭颂贤的同学正专心致志地伏案读书，于是互相使了一个眼色，便由一个同学转到谭同学身后，不等对方察觉，只听剪刀咔嚓一声响，谭同学脑后那根“猪尾巴”一大半已被剪断了。好在谭同学也不生气。一群年轻人随即一起出门，去学校对面一家理发店打理已剪去辫子的头发。

　　可能强行剪辫情况有愈演愈烈之势，不利于社会安定吧，1912年1月1日，《申报》终于又以陈其美的名义，用琅琅上口的打油诗形式，发表《禁止强迫剪辫告示》：

　　通知民军人等，起义皆重文明。至于劝剪发辫，各界早表同情。以示全国一致，免被外人笑评。犹恐愚夫俗子，程度未能均平。故不强迫从事，但保社会安宁。近闻各军兵士，未免过分热心。硬剪行人发辫，以致议论纷纷。责成各军官长，火速查禁无徇。商人亦宜自爱，兵士勿再越分。本府令出法随，其各知悉凛遵。

　　但凡一场革命运动起来后，在很大程度上，只要看民众反应如何，便很可以看出民众对这场革命的拥护程度；如果再仔细分析民意所包含的层面，是在一个怎样的范围内，更可以察知这场革命运动在民众心目中的分量。现在从上到下，从上海到外省市，从绅士到帮佣，从教员到乞丐，人们对辛亥革命的热心参与、热情投入，无不凸显出他们对这场革命成功的热切向往。

　　辛亥革命初起时，领导人的思想和认识存在偏颇，以及由此出现的宣传误导，使很多人的思想认识仍停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层面上，目光所及，看到的多为“满虏”（“鞑虏”），而不能辨识其中应有的政治实质。但不管怎么样，这场革命在上海激起的回响，毕竟震动了江南大地，震撼了大清王朝在江南的统治基础。有研究者指出，上海是国际著名的通商大埠，向为中外瞩目，“武汉之初举义也，局于一隅，势不可以持久，欲得下游要害为根据地以壮声援。上海为长江门户，百工商肆所辐辏，交通之便，为东南各埠冠。以毗连租界，欲取之，而虑为外人干涉也。清军既出武胜关，与民军相持于夏口之地，胜负久不决，各国领事团遂认为交战团体，宣布局外中立。”辛亥年上海起义成功，租界当局采取中立政策，这对于正在与清军作战的武昌义军，对于纷起的全国各地起义，客观地说，是极为有利的。

　　上海是清廷军火生产的重要基地，上海起义成功，攻克江南制造局，遏制住了军火运往湖北支援清军。反过来这些军火为起义者掌控，又武装了民军。再则，上海作为长江的门户，起义成功，直接阻遏了清廷海军西援的企图，实际上也是对正感到吃紧的武昌义军的有力支持。

　　上海还是江浙政治、经济中心，上海光复，一定会在江浙激起反响，并导致连锁反应，这就为攻克南京奠定了基础。南京是清政府两江总督府所在地，不攻克南京，江南就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光复。

　　由此可见，再怎样评价辛亥年上海光复的意义都不为太过。正是有鉴于此，孙中山评价道，武昌起义，各省响应，吾党之士，“不约而同，各自为战不数月而十五省皆光复矣。时响应之最有力而影响于全国最大者，厥为上海。陈英士（其美）在此积极进行，故汉口一失，英士则能取上海以抵之，由上海乃能窥取南京。后汉阳一失，吾党又得南京以抵之，革命之大局因以益振。则上海英士一木之支者，较他省尤多也”。

　　辛亥年上海起义时，孙中山尚在国外，国内情势，尤其是上海的情况，他了解得并不是十分清楚、全面，所以他把上海光复的功劳都算在陈其美头上了。孙是同盟会领导人，上海光复后，主持沪军都督府的多为同盟会成员，陈其美本人又是沪军都督府都督，在向孙汇报时，肯定会有倾向和偏颇。上海光复，依靠的是以陈其美为首的同盟会、以李燮和为首的光复会和以李平书为首的上海商团等三支力量，若论上海光复之功，轻李平书、李燮和而独重陈其美，未免有失公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