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风云1911》：新时代的复辟与反复辟之四

　　各路代表参会竟不终而散

　　关于此次议和事件，不少史书多冠以“南北议和”之名。但细加考察，便知似乎不够严谨，因为具有南北地域特征的“南北议和”谈判，在近代中国这并非绝无仅有的唯一一次，所以如笼统称之，就无法突出辛亥年史事的独特性。如就在辛亥革命发生后，1919年同样出现在中国南北地域上的意义完全不同的议和事件，不少史书也同样以“南北议和”称之。如1962年中华书局就出版有《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一书，其中所收朱启钤存文献就直接名之《南北议和文献》。而这一“南北议和”与本文前面所说的“南北议和”，就不是一回事。有鉴于此，本文对辛亥年南、北双方谈判，则称之为“辛亥议和”。

　　因了辛亥议和，上海再次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这次议和，最初由武汉发端，之后经过酝酿、局部和谈、全面议和，最后在上海画上句号。有学者指出：“整个过程时续时停，边打边和，曲折多变。武汉和谈达成的局部性临时停战协定只是南北双方初步的接洽，意向的磨合，上海议和是武汉和谈的继续和深入，是南北双方公认的全面正式的谈判，所要解决的问题则是全面性、根本性的，它将决定清王朝的命运，袁世凯的未来，同时也直接关系到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

　　起先黎元洪主张会议在武昌举行，十月中旬（12月初）革命军占领南京后，又由武昌各省代表议决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又提出将会址改在南京。其时津浦路尚未通车，南下代表于十月十九日（12月9日）先到汉口。此时正是初冬，武昌城内到处可见断垣残壁，瓦砾塞途，昔日闹市几成废墟，一派萧瑟。最后决定和谈在上海进行。

　　几天后代表们乘船抵达上海，由沪军都督府接待，到新开张的沧州饭店下榻。冯耿光、章宗祥、张国淦因嫌沧州饭店坐落在租界，常要受巡捕检查等骚扰，遂改搬到礼查饭店。

　　到上海后，唐绍仪没有住大饭店，而是借寓在戈登路（今江宁路）的英国传教士李德立（E.S.Little）的公馆，并以此地为办事处。李住的是一幢红砖洋房，周围都是菜田。李是个中国通，在中国做过英商代理，和唐绍仪早就认识。唐这次南下，也是李邀唐住进他的洋房。

　　1911年12月18日下午，辛亥议和谈判在上海公共租界大马路市政厅（即南京东路上海第一食品公司对面的红砖大楼内，后被拆）举行。南方首席代表为伍廷芳，参赞有汪精卫、王宠惠、钮永建，另有湖北特派代表王正廷、胡瑛。北方首席代表为唐绍仪，参赞为杨士琦、章宗祥、严复、张国淦等。英、美、法、日、德、俄领事也与会，李德立列席会议。这次会议双方讨论了停火及停火范围等事宜。

　　在接下来进行第二轮谈判时，双方商讨了国体问题。伍廷芳代表独立各省提议“废除满清专制制度，建立共和政府”；声明只要承认共和，则一切都可以商量，清帝退位也可以给予优待条件。唐绍仪对此表示赞同，但同时也提出，今日所言，十分赞成，只是应该给点时间，也可以劝劝朝廷。

　　双方于是达成协议：再停战七天。

　　说是来进行和谈，但代表们到上海后，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却接二连三地发生：有遭不明身份的人勒索的；有莫明其妙被拘禁起来的；有受恫吓要被强行剪辫子的，弄得代表们惶惶不安，或躲藏或离沪，不久便纷纷逃散。

　　惜阴堂与赵凤昌

　　就在辛亥议和双方代表坐在谈判桌前煞有介事争论商讨时，在一些非正式谈判场合，实质性的谈判内容却恰恰在那里商量着。“在市政厅里的谈判只不过是一种形式或者表面文章，在幕后举行的秘密谈判这时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就在12月20日这一天，黄兴的代表顾忠琛在甘肃路文明书局经理室和清军代表廖宇春接触，当场达成协议五条：（1）确立共和政体；（2）优待清皇室；（3）先推翻清政府者为大总统；（4）优待满、汉两方的将士，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5）召开临时议会，恢复各省秩序。”

　　就在顾忠琛、廖宇春签订协议这天，伍廷芳、唐绍仪正在举行第二轮议和谈判。黄兴明知辛亥议和在进行，伍廷芳为南方全权代表，却又私许顾忠琛与廖宇春暗签协议，这又是“唱的哪一出”啊！

