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嘉兴光复的真实故事

　　“那时我家乡的官是一个旗民，因而绅商们觉得不免要流点血。幸而那个武官‘深明大义’，加之商会里也筹得出钱，于是平安无事就挂了白旗。那位旗人官呢，‘护送’出境了事。跟着，老百姓忙的是剪辫子的仪式。”这是发表于1936年10月《越风》第二十期《辛亥年的光头教员与剪辫运动》一文中的一段文字，是茅盾对辛亥革命嘉兴光复的回忆，那时他就读于浙江省立第二中学（嘉兴一中的前身）。

　　确实，从表面上看，与很多地方比，嘉兴光复可称“平淡”：没遭到抵抗，就开了一枪毙了一人，被毙之人还只是个造谣的破落地主。然而，现在我们穿越百年，回头梳理那段历史会发现，发生在嘉兴光复前后的那些真实的故事，至今看来仍令人热血沸腾。

　　“温台处会馆”策划浙苏皖三省武装起义

　　嘉兴一时成浙江反清革命中心

　　自签订《辛丑条约》以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人民生活更加困苦，嘉兴有志之士接受革命思想，逐步走上反清革命道路。

　　早在1902年，平湖人敖嘉熊、海宁人蒋百里、嘉兴人王维忱等就发起组织“时事研究会”，又称“浙会”，研究经世致用之学，探索救国复兴之路。后来，敖嘉熊从平湖迁到嘉兴，以改良农业、振兴教育为己任，创办学稼公社及竹林小学校，暗中鼓吹革命，还用白话文体编著了《新山歌》一书，启蒙和发动底层百姓进行反清斗争，许多士商也受到感化。

　　然而，敖嘉熊志向高远，他并不满足于此。他的目标是逐步掌握军政大权，推翻满清政府的统治。因此，就有了“温台处会馆”的建立。

　　当时的嘉兴，有一个特殊情况，太平天国运动后，嘉兴原住民急剧缩减，仅剩下相当于太平天国运动之前的三分之一人口。后来满清政府不得不从浙江的温州、台州、处州（今丽水）等地引进人口，称为客民。

　　事实上，客民在嘉兴的生存比原住民艰难，嘉兴当地的满清官吏欺压他们比原住民更甚，因此客民与官府矛盾更深，关系极其紧张。敖嘉熊对此看得很清楚，并且决心加以利用。

　　敖嘉熊决定牵头成立一个组织，充当官府与客民的中介，主要是代收代缴客民赋税，另外重要的事情就是组织团练，保卫客民的安全，抵御欺凌。这就是“温台处会馆”。

　　1904年，嘉兴人龚宝铨在上海与蔡元培、陶成章等组织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成为浙江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后来光复会想拉敖嘉熊入会，他不愿意，但答应有事必定支持。双方很快就一起谋划浙江独立的大事。

　　在谋划过程中，大家达成共识，浙江不是可以自守的地方，要独立必须拿下南京和安徽。于是，计划在浙江、江苏、安徽三省发动武装起义，一时间，嘉兴成为浙江反清革命的中心。

　　当时，依托嘉兴的“温台处会馆”，分别到松江（当时属江苏）、湖州和杭州设了3处分馆。至此，“温台处会馆”事实上已经是一个纯粹的革命机关。浙江革命志士云集于此，为浙江的反清革命前赴后继。

　　可惜的是，“温台处会馆”由于敖嘉熊“迭遭家难，商业亦复亏折”而无法维持下去，革命志士逐渐走散，转移到绍兴协助徐锡麟设立大通学堂，浙江反清革命中心随之转移。

　　市文化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市政协文教卫体委副主任崔泉森在作《解读<辛亥革命与嘉兴>》的报告时说，敖嘉熊、徐锡麟等浙江革命力量之所以最后以失败告终，主要是会党这种非正规的武装力量，实则是乌合之众，清军虽腐败疲弱，会党力量还是难以胜之。

　　同盟会浙江支部长褚辅成领导浙江光复

　　嘉兴力量是浙江革命的支柱

　　1905年，“光复会”与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和黄兴领导的“华兴会”联合起来在日本东京组织全国性的政党“中国同盟会”。嘉兴的龚宝铨、王维忱、褚辅成、陈仲权、范古农等都是最早的同盟会会员，褚辅成还是同盟会浙江支部长。他们后来成为浙江革命的支柱。

　　实际上，徐锡麟在安徽发动革命失败后，浙江的革命志士就议定“此后革命运动，宜注全力于军队方面”。所以，后来浙江省编练新军，中下级军官革命党占多数，其中嘉兴籍军官有朱瑞、吴思豫、冯炽中、葛敬恩等。可以说革命势力已布满军界，只待时机之到来。

