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风云1911》：共和的前进与倒退之二

　　袁大总统搞的是阳谋还是阴谋？

　　后来发生的事态，却让南方感到有点措手不及。

　　前面曾提及孙中山向南京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一事。在提出这份咨文时，孙中山是附有三个条件的：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为各省代表所议定，不能更改；其二，自己辞职后，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其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制章程。

　　显然，孙中山坚持建都南京，让袁世凯南下，既有想对其北方势力有所削弱，也有想用《临时约法》制约袁世凯，防止他搞专制独裁的意图。

　　当时南京方面许多立宪派分子和一部分同盟会会员主张迁就袁世凯，建都北京，因此临时参议院第一次讨论建都问题时，还议决临时政府改设北京，由于孙中山坚持复议，才纠正过来。孙中山说：“南京是民国开基（之地），长此建都，好作永久纪念，不似北京地方，受历代君主的压力，害得毫无生气。此后革故鼎新，当有一番佳境。”

　　但这样的“佳境”显然不合袁世凯的胃口。袁世凯深知自己的气场在北京，他才不愿离开北京去南京受约束呢！他知道自己复出之后所以能走到今天，正是依凭他培植的北洋军，有了这股力量才使他“运筹帷幄”于清廷和民国双方之间，北洋军是他执掌政权的保障，南下就意味着丢失这个保障，这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所以在辛亥议和谈判期间，他特别电告提醒唐绍仪：“惟政府地点，决不可移易”。为此，辛亥议和谈判一度出现僵局，用谈判参与者章仲和的话说，“袁的用意，这元首的地位，是由清廷方面接受来的，并不是由南方让与；至于得（到）南京接任，当然十分不愿意，但表面上并不显露，等到南方派代表来迎接，突然北京兵变，南方代表汪精卫等只得避居东交民巷六国饭店。隔了几日，兵变事定，遂商定北方局面不很安稳，袁世凯改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由唐绍仪组阁。南北议和，就此告一段落”。

　　这里说的“北京兵变”，涉及袁世凯玩弄的、一直以来遭人诟病的“阴谋”。

　　袁世凯为了稳坐临时大总统交椅，对于孙中山一再催促他到南京就职，派蔡元培为专使赴京迎接他南下，表面上并不拒绝，但就是不见行动。但总不行动也不是个理，总得有个说法。袁果然就给出了一个说法，谓“北方秩序不易维持，军旅如林，须加部署”，因此不能立即启程。但不能立即启程毕竟不能成为老是不启程的理由—袁世凯似乎在等待什么。

　　在等什么呢？

　　袁终于“等”来了一场变故，那就是“北京兵变”。

　　事情大致经过为：1912年2月27日，蔡元培等迎袁南下专使抵京。29日晚七时许，曹锟第三镇陆军两营在北京发动“兵变”，蔡元培脱险后赶紧发电报向孙中山汇报说，北京城内枪声四起，所住的地方被人纵火焚烧，招待所里也发现有兵士持枪砸门闯入，然后抢劫一空，场面一片混乱……

　　3月1日晚，兵变士兵又劫掠西城。当晚，保定亦发生兵变，危情延续两昼夜。接着，天津又发生兵变，士兵四出烧杀掳掠、抢劫，许多民房、商铺遭殃……在这样一片人心惶惶的背景下，一个被放大的声音开始纷传：袁总统尚未离京，已经闹到这个样子，若袁真离去，恐酿大变。

　　事后不乏有人认定，这一被放大了的声音，源出袁世凯本人。

　　围绕袁世凯发生的“意外”实在太多，以致人们都分不清那究竟是意外，还是袁的策划。对此，历史学家唐德刚曾道出：“这记兵变是袁某授意的呢，还是历史上另一个偶然？历史家聚讼至今，仍无证据可下正确结论。据张国淦当时得自徐世昌的绝密消息，兵变原是袁克定的阴谋，想以黄袍加身的办法，在皇城劫持溥仪，逼乃父称帝……张氏当时曾是唐绍仪的随员，后为黎元洪的谋士，其后并在内阁相继任要职，见闻甚广。然此说在当时虽甚流行，却始终未能确切证实。另据各方目击者记述，以及后来历史学家如吴相湘教授等的严密考证，皆一致认为实非袁之预谋，只是此变正如月前袁之被刺未中，对袁之政治安排，却是变得其时也。”尽管此事一直没有结论，但仔细想想，如此大事遭遇如此大变，仅用一个“偶然”来解释，无论如何难以令人信服。

