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前夕安徽市民心理的变迁

       近代中国在屈辱中领受了欧风美雨。开始了近代化的艰难历程。终清之世。尽管中国社会的近代化程度不尽如人意，以至于民国以后广大民众并未能真正享受到民主权利，还要长期忍受专制的磨难。但不可否认的是。正由于清季近代化的发轫，引起了一系列的社会变迁，涵育着新的社会心理，催生出一批革命志士，才导致了清社的颠覆。本文拟对清季安徽社会近代化引起的市民心理变迁作一简略的考察。

       一、清季安徽社会的近代化

       安徽地处长江中下游，接受西方的影响晚于沿海而早于中西部地区，其近代化的起步在全国也居于领先地位。

        晚清时期。安徽近代工业发展虽远不够充分，但发轫较早，对于民众的社会心理影响时间较久。1877年，曾任汉口伊文洋行买办的杨德集股10万两购用外国机器开采池州煤矿，安徽官府派道员孙振铨督理，采取官督商办形式，拟‘集资一百廿万两，计一万二千股”。1885年，按每股实收额改为25两一股。两年后。“始将一万二千股分认定”，约有资本30万两。该矿是近代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主义矿业。1883年，徐秉诗再次开采贵池煤矿。可惜的是，安徽的近代工矿企业并未以此为契机而得到全面、健康的发展。甲午战争以前，见于文字记载的近代工矿企业仅此两家，且经营都不够成功。甲午至辛亥，安徽近代工业有了初步发展。据有人统计：“截至1908年。安徽共创设各种规模较大的工厂企业约40家”，另外，“甲午战争后至辛亥革命前，安徽民族资本创设的矿业公司有23家。领有矿区32区”。其中创办较早的是1897年章惕斋于芜湖开设的益新面粉厂，资本21万元：规模最大的是1905年张广生于芜湖创办的裕源织麻公司，资本42万元。上述统计中，有些企业或创办时流产或中途夭折。如：1906年，道员赵继椿拟于安庆创办纺织公司。道员唐致隆拟于芜湖创办公大纺纱公司，皆未能成功：有些企业并未采用机器生产，严格地说不应列为近代工业。如：1903年，商人张荣舜集股2万两于泾县开办万安煤矿公司。“以土法开采，耗费过重”，以致‘亏本甚巨”等。因而所列厂矿数目很难准确地反映安徽近代工业发展的真实面貌。据汪敬虞先生统计：1895 -1913年间，能够确认已经开办成功、资本万元以上的安徽近代工矿企业共18家，占全国539家的3. 30/0弱；资本额共186.8万元，仅占全国12029.7万元的1.5%强。    

       清末安徽也出现过几家农牧垦殖公司。其中规模较大的，一是曾任度支部右参议的刘世珩集股20万两于1905年创办的贵池垦务公司；一是道员赵继椿于1906年创办、后由道员刘廷凤任总理的安阜农务公司。后者属官商合办性质，领官股4万元，“拟集成股银十五万元”，开垦东流县八都湖。随后，又有一些新生的垦殖公司相继创办。据农商部统计：至1912年。安徽共设垦殖公司9家，占全国171家的5%强；已缴资本20500元，仅占全国635万余元的0. 32%强。这些垦殖公司在经营上未必完全采用资本主义方式。但它们基本上是由私人投资创办的，至少表现了农业生产开始向资本主义转化的趋向。

        外贸方面。芜湖于19世纪70年代依据中英《烟台条约》被辟为通商口岸。清末，“其贸易总额为二千三百万两乃至三千万两。其中，直接对外贸易不过四十六万两乃至五十万两。同期，全国进出口贸易额约为12. 72亿元。安徽的进出口贸易额约占全国的万分之五强。               

       客观地说，安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与其起步时间很不相称。在国居于相对落后的地位。但是就其对民众心理的影响而言。时间的长久也未尝不是一种优势。   

       清末“新政”至“预备立宪”期间，安徽的政权体、教育制度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并出现了一些新的社会团体和新闻媒介。新的政权机构、新式学校、新型社会团体和近代报刊的出现，反映了社会组织方面的变化。由于这些变化的主要发生地是城镇，必然首先引起市民心理的变迁。   

