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风云1911》：共和的前进与倒退之三

　　宋教仁被刺，引发“二次革命”

　　除此之外，袁一再遭人痛斥的，是与袁有着“剪不断理还乱”关系的宋教仁被暗杀事件（以下简称“宋案”）。宋案确实蹊跷，事发后，四个直接或间接参与此案的嫌犯很快浮出水面，有的还被捕到案，却每当调查初露端倪，眼看真相将大白于天下时，他们又蹊跷地相继死去。

　　宋教仁的被杀，是在辛亥议和谈判结束之后，因这起震惊国人的大事件，好不容易议和谈好的一切，也从此改变。这一改变其实也成为民国政局和社会格局的改变。

　　“宋案”发生的那天晚上，宋教仁正坐在上海火车站沪宁线候车室里，他马上要乘火车先去南京，然后转乘津浦线北上，去北京见袁世凯。宋教仁此行是应袁世凯之邀而动身的。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还没登上火车离开上海，即惨死在了刺客的枪下。

　　刺客是在宋教仁走出车站接待室，走近检票口时朝他开枪的。第一眼看到一行人拥着宋出现时，刺客有点犹豫，不是胆怯，而是不能确定自己要杀的人是不是他。为此，刺客还藏身到廊柱下，再次拿出带在身上的照片比对了一下，当他确信照片上的人就是此刻走向检票口的那个人时，他就很果断地走上前去了。刺客知道，自己今晚必须杀死这个人，只要杀死了这个人，自己就有钱了。他需要钱，他觉得钱在上海太重要了。

　　一干人都在忙于出行和送行，没有人警觉到有一管黑洞洞的枪口正在向他们移近，正在悄悄瞄准即将出行的宋教仁。直到枪声响起，中弹的宋教仁手抚腰部痛苦地说了声，“我中弹了！”大家才惊愕地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但就在这时，又响起了两下枪声。大家震住了，以为又有谁中了弹。后来不知谁喊了声，“刺客放空枪！”听到这句话，大家再寻找刺客，后者已不见了踪影，在枪声和人群的骚动混乱中，刺客逃走了。

　　有人发现，刺客逃出车站后，跳上一辆黄包车走了。刺客不会想到，由于今晚这个人被他暗杀，从而会导致四个人相继丧命，包括他本人。

　　宋教仁中弹后，并没有立刻死去，他是被晚几步赶来为他送行的于右任找来车子送进沪宁铁路医院抢救的。经手术取出子弹后，医生写好病历，然后填上日期：1913年3月20日。

　　刺客武士英尽管只朝宋教仁开了一枪，但那一枪显然打中了要害，最终夺去了宋教仁的生命。两天后的凌晨四时许，这位年轻的职业革命家终于停止了呼吸，年仅三十二岁。宋教仁的入殓出殡日期是当月23日，据当时上海报纸报道，送殓者数千人，沿途肃立哀悼者更是人山人海。

　　这一幕发生后，陈其美、黄兴曾致函租界总巡捕房，其中说，我们的好友宋教仁君在沪宁车站被刺客用枪打伤，今晨四时许终因伤重去世。此凶杀案虽然发生在上海闸北，但难保凶手不会藏匿于租界，所以请警局一定要派得力探捕，严密侦缉。如果能尽早抓到凶手，彻底侦破案件，我们愿意出赏银一万元，作为酬劳。

　　火车站既然在闸北区域，闸北巡警局也就张贴布告，也表示愿意出赏银一万元捉拿凶手，通风报信者赏五千元。除此之外，上海县知县公署、沪宁铁路局和上海地方检察厅也纷纷悬重赏捉拿凶手。

　　宋教仁遇刺不几天，3月23日，指使凶杀事件的应桂馨，在上海湖北路迎春坊一个名叫李桂玉的妓女家中，栽在了公共租界巡捕房总监卜罗斯手里。上海滩“大亨”黄金荣是当天深夜接到徒弟金九龄、程子卿电话，得知公共租界巡捕房抓到了应桂馨，根据供述，并已通知法租界第二天一早去应宅搜查，或可找到相关证据。

　　得到这一消息，黄金荣可不想等到第二天再行动，弄不好让他人捷足先登抢此功劳。他当即穿衣起身，率领五六名巡捕赶到法租界文元坊应桂馨住处，将藏身在那里正要出逃的武士英逮了个正着。

　　宋案凶手终于浮出水面。

　　上海地方法院原定4月25日正式开庭审理应桂馨、武士英行凶杀人案。但4月24日晚，羁押在狱的武士英突然不明不白地“自杀”身亡。因破获“宋案”而名声大噪的黄金荣，正为武士英的意外“自杀”在恼恨，忽又传来应桂馨成功越狱的消息，更让黄金荣郁闷不已。

