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孙中山崎岖美国行(3)
辛亥革命网 2016-12-06 08:58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李忆庐 查看：
异邦穷困气不挫
1904年，38岁的孙中山已近不惑之年，距创立革命团体兴中会亦有十年。
自4月28日获准入境，至12月14日离开美国奔赴英国，在8个月里，他途经旧金山、洛杉矶、费尼克斯、圣路易斯、匹兹堡、华盛顿、纽约、巴尔的摩和波士顿等数十个城市，“所到各埠，均发表演说”。这次走遍美国的游历，孙中山的日常生活起居状况，也被友人记录在历史的角落里。曾为孙中山受洗的喜嘉里牧师，1904年两次遇到孙中山，他有这样的印象：“至1904年，始于旧金山重遇之。先生谓余曰：中国痼疾已深，除推翻帝政外，别无挽救之法。同年冬季，复遇于纽约，形容枯瘁。”与孙中山过从甚密的王宠惠也回忆说，孙中山“异邦穷困，豪气不少挫”。在纽约时，王宠惠“奉电招赴寓所，为深远之谈。时国父困苦殊甚……寄居于乡人许芹牧师家中”。
虽备尝辛劳，然成果丰硕。在圣路易斯世博会上，年轻的陈光甫邂逅了孙中山，他转述，1903年5月，一批革命志士已在武昌成立秘密机关，并取得共识，要找到孙中山作为领袖。他们如今在比利时和德国留学，依旧在打听孙的行踪。这使孙中山意识到，革命思想已在中国留学生中产生巨大影响，从而完成革命策略的一个重要转折：由单纯依靠秘密会党，转而注重联合知识界精英。一年后，孙中山来到东京，将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团体整合在一起，正式命名：中国同盟会。通过与知识界精英的交往，孙中山完善了“五权宪法”的理论，首次提出“中华民国”的概念，充实和完善了其革命思想内涵。历史学家们通常认为，孙中山最核心的革命理论——“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前者发轫于1894年伦敦蒙难时期，而后者则成熟于1904年游美时期。
1904年1月，孙中山在《檀山新报》上发表《驳保皇报书》
旅美期间，孙中山与律师那文、麦克威廉士等国际友人结识，彼此的友谊也贯穿了随后的岁月。
1912年，当孙中山退位临时大总统后，律师那文从大洋彼岸的旧金山写信给孙中山，恳言：我不想给您一个我仅仅是个“官位猎手”的印象……我希望成为建立与重组一个伟大的新中国的一分子。尽管开始我所参与的可能只是一个微不足道且比较无足轻重的部分……我最乐意的是在您手下工作或做与您有关的工作，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这不是阿谀之词，是我内心心愿的表达，是建立在我对您的绝对信任和崇敬之上的。
从一次入境官司中彼此结识，到那文真诚地表达为孙中山个人服务，孙中山作为革命者的个人魅力可见一斑。后来，那文曾担任孙中山的法律顾问，1922年孙中山被困于广州永丰舰时，那文曾多次运送食品，参与双方斡旋工作，不辞辛劳为孙中山寻求国际支援，帮助孙中山度过人生中最艰难的一段时光。
麦克威廉士一直精心保留1904年7月到9月间，参与印行《中国问题之真解决》宣传小册时，孙中山写给他的五封书信。后来，他还将这些函件交还于孙中山哲嗣孙科，孙科又于1973年交予台湾“国史馆”整理，使后人得以研究这部分珍贵手稿。麦克还关注孙中山的革命事业。1919年春天，第一次欧战结束，孙中山在上海亲撰英文 《国际共同发展实业计划》（简称《实业计划》），曾经寄送给麦克威廉士一册。麦克很热心地把《纽约前锋报》的评论文字，剪好寄给孙中山。那年8月26日，孙中山复信，邀请麦克威廉士近期能到中国一游，看看有什么可做的适合工作，有助于中国的发展。
孙中山8个月的美国之行，除华人社群外，获得美国商界、金融界的实际支援寥寥无几，美国官方也没有激起微澜。在《纽约时报》的两次报道中，孙中山不过是“广西拳匪叛乱的首领”，“为了获得美国的中国佬的合作以便发动另一场革命运动”。而这些策划推翻清政府的暴动，“在华外国人尤其是其中的妇女和儿童因此深感不安”。而在此前后的1903年和1905年，梁启超和康有为两人先后到访美国，都获得时任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接见。有别于这种盛况，孙中山这次旅美，并没能接触美国官方主流圈。
耐人寻味的是，1909年3月，孙中山的护照到期，美国国务院拒绝换发。理由是：“他（指孙）非但没有尽美国公民的义务，反而是全力投入中国的政治，尤有甚者，他是鼓动反政府的领袖，而本政府和那个政府有友好关系”。
1878年至1911年，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六次到檀香山四次到美国本土，共计九年半,西方的政治、经济文明深刻影响了孙中山。1904年的旅美之行，孙中山完善了革命理论体系，获得海外留学生精英的支持，从而为民主革命获得更广泛的支持力量。当然，革命不可能一蹴而就，仍然是漫长而艰险的。诚如《建国方略》自序中，孙中山所说：“文奔走国事三十余年……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用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