        安徽地方政权体制的变化。起先是根据对朝中央政府改革官制的谕令，增设了学务处、警务公所、劝业公所等机构，并相应增设了劝业道、巡警道，改学政为提学使，同时设立全省矿务总局、商务总局等。1908年以后，又按照清政府的统一布署，先后设立宪政调查局、地方自治研究所、筹办宪政考核处、宪政筹备处，分别作为宪政筹备、督察、主持机构。1909年。通过选举成立省咨议局。有议员83人。翌年，各州县选举成立了地方自治议事会和董事会。此外，司法方面，于1909年设立审判厅筹备处和审判研究所。翌年，在省城安庆分设高等审判厅、地方审判厅、初级审判厅各一所；在芜湖分设地方审判厅、初级审判厅各一所，“各级检察厅即附于内”。财政方面，先后设立财政统计处与清理财政局，统计财政收支情况。准备编制财政预算。上述变化中，尤其是咨议局的成立使封建专制政权打开了一线缝隙，为士绅议政、参政提供了可能。这些新政权机构的出现。客观地预示着沿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权体制已趋于解体。

        安徽的新型社会团体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商会。1905年芜湖商务总会最先成立，“由各帮商董公同组织，推举总协理，延请文牍坐办，并捐开办经费五千两”。三年后各地商务总会、分会增至12所，1911年增至33所。一类是教育会。1906年成立安徽全省教育总会。此后两年相继成立皖北教育分会和皖南教育分会，各州县教育会19 06 -1910年间陆续成立了25所。一类是路矿会。主要是为维护路矿权益而成立的。大多与收回铜官山权有关。19 05 -1909年间先后建立过安徽全省铁路办事处、全省矿务总公司、安徽铁路公司、全省路矿公会、芜路矿公会、安徽矿务保存会、铜官山矿抵制会等。这些由民间自发形成的社会团体，反映了人们对近代工矿、交通、教育事业的日益关心，反映了部分士绅对于投资兴办近代企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上述社会团体绝大多数掌握在士绅手中，这些士绅作为城镇市民的主体，正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近代意识才会出面组织并主持新型社会团体的。而这些社团的活动必将促使更多的市民发生心理上的变化，开始向资产阶级转变。   

        相对而言，新式学校的创办与近代报刊的发行对于安徽社会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安徽近代教育的嚆矢当推求是学堂。1897年。安徽巡抚邓华熙奏请设立新式学堂。次年，就省城敬敷书院房舍开办，定名求是学堂。实际招收正课生67名、附课生26名。开设的课程有英文、翻译、数学、植物、各国史鉴、地舆学等。1901年，清政府下诏改全国书院为学堂。招生正额生100名、师范生120名。清政府厘订学堂章程后，安徽大学堂于1904年改为高等学堂。学额实定为240名，后增至300名。分为本科、预科、师范、补习班等类，学生最多时编为10个班。截止1909年，先后毕业两届师范生。共1O4人；四届预科生，共121人。   

        20世纪初叶，安徽和全国一样，掀起了办学热潮，各类学校数目成倍增长，遍及全省各州县，其中以安徽法政学堂规模为最大。该校于1906年成立于安庆。学生达500余名。按招生对象、培养目标分科，相应规定不同的修业年限。如预科学制二年，正科、别科三年，讲习科一年半。简易科一年等。正科又分为政治、法律两种专业。课程设置方面，预科、简易科各开设12门课，正科法律专业开设19门课。正科政治专业、别科各开设21门课。讲习科开设22门课。以正科法律专业为例，所开课程除人伦道德、皇朝掌故、大清律例、外语外。与专业有关的包括中国法制史、外国法制史、宪法、各国比较刑法、行政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裁判所编制法、民法、商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监狱学、警察学、地方自治制度等15门，内容相当丰富。    据统计：1903年安徽仅有学堂13所，1909年即增至723所，截至1912年，安徽共有各类学堂1457 所，在校学生52010人。加上各学堂的毕业生及历年公费、私费出洋的留学生，安徽社会形成了一个新的知识分子群体。

        清末安徽近代报刊的出现，最早当推1898年维新派在芜湖创办的《皖报）》及次年桐城人汪熔在芜湖创办的《白话报》。20世纪初安徽的办报活动以安庆、芜湖为中心迅速兴起。1904 -1911年间先后兴办的近代报刊约13家。具体情况见下表：

        其中，《安徽俗话报》创刊于安庆，随即迁至芜湖，与安徽公学联为一气，“于鼓吹倒清革命以外，还揭露帝国主义列强掠夺安徽矿山土地的罪行¨。1905年秋，因触怒帝国主义，被勒令停刊。蔡元培先生曾赞扬它“表面普及常识，暗中鼓吹革命的工作。韩衍创办的《安徽通俗公报》因声援铜陵人民驱逐铜官山矿英籍工程师麦奎的斗争，遭劣绅忌恨，被控告到官府，“谓路矿风潮皆由该报所挑动，应请立时将该报封闭，以息风潮”。韩衍本人亦遭歹徒行刺，受五刀而未死。《皖江日报》由同盟会会员陈子范担任主笔，“发表了不少宣传革命的文章”。其诗句“可怜牛马无猜惯。槽枥相安二百年”。“己无净土容歌哭，只合浮槎犯斗牛”等在青年知识分子中传诵一时。   

