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前后

青年孙中山

　　1894年6月，孙中山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一事，在《孙文自传》中以“北游京津，以窥清廷之虚实”一笔带过：“及予卒业之后，悬壶于澳门、羊城两地以问世，而实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也。时郑士良则结纳会党、联络防营，门径既通，端倪略备。予乃与陆皓东北游京津，以窥清廷之虚实；深入武汉，以观长江之形势。”其实，此事经过的前后颇费了一番周折。

　　决定上书李鸿章有前因

　　选定上书李鸿章是有前因的。一是1892年7月23日，孙中山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西医书院的创始人孟生医生“救过李鸿章一命”，李鸿章是此书院的庇护人。据孙中山的同学江英华回忆：“毕业后，因英政府未有位置，香港总督罗便臣乃驰书北京英公使，托其转荐于北洋大臣李鸿章，谓孙先生与余两人识优学良，能耐劳苦，请予任用。李覆书云可来京候缺，每人暂给月俸五十元；并欲授吾人所谓‘钦命五品军（功）牌’”。“吾二人遂偕康德黎师上广州，请英领带见两广总督德寿领牌然后晋京，免惹清政府之忌。讵德寿诸多为难。欲吾二人填写三代履历，方准领得。孙先生气怒而返港。”其中的“钦命五品军牌”应是“钦命五品功牌”；“两广总督德寿”应是“两广总督李翰章（李鸿章兄长）”。有学者查对过康德黎夫人日记及康德黎传记，证实康德黎确实在1892年9月22日从香港前往广州，目的是为了把孙中山和江英华推荐给李鸿章。

　　二是若能打通盛宣怀这个关节，得到李鸿章的接见，大有成功之望。李鸿章与盛宣怀的父亲盛康交谊甚笃，加之盛宣怀虽非出身科举，其提出的“以路、矿、电线、航海诸大端为立国之要”，与李鸿章主张相合，办洋务使二人联系紧密。1884年盛宣怀署理天津海关道，这是李鸿章办洋务的要地。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三口通商大臣，直隶总督署在保定，但是，李鸿章除了封河的季节，常驻天津办公。李鸿章办理外交事务时，盛宣怀总是随侍在一旁。如能求得盛宙怀、郑观应写给盛宣怀的引荐信，王韬写给罗丰禄的信，就是争取到盛宣怀把孙中山引荐给李鸿章的支持。

孙中山上李鸿章书

　　孙中山上书时带有三封信

　　1894年3月，孙中山见到曾任前山海防同知的魏恒（字直牧。有文章写成“澳门海防同知魏恒”），谈及上书事。魏恒属经商富有而纳资得官，曾帮盛宙怀办理广东海防捐事，出于赞赏孙中山学识及医术，随答应写信给盛宙怀，望能推荐给其堂兄盛宣怀：“香山县医士孙生，名文号逸仙，人极纯道，精熟欧洲掌故，政治、语言、文字均皆精通，并善中西医术，知者甚多，妒者亦复不少。现拟远游京师，然后仍作欧洲之游。久仰令兄观察公德望，欲求一见。知侄与世丈处，既有年谊世好，又蒙青照有素，特属函恳赏赐书函于令兄观察公前先容，感激之情，不啻身受者矣。”

　　第一封信。1894年6月，孙中山、陆皓东到上海，住在三洋泾桥名利客栈，首先拜访盛宙怀。盛宙怀见到魏恒的手书，6月13日，盛宙怀写信给其兄盛宣怀：“孙逸仙兄，系广东香山县人，精熟欧洲医理；并由广东前山同知魏直牧函托，转求吾哥俯赐吹植。附呈原信，祈詧阅，特此禀达。”

　　第二封信。1894年6月，孙中山、陆皓东还在上海拜访了《盛世危言》著者、同乡郑观应。一是孙中山在雅丽士医校时，曾写信与郑观应讨论改革时政，论点颇为相合；1893年夏天，孙中山在澳门受郑观应感召，加入了兴中会。二是陆皓东在上海电报局工作时，得到其父好友又是同乡郑观应的关照；1890年，陆皓东请假回乡结婚，郑观应恰好正在广州养病，往来关系密切，此番孙中山、陆皓东同行，自然热情接待。在郑观应的家里，孙中山见到了王韬，经郑观应介绍，相谈甚为融洽。王韬答应对孙中山的上书文字，进行修改丰润。并答应安排在《万国公报》上发表。郑观应随写信给盛宣怀，对孙中山加以推荐：“敝邑有孙逸仙者，少年英俊，曩在香港考取英国医士，留心西学。有志农桑生植之要术，欲游历法国讲求养蚕之法，及游西北省履勘荒旷之区，招人开垦，免致华工受困于外洋。其志不可谓不高，其说亦颇切近，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兹欲北游津门，上书傅相，一白其胸中之素蕴……孙逸仙医士拟自备资斧，先游泰西各国，学习农务，艺成而后返中国，与同志集资设书院教人；并拟游历新疆、琼州、台湾，招人开垦，嘱弟恳我公代求傅相，转请总署给予游历泰西各国护照一纸，俾到外国向该国外部发给游学执照。以利遄行。”

