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后我的经历

　　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夏、秋间，我在武昌方言堂肄业时，同学时功璧（枝江县人，为科学补习所、日知会活动人物）、翟芹荪（江苏人）、蒯立三（福建人）合办教育图书社于察院坡横街头，秘密输进宣传革命的书报。我和同学陈文中在方言担任销售。越年（丙午）秋，因萍、浏、醴案，该社被封，我和陈被同学告密，陈被开除（陈后易名涛，投凯字营当兵，随又去日本学法政）；我被堂长梁鼎芬训斥了一顿，记大过两次，并由法文班改为东方班（意以法是共和国，日本是君主国），降低了一个学年。时之父为举人，正充制台衙门文案；翟之叔为现任藩台，蒯之父为现任道台。因此均未被捕，安全无事。

　　1911年（辛亥）农历三月中旬，邓玉麟由扬州十二圩携同其妇谢氏回鄂。同学张育万（号和伯，为邓之亲戚）云，邓系回来积极活动革命，已与商量邀请我参加襄助。介绍相识后，又由邓介绍我与孙武见面。逾数日，邓以办酒馆事嘱张和我在与营房接近地点觅房屋，约一个星期，觅得黄土坡20号铺房一间（黄土坡后改为首义路），孙、邓均满意。在开幕前，孙出示共进会志愿书，嘱我和张填写（张和我后皆为共进会方言代表）。志愿书上有誓 词，其誓词与同盟会誓词相同，仅“平均地权”易为“平均人权”。又面授诸种手势及问答语，其手势即：与同志相见先鞠躬，对方如式答礼（当时朋友见面，除旗籍人作半跪外，普通是相互拱手），左手抚胸（意为“抱定宗旨”），并整理领扣（意谓“恢复中华”），最后问何处何处去。彼此既确知为同志乃作交谈。所用问答语常更改，如辛亥八月十九日所用“同心协力”的口号，同志尚多不知。

　　酒馆定名同兴，于是年3月31日（三月初二日）开幕。初由孙武交邓玉麟大洋100元作开办费，不敷应用，另有张育万、费榘、向炯诸同志合筹七八十元补助之。所需桌、凳等物，则由张和我向姚家花园借用。开幕后，邓嘱我司帐兼加关于笔墨事项。张也常来馆同我合作。当时，我们对加入的同志，在簿上做记号，什、伍长为银元，士兵为铜元；又在另一簿上分记姓名，作欠帐，仍不记其部队番号（似未记过学堂学生）。关于手势及问答语，多半由邓传授，间或由我传授。星期日常有徐万年、马骥云、高尚志、曾子敦、费榘、杜武库、方兴、王文锦、王华国诸同志来坐。4月27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失败后，因清吏戒备严，形迹稍疏。

　　农历四月下旬某日午后一二时，曾集议一次，到会20余人，以天气闷热，移在姚家花园树下散坐。此次孙武亦到，经总结各同志所报，会员已达一千六七百人，当时均觉此数欠正确（根据酒馆帐上不过三百人），孙、邓解说，此是新加入的，旧有会员未记在内。不过此是农历三、四间的情况，至农历六、七月间争路风潮扩大，会员便飞速增加。但此后又发生有奇异现象：即本来为文学社员，多改而入共进会；而本来为共进会会员，又多改而入文学社。各位同志跨社、跨会视若当然，究其原因，乃两革命团体的根本宗旨相同，且又同属于科学补习所、日知会的一脉相承，早已无彼此之分。所以到了必要时机，两革命团体的联合，一经协商，便顺利告成，取得发难时步调一致，成为统一的领导机构。

　　同兴酒楼于是年端午节前无形停业，至月底才完全结束，前后实不满三个月。所有大小帐簿七本由我交邓收存，退租及退还物件均系我负责料理。

　　共进会经此次恢复活动已有一定基础。后来革命形势发展，遂得在此基础上吸收了不少小组织，形成一个强大的革命团体。

　　10月11日（八月二十日），即发难后之次日午后一二时，我和张育万、彭子升、向炯、赵师梅、费榘、贾汇川、方旭明、张天轸、邢子文诸同志约30人，分头在街头宣讲革命宗旨。此举乃学生中同志视为必要，自动结合为之，并无何人命令。午后七时，我在咨议局门首，方与高尚志、胡鄂公谈话，忽闻四围枪声大作，情势异常紧张。翌晨，始悉是清吏郜翔宸率残部前来偷袭，意在捣毁咨议局，劫走黎元洪，幸弭平甚速，未成大便（黎在纷乱时曾离开咨议局）。

　　12日（八月二十一日）晨，在咨议尽忠尽职晤胡瑞霖、沈维周（胡，江陵人，沈，巴东人，皆咨议局议员），嘱我会同邢子文速拟新闻稿以资宣传（我和邢充汉口各报馆访事有年，为咨议局人员所夙知）。

