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风云1911》：新时代的复辟与反复辟之五(2)

　　孙中山对宪制与议和的主张

　　对于这场和平谈判，孙中山一开始是持反对态度的。在这位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先驱看来，和谈就是向旧势力妥协。他主张以武力解决国内分裂，称：不达到革命之目的，和议就没有什么可谈的！在孙的这一思想推动和影响下，1911年 12月 27日的《民立报》发表了一篇措辞激烈的社论，指出：所有爱自由的人都应该明白，自由的获得，必须以付出高昂的代价换取。希望大家不要以为革命可以轻易获得成功，因此而耽误革命大局，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孙中山是于 1911年 12月 25日从香港乘船抵达上海的。甫到上海，在表达了以上强硬态度后，翌日又在宝昌路（今淮海中路）寓所召开同盟会领导人会议，讨论政府组织形式问题。在会上，孙中山发表了他的又一项重要主张：不取内阁制，实行总统制，以集中权力维护革命成果。孙指出，内阁制是为了制约元首或总统的弄权，所以由总理对国会负责，他并不认为这些就是目前非常时期最好的选择。他觉得不能接受对被推举出来的元首或总统设立加以防制权限的任何做法。孙表示他决不会听从任何人的意见而对此观点有所改变，在他看来，若不如此，则会有误革命大计。

　　宋教仁力主的内阁制，因此而遭到否决。

　　12月29日，各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孙中山以十六票的绝对多数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当天孙中山发出一封致袁世凯的电报说，我孙文暂时当一下临时大总统，这只是虚位以待日后正式大总统的出现，我的这一心迹，相信不久的将来大家就都会明白。

　　尽管孙中山最终信守了承诺，让位予袁，但当时袁世凯对孙中山在他努力说服清室逊位，而且眼看将成之前，抢先就任临时大总统，心里毕竟很不爽，这也就影响到了正在上海进行的辛亥议和谈判。

　　伍廷芳在1912年1月23日《复孙文电》中，对孙中山在辛亥议和期间的一些行事，提出了含蓄委婉的批评：“交涉皆持一贯之方针，庶易就绪，否则所开条件，逐日变易，使廷（伍廷芳自称，下同）亦茫无所措，而前后不符，受人疑驳，更无以取信于天下。恳请尊处筹一定之办法，始终坚持，不可随时变更。总之，若清帝退位，全国有统一之共和政府，则我辈目的已达。总统如何选举，国务总长如何委任，似皆容易商量。若以此复起战争，使天下流血，岂国民之福？廷所夙夜筹画者，无非欲早定大局，以免生民涂炭。尚希谅察。”

　　关于辛亥议和，孙中山亦曾有指示。说及此，另有一个人值得一提，他就是张竞生。张竞生，字公室，广东饶平人。孙中山在南京被推为临时大总统时，复出后的袁世凯正拥重兵于北方，因此遂有这场辛亥议和的动议。张竞生担当南方议和代表团秘书，他曾奉命携五千大洋到南京作为总统府的经费，并带着汪精卫出具的介绍信去见孙中山，孙中山在南京单独接见了张竞生。后来黄任潮根据张竞生的回忆，撰写了《张竞生谈孙中山对南北议和的指示》一文。其中虽然披露了一些鲜见史料，但毕竟是张的一面之词，尤其是孙中山对伍廷芳颇有微词，因属孤证，不足完全采信。

　　孙中山在“指示”中首先对张竞生说，这次南方议和代表虽是伍廷芳，但因伍不是革命党人，且在任驻美公使时“声名很不好”，“所以我们另命汪精卫、王宠惠、王正廷、钮永建等人为议和代表团参赞，暗中授汪精卫以全权”。“至于重大事项，必须由我们同意，然后才能执行。”这是第一点。