        新式学校近代报刊犹如社会变革的催生剂。前者培育出的新知识分子群体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成员，特别是城市居民的整体结构：后者则不断地用新知识、新思想熏陶着各阶层的民众，当然城市居民更容易受到其影响。   

       二 、安徽市民心理的近代趋向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封建政权体制的新调整和变更。尤其是新式学校兴办后，新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和近代报刊的刊行。至辛亥革命前夕，安徽社会在心理层面上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动，这在市民阶层中表现尤为明显。市民心理变迁主要体现为一些新社会意识的形成。

    （一）经‘商”意识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代统治者一贯奉行“重农抑  42商”政策，封建士大夫竞相以“重义轻利”相标榜，士农工商中商人被列为四民之末。所谓“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经商牟利历来遭人鄙视。近代以降，西学东渐，人们的价值观相继发生了变化。起先是洋务派打着“求富”旗号兴办官督商办企业，继之是早期维新思想家提出“商战”口号，随后在资产阶级中开始有人信奉‘实业救国”思想。安徽近代资本主义虽然相对落后于全国。但发轫较早，通过长时间的耳濡目染，人们在潜移默化之中形成了新的社全意识。在皖北比较偏僻落后的涡阳县，“辛亥以前，拥资者醉心商业，视置产为迂图”。这里的“商业”是当时通行的一种广义说法。实际包括兴办工矿企业、交通事业等实业活动。所谓经“商”意识实际指兴办近代实业以营利的愿望。当时，在芜湖、安庆等安徽中心城市掀起的有限的兴办实业热潮，就是这种经‘商”意识的外化。连安徽巡抚也一度视‘开辟利源为当务之急”，积极支持民间开矿筑路，并称：“皖绅自办铁路，洵为振兴商业之要举”。一般市民更认为，修筑铁路“实皖省富强之基。莫大之利益也”。兴办实业以求利，不但被目为致富之途，而且被视作求强之道，一时成为时尚。

    （二）国民意识

        封建社会历来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广大群众被压在社会最底层。封建统治阶级役之为牛马。视之为愚民。清世之季。民权说兴。封建统治者有时不得不俯视舆情、顺从民意。一般市民也逐渐意识到自己作为国民一分子所应享有的权利、承担的义务。这在收回铜官山矿权运动中表现得最为明确。安徽市民的中坚——绅商声称路矿权益为“生民命脉之所关”，已经突破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陈旧观念。他们一再以“铜官山矿务已动全体公忿”、皖人“万众一心，坚持废约”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并自派代表进京与英方谈判。表现了一种国民权利所在、理应当仁不让的精神。谈判中，安徽绅商代表宣称：“同人此次奉全体同乡命来争废约”，若“议稍通融，则何以对数千万之皖人耶？”申明了他们以国民代表身份维护国民权益的正义性。安徽绅商筹划集资自办铜官山矿时，“怀宁中学堂由职员、教员、学生以及斋夫共认四千三百六十股，计洋二万零九百元”体现了市民中的一个特殊部分——教育界人士的国民意识。合肥县民众因“生计艰难”求见县令黄某遭到拒绝，遂“蜂拥而入”、“拳足交施”。将该县令揍了一顿。这是下层市民国民意识的一种曲折反映。

    （三）参政意识

       庶民议政、干政是封建专制政权的一大忌讳，历代封建帝王无不对“民气嚣张”深恶痛绝。但是，随着市民国民意识的觉醒，人们势必要以国民权利的得失为标准来评判政府的行政；势必要反对违背国民权利的政策、法令，于是开始萌发参政意识。安徽人民不顾政府的意愿，坚持要求收回铜官山矿权，并直接派代表与英方谈判。实际上就是一种参政行为。待到清政府为收买人心、欺骗舆论而‘预备立宪”时，各省有咨议局之设，州县有地方自治之举，市民阶层以为有了正当的参政途径。于是表现出了更为强烈的参政愿望。安徽咨议局成立后。“所议事件咸能以为人民谋幸福六字为宗旨”，曾因皖抚不愿提交全省财政预算、决算方案，“全体议员协力与之争执，几至决裂，终达交出之目的”。说明他们对省政已有一定的参预权。四川保路运动期间，安徽咨议局致电资政院，称：“川人争路非乱”，要求代为奏“速先释放”被川督赵尔丰逮捕的蒲殿俊、邓孝可等人。表现了参预国政的愿望。1910年春，南陵县因灾缺粮，“绅、学界主张禁止运米出口，商界不以为然，争持不决”。知县程某只好提交自治会讨，最后遵从绅界和学界的意见，下令“封禁稻米出口”表明州县市民阶层也曾在一定限度内参政。