　　14日（八月二十三日），邢子文任都督府书记长，邀我帮忙。

　　15日（八月二十四日），在都督府见苏成章、牟鸿勋忙于誉清以孙文署名之布告稿。文首孙自称为大总统，词句典丽，但微嫌冗长。云系上海新到同志携来，后乃获知是查光佛同志手笔，在武昌所拟。随与王文锦、高尚志、高汉声诸同志唔谈，我以曾在街上亲见便衣数人，手执雪亮大刀追杀旗籍妇孺事情，力言革命宗旨主要在推翻清廷政权，挽救危亡，若任意杀戮，甚至妇孺不免，此则暴徒行为，不但为国际上所反对，且必定惹起种族仇恨。众称此言正大，应当严加制止。

　　是日，都督府正在商定编制，分配职务，闻胡鄂公拟组织军法科，王文锦曾询我胡为何人（胡为江陵人，我早认识），并与高尚志、高汉声、苏成章、邢子文诸同志主张我参加军法科，因之我充军法科第二课课长；其第一课课长即程汉卿。彼时很多同志对胡不满，对程尤甚（程原为第二十一混成协军法审判员）。而胡自觉与首义同志无多相识，又以程为黎之亲信，仅挂科长之名，每日往来汉口。我于是月底，又为何海鸣同志邀往汉口帮同创办《新汉报》，不数日程即充军法处处长（程后助黎为虐）。九月中旬，我因高汉声、陈宏浩（均为总监察处军法稽查官）之怂恿，曾在军法处充军法官十余日，终以与程不能合作，断然摆脱。

　　11月2日（九月十一日）天未明时，汉口危急万分，我和周楚材、甘绩熙、王国光、贾汇川、孙卓然、谢俊、高建瓴、高尚德、方兴、张中海诸同志二三十人，扼守满春戏园。诸同志中周年长，甘最年轻，往来后城马路、四官殿等处观察战事，均极勇敢。午前六七时，歆生路一带被清军纵火，烟云蔽天，大炮、机关枪又连续向我方发射，我军前线部队遂愈不支。午后二三小时，闻有退守玉带门命令，我等亦退至玉带门，仅留甘绩熙一人，面晤总司令黄兴作报告（彼时黄尚未拜将，但已尊为总司令），余人经汉阳返武昌。此役仅甘一人受有命令，其余乃目击危急自动参加。首义后两三星期内，此种事情到处可见。

　　我军退守汉阳以后，革命阵营已不如从前团结，各同志意见渐见分歧，瞻念前途，令人悚惧。闻季雨霖同志将招讨安、襄、郧、荆等处，旨在安定武汉上游，并集结沿途起义武力，绕道北伐。我认此举是巩固首义根据地的要图，乃商同高仲和、汪秉乾、邢子文、黎子尚诸同志随季工作。确能记忆的，尚有吴无为（存古学堂学生，共进会会员）、孙焕然（似是高尚志的副官，敢死队员）、谢超武、耿毓英、陈重民、阙龙、吕丹书、陈雨苍、毛凤池、张难先等同志共50余人。11月21日（十月初一日）出发，由文昌门过江，经沌口行三日达仙桃镇暂驻。首先集结梁钟汉、李亚东、刘英诸同志武力，至沙洋后我充招讨使署庶务科科长。1912年（三月底）季改任湖北第八师师长，招讨使署取消，我随季返武昌。

　　自1912年（民国元年）农历八九月间，张振武在北京被杀和南湖马队发生事变之后，湖北大多数革命党人惧被牵连，朝夕自危，同时察觉黎元洪勾结袁世凯摧残革命势力的阴谋已日益显露，为保持革命成果和自己生存，跟黎元洪已成不能并立的局面。

　　1913年（民国2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刺，越三日身死，全国震惊。当时曾有人以湖北为首义之区，进言黎元洪应有严正表示。而黎似预知此事为袁世凯所指使，仅去电上海都督陈其美探询情形，闻者多不满意。3月25、26日，田桐由上海来，携有孙中山和黄兴各一信，黄信略云：“遁初（宋教仁）惨遭阻击，经据凶手具吐实情，令人骇怒，大憝未除，必滋后悔。吾党同志，务当振奋精神，重新努力。此间情形，由梓琴兄（田桐字）面达。并盼兄等与之详商种切。”此信系致季雨霖、詹大悲、蔡济民、熊秉坤、蒋翊武、蔡汉卿诸人。田抵汉口，先和季雨霖在汉南旅社相晤，彼时我也在该旅馆，故知之。第二日，由季代田邀请黄信所致诸人在武昌昙花林第八师留守处会谈（第八师本有一团，团长李荣升，驻武昌城内，归都督府直接调遣，其团本部和师部留守处在一起）。因蔡济民、蒋翊武两人不在省，蔡汉卿另有事未到，仅作了表面谈话。又隔一日，由季和田借汉南旅馆联名宴请各部队团长以上、宪兵司令部营长以上政治方面的高级人士约四五十人。宴后，一部分人作了一度秘密商议，决定筹组改进团，暂推季雨霖为团长，目的在：“改进湖北军政，继续革命事业”，时并无倒黎之意，因湖北革命阵营已经破裂，又因季和黎很有私感，据说曾经拟订有规约数条，但我未见。由季指定陈重民、管心源、丁景良、范汉民、李亚东、郭寄生、朱汉涛、毛凤池、吴无为诸人分负事务责任。但此时有一部分已被裁汰生计无着、积愤甚深的中下级官佐，尤其是参加过资洲反正的教导团人员，闻此消息，认为是一个翻身机会，多来接洽。同时又忽有改进团票布发现（迄不知何人所为），省城内外，顿时风声很大，各部队皆已动摇。