　　孙中山在第二点“指示”中表示：“我们对袁世凯，要讲究方法，把他紧紧套住。袁是大官僚，狡猾成性。从前他曾受清廷排斥，今虽重新掌权，但他骨子里是要推翻清朝的，这一点，和我们有共同的地方。至于他是否真心倒向民国，我是有怀疑的。对此，还必须认真研究，拿出办法来。我愿意让出总统，只要他能拥护民国。我是用总统的名义，来换取他接受革命的宗旨的。”说到这里，孙中山遂以诙谐的口吻说：“这是给孙悟空戴上金刚箍，使他不能随便作怪。我们虽有革命勇气，但经费支绌，各省督军，大都各自为政，所以现在只好利用袁世凯。希望能将对抗民国的因素，转化为拥护民国的因素。”最后孙中山说：“我愿意把总统让给袁世凯，也许有人认为是被迫的，这是根本不明大势的人说的，须知：我不是怕袁，而是委曲求全利用袁，我是为革命做大事，而不是为个人做大官的，只要对国家有利，我决不计较个人得失。望君能将我的两个策略，认真向代表团传达，预祝你们成功。”

　　袁世凯何以泪流满面

　　南北代表在上海举行的辛亥议和谈判，走向预期目标过程中颇费了一番波折。其中有的代表对某些现象觉得匪夷所思，比如当时派任浙江代表的章仲和就认为，各省代表不过是形式上配数的人，南下途中也没有开会议事，好像他们一行不是去出席有关国体的重要谈判，倒像是去旅游观光。在上海沧州饭店住下后，为免受监视，一部分人接受了在陈其美手下做事的沈翔云（虬斋）的建议，其中陈锦涛、冯耿光、张国淦、廖凤舒等五人搬到了礼查饭店。据章回忆，“廖凤舒系廖仲恺之兄，并非代表，不过随便加在北方团体中罢了”。

　　章仲和还回忆说，他们来到上海，住进礼查饭店后，和北方前来议和的代表平时较少见到面，只知道北方总代表唐绍仪和南方总代表伍廷芳以及双方人员，并没有一个正式指定的会场举行谈判。双方的面议，是由赵凤昌通过一个英国人进行联络，然后在这个英国人家中举行的。唐、伍两人面谈时，先交换南、北双方意见，再进行秘密交谈，因为他们交谈的内容始终没有公开。双方其他代表所知道的，只是觉得双方意见距离很远，议和恐怕未必会成功。当时他们自己感觉虽然是议和代表，但事实上却更像局外人，面对谈判如此重大的问题，竟由一个外国人居中传达，作为一名正式谈判代表，反而茫然到不知具体谈判内容，而且似乎也没有一个人表示不满，于今想来，这也确实真够离奇的。章仲和所说的那个居中“联络”的英国人，即是指英国传教士李德立。

　　上海是个好地方，有得吃有得玩。一个月就这样不知不觉过去了。对大多数辛亥议和代表（尤其是北方代表）来说，这样的局面早已让他们感到不耐烦。现在他们已习惯了每天在礼查饭店吃西餐，然后过几天再相约到南京路吃中国菜，餐毕就去找杨士琦打听议和消息。在章仲和他们看来，杨是袁的亲信，在谈判代表中虽然没有特殊地位，但他实际上仅位居总代表之后，所以唐、伍的谈判内容，杨是应该知情的。章等人觉得，此次议和谈判诸多内容中，元首一职的设置是一个重点。本来这个问题，应由双方代表公开讨论，但双方各有不能明言之隐。南方主张革命比较简单，当然应该设立民主共和制度，推孙中山为元首，重建新中国。不过这次革命偶然促成，南方实力还不够，北方拥有强硬的武装力量，南方不能不有所迁就。在南方看来，如果不能对袁有所牵制，也实在不放心。孙中山本人磊落光明，没有自己要享受权力的意思。最后想出一个办法，即立时在南京设立一立法机关，议定约法，定为共和国制，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孙就任后即辞职，由立法机关按照约法再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来南京就职。

　　后来就是袁得到这个消息，便替清廷拟了一道谕旨，清廷声明退位，把政权交与袁世凯，清王室同时也受到优待条件，得以安居宫中。

　　应该说，辛亥议和谈判进行至此，是合乎辛亥议和双方的意愿的。五次会议除讨论了军队停战的具体措施外，还围绕究竟是实行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进行了争论。而袁世凯更在乎的是由谁主政。他所以指派唐绍仪作为北方代表南下议和，很大程度上就是要为自己主政得到一个确实的保证。《时报》（1911年12月29日）曾一针见血指出：“袁世凯惧第一期之大统领为他人所得，而又无能为毛遂之谋，故于各方面密遣心腹，竭力运动，己则扬言共和政体如何不宜于今日之中国；实则一俟运动成熟，遂尔实行。”