　　1911年，武昌首义的消息当晚就传到浙江，令浙江的革命志士群情激奋。当时主持浙江革命工作的革命志士秘密在杭州开会，其中就有褚辅成、朱瑞、吴思豫等。

　　在后来的浙江光复中，褚辅成成为主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而其他的嘉兴籍革命志士也在多个重要岗位发挥支柱作用。

　　有文记载，当时浙江光复后，拟推褚辅成当都督，但褚辅成推荐为沪杭甬铁路争得自办权的汤寿潜担当，自己则做了军政府政事部长，“民政、财政、交通、外交、教育、实业皆归其总揽”。周承英则出任浙军总司令官。

　　浙江光复中还有两件事显示嘉兴籍革命志士的“厉害”：在光复前，清军旗营内有两门德制火炮，以备抵抗之用，但当革命党人攻打抚署要用时，两门炮却怎么也打不出，原来褚辅成已事先培养了一位年少有革命之志的革命党人，依褚辅成的部署将两门火炮的关键部件拆了，而当旗营被攻克后，这位革命党人又装上关键部件，对着抚署发了一炮，抚署驻军当即投降。

　　另一件事是旗营协领贵林缴械投诚时竟隐匿了一部分，被桐乡人杭辛斋侦察发现，后来褚辅成设计将贵林“请”来，绑出去杀了。

　　其实，嘉兴光复的准备工作是与省城同步的，因为组织者和领导者同是褚辅成，他还曾专门到嘉兴进行部署，由同盟会会员方於笥在嘉兴负责具体工作。随着浙江省城的光复，“各府闻省城光复，相率反正，惟清嘉兴统领沈沂山拒焉”。难道打一场硬仗在嘉兴是难以避免了？

　　在嘉兴图书馆，记者找到一份资料，是当年参与嘉兴光复的马济生1958年口述的，并由董巽观记录的《嘉兴光复记略》。值得一提的是，马济生是新军进入嘉兴城的引导者。

　　根据《嘉兴光复记略》记载，嘉兴旧府属七县(嘉兴、嘉善、平湖、海盐、桐乡、崇德、秀水)的光复工作，是由褚辅成、龚宝铨二人在省联系。在嘉兴的具体工作是由方於笥(时任秀水学堂监督，秀水学堂后改为省立二中，现为嘉兴一中)领导进行。当时机关设在精严寺藏经阁内。

　　嘉兴光复不得不提到沪杭铁路，它是1909年全线通车的。光复时，清军统领为沈沂山，共统兵十营，驻在城区者不足一营，但沈事前有准备；驻王店之赵廷玉营，为沈之主力，王店与城区已通火车，半小时许即可到达，因此沈有恃无恐。

　　方於笥数次派人和沈谈判，沈态度强硬。方乃急电杭州告急，杭州即派浙江省八十二标第三营管带顾乃斌，以督队官名义，在1911年11月7日上午9时许带步兵两营、炮兵一连乘火车到达嘉兴南门外。方於笥事前派马济生持旗等待欢迎，并由马济生引导在前，军队从南门进城，在大街游行一周，驻于精严寺内。

　　省城新军还在坐火车赶来的路上，满清官员就已经跑到嘉善坐火车逃往上海了。顾乃斌到嘉兴，嘉兴军政分府即告成立。方於笥被推选为嘉兴分府府长。

　　军政分府人员各佩红色布条。清防军见顾新军入城，即派代表表示投降，由马济生传令集合，点名各发白布缠臂为凭。顾乃斌到后，即分派人员，召集沈沂山原统之八营头目，到城听令。另外就由杭带来之新军，分组赴各镇安民。

　　1911年11月7日嘉兴光复，除全城户户挂白旗之外，一切照常。当时大街行人热闹，在下午2时左右，军政分府得报，说南门外丝行街顿时白旗收尽；经派员前往查明，方悉有一破落地主夏老四，在丝行街大放谣言，说清朝派张勋大兵就到，挂白旗的人家，尽将杀头；因此，人心恐慌，白旗顿时收尽。分府立即派人拘捕夏老四，讯审属实，即行押赴甪里街枪决，人心始定。

　　1911年11月下旬，省立二中学生自动组织学生军参加北伐，报名非常踊跃，同学们约定不可告知家长，并请 计宗型老师领导，计宗型请郑密安老师召集报名学生实行征前操练，等待枪支弹药，因南京光复消息传来，学生军宣布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