　　其实，各方议和期间，唐绍仪与北方也保持着密电联系。当时在北京邮传部任职的梁士诒，实际上就是袁世凯的秘书长。密电往返由唐、梁直接掌握。唐身边的电报译员姓区，每有电报，由区译出交给唐。唐看后，再视情或交与北方代表看后商议；或径直去给一个名叫赵凤昌的人打电话。

　　唐绍仪为什么要给赵凤昌打电话，赵凤昌又是哪路神仙？

　　北方议和代表团成员冯耿光，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过一则有关赵凤昌的故事：有一天，他（冯耿光）收到北京发来的密电，便送去给唐看，唐看后兴奋地说：“北京来电了，赶紧打电话给赵老头子。”冯觉得很奇怪，不由问道：“你有要事不找伍秩老（伍廷芳），为什么先打电话给他？”唐说：“秩老名义上是南方总代表，实际上作不出什么决定，真正能代表南方意见、能当事决断的倒是这个赵老头子。”唐说的赵老头子，就是指赵凤昌。

　　赵凤昌，字竹君，生于1856年，江苏武进人。赵幼年失怙，曾在钱庄当过学徒。后在一乡绅帮助下，捐了一个县丞的官衔，被派到广州，得到两广总督张之洞赏识，遂被张倚为心腹。1893年3月，由于御史参奏，说张之洞办实业是为自己图谋金钱，其身边人，如藩司王之春，掊克聚敛；直隶州知州赵凤昌声名甚秽等。慈禧闻奏大怒，两次谕令刘坤一查处此事。

　　论此案所参罪状，按常理首当其冲的应是张之洞，其次是王之春，说赵凤昌只是名声不好（“声名甚秽”）。这番话的性质轻重一望而知。然而，刘坤一既不想惹恼张之洞，更不敢开罪慈禧，但为了要向慈禧有个交代，就将赵凤昌撤职查办了。

　　张之洞心知肚明赵的丢官是替他背了黑锅，所以事后不仅为赵向盛宣怀讨了一个武昌电报局的挂名差使，还派他驻上海办理通讯运输业务（实为张的驻沪办事处）。就这样，赵凤昌带着全家来到了上海。这一年赵凤昌三十七岁，夫人周南二十五岁。到上海后不久，了解到租界是清廷权力“真空地带”，至少鞭长莫及，赵凤昌与夫人于是决定在上海定居，并在公共租界买了十亩地建楼。楼建成后命名：惜阴堂。

　　惜阴堂前后共五间，二层半。前门为南洋路10号（1943年改为南阳路154号），后门为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此时的赵凤昌，已开始与清王朝渐行渐远。正因为有着这层原因，所以1900年当北方发生义和团运动，清廷颁旨对外宣战，眼看南方也即将出现战乱情势时，出于保护自家商业及其他多重利益的考虑，赵凤昌与盛宣怀、沈瑜庆（两江总督刘坤一的幕僚）、沈曾植（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及张謇等人商量，为避免生灵涂炭（实为官商利益），拟采取由东南各省督抚联合与各国立一个“中外互保”之约，保护各埠侨商、教士，而各国兵舰也不得驶入长江内地。

　　后来在与美国驻沪总领事古纳谈判这个方案时，后者可能突然想到了此年（1900年）6月21日清廷下旨与各国宣战，便不无担心地提出，今天各省督抚派员与各国订立互保之约，倘若贵国皇帝又下旨要杀我洋人，你们也照办吗？

　　出席谈判的盛宣怀即让一旁的上海道余联沅用外交辞令回答古纳：今天我们与各国订约，是有所奏明后才进行办理的。听这样一说，古纳这才同意签约（即《东南保护约款》）。由于各国军舰不进长江，东南战祸因此得免。此即史称的“东南互保”。赵等人在这一事件中的立场，显然有违清廷旨意。但如果据此说他们站在殖民主义者的立场，也属牵强。毕竟，他们身后是富庶的江南大地，还有许许多多无辜的生命。而辛亥革命爆发后，赵凤昌支持女儿奔赴武昌投身革命军，则再鲜明不过地表明了他与清廷向背的姿态和立场。

　　1911年12月8日，唐绍仪致电赵凤昌，要求他约请张謇、汤寿潜（浙江都督）到汉口会谈。赵接电后，与张、汤商议，认为孙中山回国后，将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辛亥议和地点宜在上海。