　　综观时局，此时最好的一副牌无疑捏在袁世凯手中，他既可以倡言君主立宪，以向革命党进行要挟，又可以拿革命党要求共和立宪的主张，逼清帝退位。这一点不仅革命党明白，清皇室同样清楚，所以后者在“御前会议”上讨论是否赞成共和时，就有人对隆裕太后说，革命党无非是些年少无知的人，没有什么好怕的，臣最担忧的，是那些乱臣贼子借着有革命党帮扶，反过来恫吓朝廷，这才是最可怕的。

　　这里的“乱臣贼子”，所指就是袁世凯。

　　辛亥议和谈判，最后终于初步达成“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从多数取决”的协议。袁世凯离民国大总统的地位越来越近了。

　　在确认“国民会议”地点时，双方又起纷争，南方主张放在上海，北方主张放在北京。袁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近乎偏激的固执，因为他的人脉，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几乎都在北方，一旦离开北京，他就失去了施展身手的社会和政治舞台，会让他感到窒息。为此，袁世凯给唐绍仪发出指示电，强硬举出“国民会议”必须在京开会的三大理由，其一，北京一直以来都是中央政府所在地，而属于民军的统一政府，至少目前还尚未成立；其二，按中国地理位置算，北京显然最合适，你们想让蒙、回各族民众赴上海，则路远迢迢的他们未必肯去；其三，各国公使都驻节北京，这在世界上已尽人皆知，上海一隅之地，与北京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不过历史同样也会让袁世凯感受“意外”。此前在1911年的日历即将翻过去的时候，各省都督代表会集会南京，选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就很是让袁世凯郁闷不已。所以他表示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同时斥责唐绍仪越权（无非是没有按照他的意图达成与各方的谈判结果），准其辞职（实为袁逼迫），暂留上海。唐绍仪辛辛苦苦，却成了袁世凯郁闷的出气筒。然而急切之间，袁又找不到合适的人代替唐，于是干脆自己充任“谈判代表” －－通过电波进行“空中谈判”。他在致伍廷芳电中说，关于另外委派谈判代表的人选，我一时还没有物色好，而且南下也需要时间，所以此后应该商谈的事情，可以先由我与贵代表直接通过电报进行商谈，电报往返也很简捷，应该可以早日和平解决的。

　　好在孙中山很快致电袁世凯，说自己只是暂代临时大总统，随时准备让出此位。所谓“随时”，就是清帝退位之时。袁世凯当然明白，现在只有他袁世凯有能耐让清帝退位，普天之下，舍袁其谁？

　　但小心眼的袁世凯还是担心孙中山到时候食言。

　　孙中山一眼看穿了袁的心思。于是再次表示：我只是暂代临时大总统，实是虚位以待！如果清朝皇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那么请你相信，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我孙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大总统一职当然首推你袁世凯。

　　有了孙的这番郑重许诺，袁这才放下一颗悬着的心，终于入朝，以民军优待皇室及旗民等条件密示庆亲王奕劻，促主议和。又于1912年1月16日，密奏隆裕太后：早顺舆情，赞成共和。关于此中细节，溥仪后来曾回忆道，他记得当时太后在哭，跪在她面前的袁世凯也泪流满面。太后流泪可以理解，至于袁流泪，究竟是出于同情，还是在表演，那只有袁自己知道了。

　　第二天，清廷召开御前会议，面对由一些王公亲贵结成的坚决主战的青年宗社党，隆裕太后不由伤感地说，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劻同袁世凯说，革命党太厉害，我们没有枪炮，没有军饷，万万不可打仗……胜了固然好，要是打败了，连优待条件都没有了，这岂不是要亡国么？

　　就在青年宗社党坚决反对清帝退位的当口，1月26日，京津同盟会员彭家珍在北京投弹――如同“人肉炸弹”，炸了宗社党首领、军咨使良弼，彭家珍当场牺牲，良弼两天后也死去。

　　这颗炸弹将清王室上下炸得一片胆战心惊，反对退位的宗社党人纷纷逃出北京。于是，袁世凯不失时机地指使北洋文武官吏，“请愿共和”，迫使清帝退位。同一天，段祺瑞率领湖北前线北洋军将领四十六人联名电奏清廷，要求“立定共和政体”，否则将带兵入京。

　　这分明是用武力威逼清帝退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