　　没有人愿意看到京城有“大变”，这倒是不争的事实。中国人如此，在京外国人同样如是。兵变发生当日下午，北京外交团即召集会议，决定“以强有力的外国部队每天在通衢大道担任巡逻”。次日，各国军队七百余名兵士在市区列队示威。与此同时，列强纷纷从旅顺、香港、哈尔滨、青岛等地调军队入京“护卫”。

　　列强向临时政府施压还不仅于此，英国驻南京总领事向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王宠惠蛮横表示：迁都南京在外国公使看来是一种“过分的要求”，因为一则临时政府首都只是临时的，二则在南京“没有适合公使馆用的房屋设备”。

　　在种种不利因素的合力夹击下，蔡元培等人终于改变初衷，不再坚持迎袁南下就职了。蔡元培为此致电南京临时政府，提议取消请袁南下要求，准许其在北京宣誓就职。蔡元培还提到，他们在京召开了多次会议，大家最后取得一致意见，认为现在实是不得已，只能“牺牲”这次来京目的，以顾全中国革命的大局。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态度纵然再坚决，也回天乏术了。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

　　第二天，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按照临时约法，政府采取责任内阁制，总统不掌实权。不过实际上“执政班子”内阁内政、陆军、海军、外交，包括财政诸项大权拥有者多为袁的重臣；同盟会曾想掌握陆军、财政两部，但由于袁的反对而未果。同盟会会员蔡元培、宋教仁、陈其美只分别担任教育、农林、工商等部总长职务。

　　4月1日，孙中山正式卸去临时大总统职。此时的孙和他的同志们，又怎么会想到，当袁世凯执掌政权后，会采取收买和武力的手段，扼制尚处于襁褓中的民主制度，最后取消党派、解散国会、钳制言论，直至冒天下之大不韪，恢复帝制，从而彻底糟蹋了近代中国的民主政治成果！

　　辛亥议和，动议起于武汉，最后在上海尘埃落定。也许这只是历史的安排，但何尝又不是上海的因缘际会呢！

　　关于这场辛亥议和谈判，尽管有千万种理由可以指斥袁世凯的种种不是，甚至因为辛亥革命之途最后出现拐点，可以将批判的利剑直抵他内心最阴暗处。但是历史却有它的玄机在，由于袁世凯出于个人野心和对时局及博弈各方力量的准确判断，主张议和并最后达成和谈，毕竟不至于将中国拖入战争的漩涡，使无数生灵免遭无妄之灾。

　　袁世凯复出前发生的一个插曲有必要加以回遡。

　　袁世凯遭罢黜蛰伏洹上村时，曾将其幕僚、道员刘承恩从湖北召至洹上村，想让刘与黎元洪就和议之举作一探讨。刘即托湖北争路代表张伯烈等人向黎送交信件。同盟会会员、曾参与辛亥武昌首义的梁锺汉在回忆录中写到，首义后的一天，革命军哨兵抓住了送信的张伯烈等人，消除误会后，张即对梁说：清政府已经决定起用袁世凯，而袁世凯对于自己被削职贬回老家一直耿耿于怀，很有可能他已有取代清政府主政江山的打算，能不能够与革命军真正合作，或许就在于看袁是否觉得对他的打算有利，这一点现在还难以揣测。不过据接近袁的刘承恩讲，袁表示可以与革命军合作，所以应该将此情况报告黎都督。目前的战事不能拖得太久，和议应该会出现转机。云云。

