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路同志会成立，主导重庆保路运动(2)

　　与四川保路运动泣求天恩的非暴力手段相比，重庆保路运动对比鲜明

　　四川资产阶级立宪派发动了四川保路运动，并控制着运动的领导权。四川保路同志会的正副会长蒲殿俊、罗纶就是这个派别的政治领袖。这个派别，代表了四川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一方面他们身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因此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满清朝政府的统治；另一方面，由于四川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充分，他们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不论在经济上或政治上都相当软弱，在政治斗争中表现为坚持君主立宪，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个派别最集中地体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革命性和妥协性的特点。这种阶级特性决定把运动限制在“文明争路”的范围之中。他们在《保路同志会宣言书》中就一再声明，“实行铁路国有政策，与四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同这些卖国卖路的行径，非我皇上有意弃吾民于不顾也，亦非外国人强制吾国必缔结此不利之条约也”，“此不应怨望朝廷……不必集矢外人”。一再强调要坚持“防暴动”，“有秩序”，“不为邪说所惑”。因此，在他们领导下的保路运动，基本上都是采取上书请愿，泣求天恩的非暴力手段。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重庆的保路运动，一开始就置于同盟会重庆支部的领导下。同盟会是由资产阶级革命派组成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这个阶层具有比较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愿望。尽管他们也具有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一般特点———革命性和妥协性，但在20世纪初年，在它的整个上升时期，革命性始终是它的主导方面。他们始终坚持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与坚持君主立宪主张的立宪派针锋相对。所以，从一开始，同盟会重庆支部就注意突破立宪派划定的“文明争路”的框框，把反帝爱国的保路运动转变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911年8月5日，川汉铁路特别股东大会在成都召开，同盟会重庆支部派朱之洪以重庆股东代表身份赴成都出席。行前，杨庶堪对朱之洪说：“君此去，蒲、罗均来足与谋”，“同盟会应趁此时机，转化保路运动为反满革命运动”。他要朱之洪看清蒲殿俊、罗纶等立宪派人士反对革命的本质，要他注意宣传同盟会对保路运动的主张，与各地同盟会员加强联络。促进反清革命的到来。

　　从6月18日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起，仅一个半月时间，保路同志会风靡全川，各阶级阶层的爱国群众，不分地域，不分职业，不分民族，不分信仰，不分男女老幼，都汇入了保路运动的洪流之中，人民群众正在逐渐突破“文明争路”的藩篱。此时，清廷委派赵尔丰接替王人文，就任四川总督。四川立宪派为继续反对清王朝卖国卖路，特别是为了向赵尔丰显示四川民意，重申“文明争路”的宗旨，求得赵尔丰的支持，因此决定召开全省铁路特别股东大会，并在会前为大会定下基调，仍然是“文明争路”。

　　朱之洪到成都以后，秘密与在省党人曹笃、龙剑鸣等人商议进行革命的办法。朱之洪说：“争路者，日与政府言法律，辨是非，政府终不悔悟，不如激扬民气，导以革命。”

　　朱之洪又利用合法讲坛，揭露清政府破坏保路运动的阴谋，推动运动向纵深发展。当时，李稷勋任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此人不但拒不接受四川保路同志会“争路保款”的宗旨，反而投向盛宣怀，清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端方等人，出卖四川保路运动。四川群众早就要求罢免李稷勋。朱之洪有理有据地逐条驳斥端方对四川保路运动的诬蔑和攻击，赢得了会议代表的阵阵喝彩。随后，朱之洪以“川省川汉铁路股东会”的名义，起草了给端方的复电。电报抗议他干涉股东会正常活动，“我公权在督路，蜀中地方近况，绅董贤否，会场言论，自有行政官督察，未宜远劳驰虑。”又驳斥他的诬蔑说，“此次路事，由于贼臣违宪卖国，普天同愤，蜀亦同之。……实一心共命，并无喜事之人与公正绅董之别”。

　　同盟会员大张旗鼓地宣传革命，引起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严重不安

　　8月18日，端方与湖广总督瑞澂会同电奏：“请明降谕旨，特派李稷勋仍行留办路工，一面责成赵尔丰懔遵迭次谕旨，严重对付”，“遇乱荫而靖地方”。次日，清王朝不顾四川群众提出罢斥李稷勋的要求，悍然派李稷勋总理川路工程。随后不久，朱之洪在川路股东审查会上就此事提出质询，将清王朝与川人为敌的罪行揭发出来，促使了四川罢市罢课斗争的开展。8月24日上午，出席特别股东大会的代表正式获悉清廷强派李稷勋总理川路的消息，会场内一片捶胸顿足，哭喊叫骂之声，“满场烈焰欲烧”，决定立即罢市罢课抗议。下午，成都民众都知道了这一消息，全城一片愤怒，顷刻之间，全城百业停闭，学堂一律停课。从此，四川保路运动“文明争路”的阶段结束了，罢市罢课的风潮迅速席卷全川。

　　由于同盟会员在重庆大张旗鼓地宣传革命，促使重庆保路运动更加深入发展，引起帝国主义和清朝重庆政府的严重不安。日本驻重庆代理领事河西认为：“渝中现时兵丁甚少，防范难周”，他要求川东道朱有基“多备兵勇，在渝驻扎，以资保护。”朱有基表示：“自当不动声色，严密注视防范，以保公安，断不敢稍事大意”。他已奉命，“重庆发生任何运动，立即予以镇压”。大街上白天晚上都有军队巡逻，戒备森严，以对付随时可能发生的暴动。他还请求各国帝国主义派驻重庆的军舰“在造反的人发动进攻时协助保卫重庆”。

　　四川京官、裁缺内阁侍读学士甘大璋向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密告重庆同盟会员朱之洪、刘祖荫、江潘，以及余朗轩、许见田等人，“在重庆开会演说，意在谋为不轨。”要求“咨行川督遵旨严拿首要，依法惩办”。其实，当时的革命条件还并不十分成熟，为了避免引起清政府的注意，获得更多群众的支持和信任，重庆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人并不公开鼓动闹事，采取暴力行动，而是暗中进行起义准备。这一点，重庆海关税务司斯泰老(德国人)明显地感觉到了，他在给海关总税务司的报告中指出：“事实上，真正首领们的目的是要叛乱，不会半途而废” 。

　　成都罢市罢课的消息传来，重庆保路同志协会也“秘密地进行着鼓动”，拟于8月30日举行全市罢市。这一消息引起了清政府的恐慌。8月30日一大早，川东道、巴县知县和所有的地方官都倾巢出动，到街上威胁各商家，要他们照常开门营业。一部分富裕商人为此而产生了动摇，他们害怕由于罢市而遭到清政府的压制，从而遭受损失；他们还怕罢市引起连锁反应，触发暴动，损失更大，因而拒绝参加罢市。由于局势动荡，重庆商人也不再向上海采运货物，并且赶紧运出重庆的土货，以致市面货物越来越少。因此，尽管重庆没有罢市，但到9月中旬，“除了柜台上的零星交易外，全部买卖都已停顿”，全重庆“谣言着魔似地遍地飞传，……造成了一切物价上涨”。重庆形势的发展已很明白地告诉人们，清政府“已丧失了他们的影响，事态的控制权已全部落到保路同志会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