    （四）民族意识

     中国古代一直存在着民族冲突与融合问题，但主要是国内各民族间的矛盾与冲突，结果往往以先进的中原汉文化吸收、融合落后的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即少数民族“汉化”而告终。人们对于民族文化的认识始终停留在“夷夏之辨”、“用夏变夷”等观念上。表现了先进民族的优越感。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中国，民族问题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文化上的先进与落后之分也颠倒了位置。大多数顽固守旧的封建士大夫仍然高唱着“严中外之防”、“明华夷之辨”的老调，只有少数人开始理智地思索民族问题。提出‘‘师夷长技”、“以夷制夷”等主张。戊戌维新时期，鉴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维新派提出“救亡图存”、“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标志着近代民族意识的形成，人们对于帝国主义侵略有了比较科学的认识。拒俄运动中。部分安徽市民中的激进分子——进步青年在安庆藏书楼举行演说会，号召人们“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宁为国民而死。不为奴隶而生”“与各省通声气，连络，以御外侮，以保主仅”，就是这种民族意识的体现。后来，“戴生昌轮船公司曾在内河行驶的小轮上悬挂日本国旗，当时许多青年人认为非常有辱国体，纷纷起来反对”，终于迫使该公司“从小轮上扯下‘太阳旗”。人们能够自觉地起来维护民族尊严。说明近代民族意识已经深入人心。

     （五）主权意识

       近代民族问题内容十分广泛，其核心是主权问题。洋务派最先提出要“挽回利权”、维新派号召“保国”也主要是维护国家主权。20世纪初，国内普遍兴起收回利权运动，主权问题一时成为社会各阶层所关注的焦点。主权意识亦随之普及于社会。在安徽，连地方官员都认为，皖人筹款自筑铁路，“洵属有裨路权”，并奏请准设立全省矿务总局，“以保自有之权利，以立开办之基础”。一般市民更视“路矿为领土利权之所在”。认为外国人在华开矿筑路是“侵我主权”，我国不能收回自办是‘自失主权”。因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收回铜官山矿权运动。收回该矿后设立的泾铜矿务公司所订招股章程规定：“本公司但收华股，非华股者查出作废。”“商办安徽全省铁路有限公司”章程也规定：“本公司拟全招华股，不招洋股，以合自办二字。”安徽市民已经能够自觉地维护路矿主权了。

     （六）群体意识

       清朝末年，广大民众特别是城市居民越来越多地开始关心时政、参预社会事务，并认识到改变社会现况决非一人一时所能办到。必须经过大多数人长期不懈的努力，于是懂得了团结的重要，普遍萌发了群体意识。安庆藏书楼演说会发起人陈独秀等出于“非集合群力，不足以图存”的认识，倡导人们“除平日为己之私见，当守合群爱国之目的”，“结成永久不散的团体、百折不挠的魄力”。会后发起安徽爱国会组织，以“结合士群为一团体”。安徽市民普遍认为开矿筑路必须“预先组定机关，联合团体，广采众论，为群策群力之谋”。方易于奏效。收回铜官山矿权，更需要“万众一心，坚持废纣，才可能成功。20世纪初安徽大地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许多商会、教育会、路矿会及革命组织，就是这种群体意识的真实与照。

        新社会意识所体现的市民心理变迁是社会变革前兆。经‘商”意识使人们对发展资本主义产生了兴趣，随着价值观念的转变，更多的人转化为资产阶级或成为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国民意识和参政意识必然导致人们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厌恶痛恨，使之更容易接受资产阶级的民权学说和民主制度；民族意识和主权意识是与帝国主义抗争的产物，反过来又加剧了这种抗争，促使人们为改变中华民族的屈辱地位而投身于反帝斗争：群体意识有利于革命力量的集结和革命组织的发展。总之。安徽辛亥革命具备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在全国革命形势的影响下，安徽辛亥革命曾经展现出有声有色、极为壮观的场景，推动了长江中游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