　　第三封信。王韬在润色孙中山的上书文字时，对这篇定稿后6864字的《上李傅相书》，所阐述的“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四者既得，然后修我政理，宏我规模，治我军实，保我藩邦，欧洲其能匹哉!”这些阐述多是借鉴郑观应1894年版《盛世危言》，当时已不属鲜见。王韬的修改是紧紧把握住了孙中山上书的核心要求，一是希望获准在广东自种罂粟，以抵制印度烟土；二是获得出国考察农业的护照，便可向海外华侨筹集资金，招募同志。对此，郑观应、王韬均认定可行。为能获得李鸿章接见，王韬决定写一封信给好友罗丰禄促成此事。罗丰禄在1880年2月从英国留学回来后，在北洋水师营务处工作，兼任李鸿章的英文秘书和外交顾问，常跟在李鸿章左右。

　　到唐山看望宗亲

　　6月26日，孙中山、陆皓东到了天津，住在法租界的佛照楼旅舍(今天津市和平区哈尔滨道48号)，面见盛宣怀后，得到了支持，答应将《上李傅相书》及时呈交李鸿章。然后等待李鸿章接见的有关安排。此时，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冲突进入白热化，7月25日，日舰在牙山口外丰岛附近的海面击沉清政府运载援兵赴朝的英船“高升号”，清军700余人丧生。29日，日军攻击牙山东北成欢驿清军，清军败走，牙山失陷。8月1日，中日两国宣战。李鸿章此时必须集中全部精力处置有关事务，李鸿章听盛宣怀介绍孙中山是位二十多岁的医生，说：这样年轻的医生，也懂治国？李鸿章没看《上李傅相书》写的都是些什么，就交待：“这事先搁着，等打完仗以后再说吧。”孙中山、陆皓东等待的接见，至此完全落空。

　　就在这段时间，孙中山和陆皓东乘火车从天津来到唐山开平煤矿，探望他家乡香山左步村的孙氏宗亲。而关于孙中山此次的唐山之行，研究孙中山生平的文章多有忽略。

　　香山翠亨村和左步村孙氏同为一个祖上的后裔，见有本族至亲自家乡来到唐山，都非常高兴，在唐山的广东会馆盛情接待孙中山和陆皓东。唐山煤矿的技师孙锦芳、孙伟芳都是左步村人，在此次接待中出力最大，陪同孙中山等来到唐山煤矿矿场，听到了同乡唐廷枢的创业事迹，使孙中山对渤海“直隶湾”地域环境、唐山丰厚的海洋、矿产资源，都留下了深刻印象。使孙中山一直以为东南沿海一带，是中国工业发展重地的观念有了重大改变；来到唐山后，看到经过同乡唐廷枢等实业家近二十年的艰苦创业，唐山煤矿、唐山铁路公司、唐山洋灰公司等等，一批新型产业在此地崛起，其规模和使用的技术可以和英、美等国家企业媲美。孙中山认定在唐山沿海可建北方大港，扩大发展新兴企业，“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这才是今日之急务。”这些构想后来都体现在《建国方略》之中。晚上的广东会馆里灯火通明，广东同乡在这里会晤孙中山。谈到了唐廷枢死后，后继者张翼的无能和营私舞弊；谈到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孙中山说出了“兴汉除满，令这个世道变一变”。第二天，孙中山边顺着新修成的铁路往南走，边在介绍中知道唐山已有广东籍乡亲五六百人。住在孙锦芳家里，心潮起伏，浮想联翩。次日清晨，乘火车离开唐山。到了武汉以后，孙中山得到在上海的郑观应帮助，通过江海关弄到了一张护照，前往檀香山。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参与组建檀香山兴中会，踏上了反清救国的道路。

　　1894年9、10月份，《上李傅相书》全文刊登在上海《万国公报》上面。孙中山对李鸿章的失望，反映在1897年3月1日《双周论坛》上发表的《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之中：“正在中日战争开始以前，我在天津，看到他发财致富的方法之一，就是各级文武官员来请求任命，就在他们的呈文到达李鸿章以前，他们必须支付大量的贿赂给李的随员。”

　　李鸿章拒不接见，中日战争进行，清政府腐败和无能，孙中山在唐山的深切感受，在唐山看到近代工业发展，族亲们对清朝统治的愤懑，促使其思想变化，使孙中山决心推翻清王朝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