　　5月8日，举行鄂中有功革命官长受勋典礼时，黎元洪神色颇形张惶。5月11日晚，突然霹雳一声，黎派人在汉口碧秀里围捕了第六混成旅旅长杜武库和第五混成旅参谋罗炳顺、军需彭正绶（第五混成旅旅长即熊秉坤）以及各部队的团长管心源、容景芳、王子英等多人；并宣布临时紧急戒严，一面派亲信部队严厉监视其他部队动作，一面下令逮捕首要。季雨霖、田桐、詹大悲等诸人于当晚乘外轮往上海；熊秉坤回云梦防区（旋被调职亦住上海），此是改进团第一次失败。至5月17日，黎通电以四六骈句作了一番自责，内有“民国初建，经纬万端”和“黄台之瓜，讵堪再摘”等语，似对孙、黄来信而发；但对改进团事只字未提，局外人听之，殊难知其意之所指。被逮捕的杜武库诸人，亦陆续开释，改调闲职。此因黎元洪知此事大有来源，且对宋教仁案亦自觉其表示不洽舆情，所以不能马虎了事。至对第八师驻襄河中上游一带的第十五旅阙龙部队，则以其为季雨霖的军事主力，极为嫉视，必欲整个取消而后快。经阙龙多方斡旋，勉强延至改进团第二次失败时，才由刘铁率领在沙洋宣布独立，为湖北唯一的讨袁实际行动。

　　1913年6月，袁世凯见各省有因宋案直接攻击于已的，乃先发制人，突然下令免江西李烈钧、湖北谭延闿、安徽柏文蔚、广东胡汉民等四都督之职，一时，形势顿成极度紧张。在此时期，季雨霖、詹大悲率同志多人，由上海回返汉口。季住日本旅馆松乃家（在旧日租界），詹住大达医院（在旧英租界）。不日，蔡济民、蒋翊武、熊秉坤、刘英、王宪章、梁瑞堂、黄申芗、彭临九、温楚珩、谢超武、杨王鹏、耿毓英、丁景良、范汉民、容景芳、郭寄生、彭达五、谢石钦、高汉声、王文锦、邓贤才、苏成章、李亚东、阙龙、胡玉珍、管心源诸人，陆续汇合。此次活动，是用国民党的名义，但以改进团的原有结合为基础，所以社会上和各部队中仍视为改进团的活动。季雨霖并密令刘铁在沙洋发难。一切布置正要成熟时，又被黎元洪预得消息，急电袁世凯迅速派兵相助，因有李纯先率一师南下之事。黎既得外来的武力，胆气益壮，是月下旬间，下令分途捕人，此是改进团第二次失败。诸人陆续搭日本凤阳轮、大元轮和日本兵舰往上海，未往的多避外县，其它也有被捕的，也有往江西、湖南催促李烈钧、谭延闿发难的。詹大悲、丁锦良两人于凤阳轮抵九江前即以小划上岸，劝告湖口林虎首先发难。7月上中旬间，江西李烈钧、安徽柏文蔚、湖南谭延闿、广东陈炯明、福建孙道仁、四川熊克武、上海陈其美各都督纷纷树立讨袁旗帜，号“讨袁军”，声势至为浩大，民国革命史上称为“二次革命”。袁世凯命段芝贵、冯国璋分统强大兵力，配合海军，以武汉为策应地，分途进击。至九月间，各省革命势力相继瓦解，二次革命的结果，又被袁世凯获得完全胜利。此乃革命党放弃领导而又预见性不够，遂致失败而不可收拾。

　　综观上述，改进团是革命党人接受革命领袖指示的一种结合，也是湖北代表性最大的讨袁集团，尤其是因宋案而发生，可称为二次革命的一个先锋军。虽其一再失败无所成就，而其历史价值是不可磨灭的。

　　（郭寄生，湖北宜昌市夷陵区（宜昌县）人。清末武昌方言堂学生，加入共进会。首义后先参加汉口战役，后随季雨霖招讨安、襄、荆、郧一带。癸丑讨袁为改进团成员。本文对当时革命活动情形提供了不少具体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