　　应桂馨越狱后逃往青岛，藏身租界。想想这样的日子也不好过，不知是想到解铃还需系铃人，还是觉得自己可以和袁世凯讨价还价，半年后的11月间，应桂馨电请袁世凯为他昭雪。见袁世凯没有理会，应桂馨干脆于第二年初赴京见袁，并向袁索要刺宋酬金。袁断然拒绝，并否认他与应有任何关系。

　　袁世凯那里的路子走不通，应桂馨已隐约感到周围似有危机四伏，他不敢久留，只得怏怏离去。那天，应桂馨乘上了一列由北京开往天津的列车，在头等车厢，突遭一陌生人举枪袭击，当即命赴黄泉，凶手则逃逸。

　　应桂馨遇刺后不到一个月，“宋案”又一策划者赵秉钧在天津督军衙门宴客时，也不明不白地“中毒身亡”。

　　与“宋案”关联的接下来的死者叫洪述祖。洪又名洪荫之，常州人。1912年赵秉钧任袁世凯政府内务总长后，与赵交往甚厚的洪述祖很快被赵任为内务部秘书，成为袁的心腹。应在入狱后承认，他就是接受洪的指令谋杀宋教仁的。3月 23日是宋教仁大殓出殡日，就在这天，洪述祖从天津给应发出一封快信，信发出后，他才得知应已被抓。洪立刻给上海邮局发报，要求截留那封给应的快信，可是迟了，上海邮局已将此信送进了交涉使署。洪在信上说，他将于4月7日到沪。到沪干什么没说。但既然如此急着要追回这封信，毕竟令人生疑。而在事后的3月26日，心虚的洪突然潜逃，携家眷去了天津；旋又易装、剃去发须到济南，再转道青岛。此时的洪已是千夫所指，遭到通缉。

　　洪述祖之死虽说也是缘于“宋案”，但他的死期却直到1919年4月才来临。东躲西藏的日子到了1916年，洪易名避居上海租界。没曾想到，第二年的某天被宋教仁之子宋振侣认出，在租界被捕，后被引渡。北洋政府大理院于1919年3月27日以杀人罪判决洪述祖绞刑，4月初执行。

　　据资料披露，“宋案”移交时，英、法巡捕房将抄获的档案文件足足装了两大箱，另外还扎了若干纸包。在应宅还搜到了赵秉钧致洪述祖的数通信函，它们都是洪寄交应的。这些档案文件即是赵秉钧、洪述祖、应桂馨等人参与宋案的有力罪证。铁证如山，涉案者也供认不讳。

　　从陈其美1915年写给黄兴的一封信中得知，就在“宋案”发生后不久，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召集国民党领导人在黄兴家中集议，“讨论国事及遯初（被）刺死之由”。大家都认定袁世凯就是“宋案”幕后元凶。会上商议解决“宋案”，究竟是用武力还是法律。黄兴的态度是，民国已经成立，法律也已建立，对于“宋案”，应该以冷静态度，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但是与会者中不乏有人主张用武力解决。黄兴坚决反对，说论武力，南方并不比北方强，一旦打起来，局势必定会大乱。

　　事实是，黄兴的意见在会上未被采纳。

　　此时“宋案”尚未正式开审，案情在关键的幕后元凶的追查上还未尘埃落定。但革命党人诉诸武力“讨袁”的心情则显得无比急迫。在“宋案”已经进入法律程序的时候，国民党人在此时寄望武力，总让人徒生扼腕之叹。对此，唐德刚先生也不无遗憾地写道：“在本世纪初，民国二年（1913）所发生的‘宋案’（宋教仁被刺案），和随之俱来的由国民党所发动的反袁内战（所谓二次革命），实在是中国近代史上所不应该发生的两项偶然事件。不幸的是，历史上的偶然事件，往往会导致必然的后果。在民国史上政争不循法律途径，而用枪杆，这是第一次。袁（至少是袁党）之杀宋，是一错；而国民党之以暴易暴，兴兵倒袁，则是再错。历史不是数学，两负不能变成一正。一错、再错之后，此例一开，接着三错、四错随之而来，就变成武力至上、军阀混战了。”

　　唐德刚先生的历史解读方法和结论，未必所有的学者都会同意，但是还原历史的细节，换一种角度或者多角度地考察历史，这对于认识历史是必要的。

　　照理说，再也没有比能够用法律的武器维护和捍卫一个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更幸运的事情了。遗憾的是，不知为何，当这样的时机出现在民国初年“宋案”事件上时，却被民国初创时的精英们放过了。于是，经历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扬帆启航的民国这艘本来就摇摇晃晃的大船，就此迎着战乱的波涛，驶向了远方未知的航程！

　　不过换个思路想想，也许，最终用武器的力量扫清革命路上的障碍，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许，从借力袁世凯推翻清王朝，到让位大总统，到“二次革命”讨袁，这一切早就在孙中山的运筹帷幄之中！回望历史，我们再次感受到了上海这座历尽沧桑的城市激越澎湃的脉动，以及当年伴着这脉动发出的低回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