　　后来在上海举行的辛亥议和谈判，第一天会议在市政厅举行，但接下来双方讨论和争议有关停战、国体和召开国民会议等问题，则不再在市政厅，而是改在了赵凤昌家――惜阴堂进行。

　　就在辛亥议和会议在上海举行之际，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第二天他就到惜阴堂看赵凤昌，以后又多次出入惜阴堂赵宅，与部分代表商量统一建国等相关事宜。

　　历史的发展有时并不是顺着后人想象的轨迹延伸，前台的、幕后的种种，实在也不是三言两语能够道得清、说得明。

　　赵凤昌的外孙杨小佛，是著名民主革命者杨杏佛之子。他曾撰文回忆道：“中山先生与赵凤昌本不相识，何以对赵信任有加”，说来与黄兴有关，“原来黄兴早年中秀才，入张之洞的两湖书院，这些经历有利于他日后与张謇、赵凤昌、庄思缄等人的交往。……黄兴在镇南关起义失败南逃时，曾得到驻龙州练兵督办庄思缄的暗助。张謇日记中多处记述黄兴到沪住竹君处（即惜阴堂），唐绍仪与赵也极熟，他到上海住沧州饭店，离惜阴堂近在咫尺，来去方便。”

　　杨小佛七八岁时多次随母亲去惜阴堂看外祖父母，1937年时更在惜阴堂住过一年，在他印象中，惜阴堂房间面积都很大、都很阴深，赵凤昌以楼下东面的书房为起居室。“呆在这里夏季感到阴凉，冬天虽生壁炉仍无暖意。东客厅中放了一只铜鼓，直径约60厘米，鼓底和四周均有凸出的花纹图案。桌上放有一大盘恐龙蛋化石，蛋体比鹅蛋还大，壳呈凹凸形。”正房东面有骑楼，上下车可避雨，西有琴房可通花园。屋前有草坪和亭子，四周为水泥道。

　　许多年过去，杨小佛对中厅的印象尤为深刻：“中厅墙上挂有内置中华民国国玺印帖的镜框，与插在花瓶中的五色旗相映成趣。1927年后，上海先施、永安公司屋顶上的五色旗都换掉了。这里却保留了较长时间，可能是辛亥年讨论国旗时，采用了赵凤昌以五色旗象征五族共和的意见，因而对此旗独具感情。”

　　冯耿光在其回忆文章中也写道，他曾问唐绍仪，赵凭什么参与辛亥南北和议？唐回答，赵凤昌与张謇交厚，“张是提倡实业救国的新人物，孙、胡、汪等民党领袖对张不仅慕名，而且很佩服很重视。他们为了熟悉（国内）情形，有不少事要请教张，而张往往趋而谋之于赵，张每自南通来沪，必住赵家，这样民党中人自然敬重赵了。因此，南方要人如孙、汪、陈其美、程雪楼等有重要的事也来决策于赵。又因他长年病足，不能下楼，大家为了迁就他，就到他南阳路私邸惜阴堂去会见或开会，在和议过程中每星期当中总有一天或两天，程德全、汤寿潜、张謇、汪兆铭、陈其美等在赵家聚会。所以他实际是众望所归、洞悉全盘局势的南方策士，通过他反而好办事了”。

　　听唐这一说，冯才恍然理解。后来他果然发现唐绍仪几乎天天要与赵凤昌进行电话联系，赵在当时和议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然而知道这个情况的人并不多，赵也不居功自伟，由于他的讳而不谈，所以有人称他是无名英雄，是有些道理的。

　　个中情由，在另一位北方代表团成员张国淦的回忆文章中也有记述：“伍、唐同乡老友，共和主张，又在同一条路线。有赵凤昌者，曾在张文襄（张之洞）幕，与伍、唐俱旧识，有策略，此次革命，活动甚力。赵住上海南阳路，伍、唐遂假其寓所，每晚同往聚谈。在议场上，板起面孔，十足官话，及到赵处，却共同研究如何对付北方，以达到目的。赵参与密议，且在沪久，革命党人及江浙知名人士，尤其张、汤等，皆能联络。据魏宸组告余：‘所有和议中主张及致北方电，俱是夜间在赵寓双方商洽，精卫与本人（魏自称）常到彼处，皙子（杨度）则未参加，而袁内阁与唐，亦先有秘密私电往还，均从促成共和着手。’”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玩味的现象：辛亥议和，各省代表“只等于戏剧中之跑龙套而已。南方派伍廷芳为议和代表。会议有正式非正式之分，重要会议都是密谈，各省代表亦无从预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