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全国设五大支部，重庆占一席(2)

　　当时，同盟会重庆支部掌握着《广益丛报》，作为革命宣传的阵地。但因重庆是通商大埠，清政府控制相当严密，无法进行公开的反清宣传。《广益丛报》只能在争取公开合法出刊的情况下，尽力做些抨击清王朝，树新风，作民气的宣传工作。因此，地下发行的《四川》杂志的作用就相当突出。

　　《四川》杂志以四川人民的代言人为己任，以四川的历史与现实为依据，激励四川人民的革命精神。《四川》号召全川人民“合七千万人之心而为一心，合七千万之个人体而为一大团体”，“群起以攻伐政府，内政既清，则外患自弭”。《四川》杂志鲜明的反帝反清思想，通俗流畅的文字，受到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欢迎。

　　1907年，川南叙永开办永宁中学。校方聘请杨庶堪、向楚前往任教。杨庶堪是同盟会重庆支部的负责人，在永宁中学，杨庶堪教历史、英文，向楚教中国文学。他们暗中向进步学生介绍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的《訄书》，以及同盟会出刊的《民报》、《天讨》等革命书刊杂志。还提倡读《水浒》、《心史》以及顾炎武、王船山、黄黎洲的著作，进行反清宣传。这些学生刚从书院出来，有一定的文史根底，经杨庶堪、向楚在民族大义方面的传播启导，思想进步很快，其中的优秀分子，“均由先生(杨庶堪)及之洪介绍加入同盟会，此后在辛亥革命中有所建白”，除在校内活动外，杨庶堪还广为结交朋友，进行革命活动。由此，叙永成为川南地区的革命基地，而“永宁中学堂也就成为当地的革命司令部了”。

　　清政府在菜园坝开工业展览会，重庆支部决策明智，未盲目发动起义

　　武装起义是孙中山先生从组织兴中会起就一直致力的头等重要任务，同盟会成立以后，专门制定了《革命方略》，提出“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明确地举起了武装起义的旗帜。同盟会总部关于武装起义给四川同盟会的任务是：“先把散处在各地的同志联络好，并设立机关，吸收党员，扩充力量，作为起义的领导和骨干，然后组织学生，联合会党，运动新军，发动起义。”并派熊克武、黄树中等人学习炸弹制造技术，以备日后起义之用。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07年四川同盟会决定于11月14日西太后那拉氏生日之日在泸州、江安、成都、叙府同时发动武装起义，以定川西。但是，这次大起义或因过早暴露目标，或因起义机密泄露，或因准备不甚周全，都失败了。这次起义，是四川同盟会发起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起义，它的失败，使同盟会在川西南的力量遭到严重挫折。

　　1908年，清政府决定在重庆菜园坝开工商赛会，这是川东地区第一次举办的工业展览会，各县均有人携带展品前来参加，游览者也不少，盛况空前。当时，从各地来了不少同盟会员，其中有的主张“乘机大举’，发动起义。重庆支部的杨庶堪等人则认为，“1907年成都起义失败后，各地清吏防范革命极严，党人进行革命举事也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再则重庆为工商业重镇，当交通要道，万一失败，机关将不易保存，会失去革命进展的据点，贻害甚大”，因而力主慎重。经过反复商讨，决定暂不发动起义，“仍以积极进行革命宣传和发展组织为主，在积蓄力量的基础上，待时局变化，再发动举事” 。

　　同盟会重庆支部在当时没有盲目发动起义，不失为一个明智的决策。因为，自1907年成都起义失败后，成都的同盟会组织瓦解，重庆就成了四川同盟会活动的中心。而重庆地处交通要道，西南工商重镇，清政府对革命防范极严，驻有重兵，帝国主义也有兵舰驻扎重庆，随时可以镇压革命的暴动。更主要的是当时根本没有具备发动一次成功起义的条件，准备很不充分。因此，这时如贸然在重庆发动起义，必将遭致失败，四川同盟会领导机关也将遭到严重的破坏，“会失去革命进展的据点”。反之，暂不起义，加紧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等待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从而给清政府以致命的一击，则是完全可能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正由于重庆同盟会支部这一正确决策，加上他们卓有成效的工作，组成了一个反清联合阵线，彻底孤立了清政府，在辛亥革命的高潮中，一举推翻了清朝在重庆的统治，川东南五十七州县闻风而景从。

　　同盟会成员，通过各种关系，基本控制了重庆教育界

　　尽管同盟会在重庆没有举行武装起义，但清政府密切注意任何与重庆地区有关的革命苗头。1906年11月5日，重庆府密饬各属“一体严防”孙中山和同盟会的活动，要求“随时查缉，以免勾结而靖地方”。据《广益丛报》1908年报道：“鄂督陈少帅(指陈夔龙———作者注)近接江督端午帅(指端方———作者注)电，咨据侦探密报，革党孙汶(文)确欲在南京、安庆、汉口、重庆运动起事，现派浙江人余恨海，年三十余岁，及冯茂隆等(任)驻扬子江正副都督，所有军械由台湾输入重庆、宜昌一带起事等因。少帅当以沿江一带近来时有革党潜谋不轨消息，此次宁省来电，未必无因。昨特据情通札水陆各防营、各关道、各巡警道，陆军镇、协、统制，加以防范以遏乱萌。”

　　1909年—1910年间，杨庶堪、张培爵等人又陆续聚集重庆，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掌握教育机关，使之成为组织和发动起义的基地。首先，他们通过各种关系基本上控制了整个重庆的教育机构。由杨庶堪任重庆府中学堂监督，张培爵任学监，朱蕴章任巴县中学堂监督，杨霖任川东师范学堂监督，朱之洪任巴县女子学堂监督及重庆教育会会长，谢持任女校教习，周国琛任体育学堂校长。商业中学堂监督舒兴渭虽然不是同盟会员。但与杨庶堪等“极相友善，声气可通，全无隔阂”。由于同盟会重庆支部负责人杨庶堪、张培爵均在府中学任教，该校革命基础较好，因而支部机关也就设在府中学堂。此外，重庆支部的董鸿词、吴骏英、张象乾等担任了巡警教练所教职员；董宪章任四川陆军小学堂教习，负责联络成都一带同盟会员的任务；梅际郇任夔府中学堂监督，负责联系下川东一带同盟会员的任务。各校均有一批教职员和学生陆续成为了同盟会会员。

　　在此期间，同盟会员张树三在鼓楼街开设有“天泰店”，同盟会重庆支部即指定为招待所，并在店内设书报社，置各种为清朝禁毁的图书和海外报刊，以扩大联系各方面人士，并加强革命宣传。同盟会员石青阳，子1908年在重庆南岸界石乡开办了四川第一家蒸汽缫丝厂———蜀眉丝厂；1905年同盟会员陈崇功也办有富川制纸公司。这些，不仅对四川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甩，而且掩护了革命活动。

　　这一时期同盟会重庆支部的活动，为辛亥时期川东地区的保路运动、武装起义和独立，打下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