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风云1911》：南京的召唤之二

　　进攻南京就在眼前

　　随着上海光复，进攻南京就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此时，清政府在南京的江南提督张勋拥有水师兵船甚多，分别驻扎无为州至六合一带，一旦奉令，可在几小时内集于南京。

　　上海起义四天后，南京制台衙门传谕：17日召开紧急会议。

　　会议由两江总督张人骏、江宁将军铁良以及张勋三人主持。出席会议的有江宁藩台樊增祥和金陵关道、金陵粮道，及藩台以下道、府、县等人员四百余人。上海方面也派代表虞洽卿、穆藕初等二三十人与会。据当时曾参加会议的两江总督文案王始吾记述，那次紧急会议似乎开得很糟糕。首先张人骏、铁良、张勋三个召集人就各怀心思：张人骏悲观，铁良灰心，只有张勋得意。以至会议开始不久，藩台樊增祥就撂挑子离席；紧接着，藩台以下所属道、府、县等一干人也相继拍屁股走人，包括王始吾。王始吾因要将一批重要公文一起带走，所以连行李一共雇了七辆马车。当这支马车队伍来到城门口时，城门已关，后来还是凭借他手持的兵备处火牌，才得以启开城门出城。

　　其实武昌首义甫一爆发，南京第九镇新军即起而响应。当时统领第九镇新军的是徐绍桢。徐绍桢，字固卿，生于1861年，原籍浙江钱塘，后改籍广东番禺。清光绪甲午举人，长于兵事，曾任福建武备学堂总办，江西常备军统领，后调任两江兵备处总办兼新军第九镇统制，驻南京。

　　其时徐绍桢已倾心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认为国事积弱，国家前途根本解决，非革命不可。所以在他统领的第九镇内，引进了像柏文蔚、赵声、倪映典、熊成基、林述庆等一些革命党人，且在两江总督端方指名逮捕赵声、柏文蔚、熊成基、倪映典等人时，徐绍桢均出手抵挡，使他们得以幸免。徐绍桢的行事，引起端方怀疑该新军中有革命党。

　　不久后，端方调任，由张人骏继任。张同样对徐持怀疑态度，且比端方更甚，他还秘密让江防营监视徐绍桢及其统领的第九镇新军。就在这时候，武昌首义爆发，张人骏不再信任第九镇新军，采纳江防会办张勋建议，将其他多支武装部队调至南京。即使这样他仍不放心，另外招兵买马，还招了江南、江北二千五百名饥民，编为十营，对他们进行简单操练后，便发给枪支，让他们执行警戒任务。

　　武汉街头交战正告激烈，南京城里又一下子出现了许多荷枪实弹的军人，加之又发布了戒严令，商民和百姓顿时一片惊惶。一些奸诈无赖之徒趁混乱之际，还干出杀人越货的勾当，更加重了人们的恐慌心理。此时谣言蜂起各银行钱庄、商铺店家，于10月25日集体罢业。宁沪铁路虽然加发快车，但想往来苏沪之间的乘客，还是有整天下来购不到一张票的；长江轮下等舱位的船票也涨到银币十数元，三日里，迁徙的居民达万户。城内外一到太阳西落，即实行交通管制，只有江防、巡防营的哨探、巡逻兵出现在街道、民居等地方……

　　这时候的新军第九镇已经深受江防营官兵排挤，体现在弹药配备上尤其明显。为此，徐绍桢特地找张人骏申请补充，张先不予理睬，被徐催急了，则回道，这事得报告军咨府（即参谋本部）。

　　但几天过去，张并无动静。

　　此时江防营、巡防营又补充弹药，每人五百颗子弹，这和新军第九镇士兵每人五发子弹比较，实在是天上地下。尽管徐和手下士兵一样心生哀怨，但此时的他尚未萌发起义之念。不仅如此，他还因自己仍为张人骏怀疑，想努力以自己的行动来取得张的信任。为此，他竟让属下各标营把平时用来进行实弹训练的弹药，全部缴还军械局，以示自己并无二心。但即使这样，张人骏还是未能对其释疑。这也很让徐窝火。

　　更让徐和他的将士们窝火的是，江防营还不时对他们寻衅滋事，或于黄昏太阳落山时，包围新军营，作要攻击状；或派持枪兵士闯新军营，卫兵欲阻拦，则作格斗状；新军兵士外出，又常遭他们围困……眼看将士们忍无可忍，冲突一触即发，徐绍桢从大局计，一再劝说将士们以忍为要。徐绍桢“谓督署适在城心，商肆辐辏；饷械局则邻近城南，且迩教堂、医院；防营驻扎之劝业场鼓楼等处，又密接各国领事署；祸居民则有戾人道，伤外人则易生枝节；矧军中乏弹药，短兵徒手，肉搏巷战，胜负之数未可知也”。但同时徐绍桢已在考虑率所部离开南京城，以避江防营锋芒。

　　恰在此时，江宁藩司樊增祥想促动第九镇起义，设计说动张人骏同意，将第九镇调往距南京城区六十华里的秣陵关附近。1911年旧历九月初九这天，当徐绍桢率部开向秣陵关时，张人骏做梦也不会想到，徐绍桢第九镇这一调防，恰是徐部走向不久后起义的关键一步。

　　据1911年任江浙联军秘书长和参谋次长的茅廼登、茅廼封《辛亥光复南京记事》一文记载，第九镇移师秣陵关后，江防营并没有放过他们，还派出间谍对第九镇进行刺探。江防营做出这样的动作，毫无疑问会引起本来就对他们心怀怨恨的第九镇新军的不满。更令后者气愤的是，时在京口驻防的旗人桂城又寻机携枪欲行刺徐绍桢，只因被人察觉，谋刺未遂，桂城本人也被拿下。大家同仇敌忾，群情振奋，希望徐绍桢率领他们尽快行动起来。徐绍桢终于被逼上梁山，由是举起了起义的大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