　　如果说梁转述的仅仅只是刘揣测的袁有议和心思的话，那么袁1911年10月底让刘承恩再次致信黎元洪，则已披露得十分清楚。刘在信中说，早一天停止战争，可以早一天得到安宁。否则战祸没有个结束，打来打去，不但生命因此丧失，大量的钱款也因此耗掉，这样发展下去，等到有一天这场战争终于平息下来，只怕那时我们国家已成为一个不可收拾的国家了。再说打仗的双方军人都是汉族人，受战争蹂躏的也是汉族人，这不都是汉族人在吃苦吗！我早已觉得这样的政局是有问题的，所以产生解甲归田、终老林山的想法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至于今天袁世凯的出山，主要还是以劝抚为主，现在政府对目前发生的战事也已感到有些后悔，既然如此，依我之见，为什么不趁此机会，实现和平――也就是说把这场和议谈成功呢！当然，我们且看清政府将会采取什么行动，如果有什么动作，而我们可以接受，那当然最好，否则我们可以再商量对策，这样应该没有什么不可以吧。如果我的意见你们可以接受，或者另外有什么要求，尽管告诉我，我一定尽快向袁世凯转达……

　　刘承恩这番话其实也在向黎元洪暗示，对于目前的局势，袁世凯看得很清楚，无论是他袁世凯，还是革命党，谁想要统摄全局，决不是武力可以轻易搞成的。对革命党，袁也有清醒的认识，他曾当面提醒统领第一军的冯国璋：革命党人多是知识分子，他们与一般土匪的作乱，情况是迥然不同的。他们占领武汉后，自己的势力已经形成。再看工厂没有停工，军火也像平时一样，继续不停地在生产，他们的势力如此强大，我们绝对不能小看这群革命党人。如果不是设想得非常周密，考虑得非常全面，那就不要轻易向他们发起进攻。

　　袁世凯希望和革命党议和，列强向他施加压力也是一个因素。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帝国主义利用和平谈判来破坏革命党人将辛亥革命“进行到底”。这说法值得商榷，难道让袁世凯放弃和平谈判，诉诸武力，促使中国内战加剧，这才对革命有利？最明显不过的，辛亥党人在推翻清朝政府的过程中，对手不仅仅是清政府。

　　列强希望这场中国国内革命达成和平，则是出于他们的在华利益。如《英国蓝皮书，关于中国事务的文书，1912年，中国一号》档案记载：“我们愿意在中国看到一个十分坚强的政府，能以公正地对待各外国国家，并能维持国内的秩序，和由于发生革命的关系，为使在中国已经建立起来的贸易获得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这样一个政府，将从我们这里得到我们所能给予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

　　鉴于此，列强才觉得当时的中国，只有袁世凯堪当主政之任。它们支持袁，目的在于此。而袁为了自己的“王天下”的目的，也需要列强支持，于是他无论在清廷面前，还是在革命党方面，都会凸显出他的举足轻重。事实上袁世凯自复出后，其实是作好剿、抚两手准备的。在议和遇挫时，他也会断然诉诸武力，认为必要时如不打击一下革命军的锐气，那么和谈肯定没有希望，而他的半世威名，也会随之一起付诸东流。不过袁世凯很明确，即使这样做，其最终目的还是旨归议和。也正是在11月11日派出刘承恩、蔡廷幹与黎元洪初谈和议“不咬弦儿”的前提下，袁才请求列强出面进行斡旋调停的。在这方面，袁世凯将自己的能量发挥到了极致。袁一直将清政府和革命党玩弄于股掌之中。

　　今天重读这段历史可以看到，清帝退位、孙中山解职、南京参议院依法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些都是各自在履行政治承诺，都是力量角力的结果，“大总统”最后由谁来当，于孙于袁，并非仅一个“让”字或“夺”字那么简单。

　　综观袁世凯从政的一生，遭人诟病的事情实在太多，而其最遭人唾骂的当数晚年称帝一事。在一片“讨袁”声中，袁世凯于1916年3月宣布取消帝制，恢复共和。他事后对此有过“忏悔”，他曾对亲信张仲仁说，他才刚刚开始知道，一个真能做到淡于功名、富贵、官爵、利欲的人，才够得上是名“国士”。他还以张仲仁举例道，仲仁在他幕府数十年，就从来没有向他提出过哪怕是一个要求晋升和加薪的字！袁世凯还特别提到了天津近代教育家严修，说严修与他交往数十年，也从来没有向袁提出过要求给官的事，而且张、严二人还都曾经苦口婆心地阻止袁搞帝制。有这样的国士在面前，自己却没能听从他们的规劝，现在想起来真感到羞耻不已。总之，经历的事情虽多，但平时读书实在太少，发生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怨不得他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真是一个猜不透的袁世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