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福星暨台湾志士与辛亥革命（下）

    第二位参加三二九之役的台湾志士是罗福星。罗福星，字东亚，号国权，原籍广东省嘉应州镇平县（今蕉岭）高思乡大地村，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出生于印尼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

    罗福星在满周岁时，随着父母自侨居地迁回广东故乡，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六岁启蒙，诵读中国经籍诗文。十岁时，再回到印尼侨居地，就读于华侨中华学校。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三），罗福星十七岁那年，随着他的祖父来到台湾，居住在苗栗—堡牛栏湖庄（今苗栗县造桥乡丰湖村），并就读于苗栗公学，以一个中学毕业生，而插班国小五年级。

    当时革命思想风行海内外，印尼中华学校几乎成为兴中会的分部。在学中的罗福星耳濡目染的结果，受到孙中山先生伟大思想的感召，从此立定志向，隐然有献身革命的抱负。从印尼到台湾，他亲身经历了异族的统治，因此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以及对祖国的热爱。

    这时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运动，正在国内外前仆后继的展开，台湾同胞也深受那股革命思潮的激荡，不断的起义以反抗日本的暴政。罗福星却认为，要驱逐日人在台湾的统治，先要参加祖国的国民革命，推翻满清，才有光复台湾的希望。所以他决心不在台湾升学，并劝他的祖父抛售所有在台湾的产业，一齐返回广东故乡。

    光绪三十三年（一九○七），在他返乡路过厦门时，经革命志士的介绍，正式加入同盟会。罗福星返回故乡后，即应聘在当地学校担任体育教员。光绪三十四年（一九○八），奉派到印尼爪哇一带视察侨校。翌年，到新加坡出任中华学校校长，旋因水土不服，转往缅甸，担任同盟会缅甸分会书报社的书记工作，这是罗福星实际从事党务宣传工作的开始。宣统二年（一九一○）罗福星转赴印尼的巴达维亚，担任该地中华学校的校长。在这段期间，罗福星有很多机会到南洋各地游历，不但与当地的华侨领袖建立良好而深厚的关系，并且和流亡南洋一带革命党人如黄兴、胡汉民、赵声等时相过从，常保联系。

    罗福星第一次参与实际的革命行动，是辛亥年的三二九之役。当时他正与同志奔走募款于荷印各岛之间，而在西荷印机关部接获将于广东举事之电报，遂结合了同志十七人，先到香港待命，再于二十九日上午陆续抵达广州，参与这次革命义举。当日下午五时三十分，罗福星等第一路同志三十余人，随黄兴进攻督署，一时号角齐鸣，枪声大作，黄兴临阵当先，冲入督署，督署警卫亦开枪还击。于是双方对垒，杀声四起，罗福星趁混乱当中，以他矫健的身手，翻身纵登左侧院墙，居高临下，掩护攻击，不幸为流弹伤及左腿，一时血流如注，遂负痛落地，避于墙角，以缠臂白布裹伤止血，并利用炮火间隙，跃过对街，潜入一南货店后院暂避。最后，幸赖新军同志之掩护，始得脱险抵达香港，再与胡汉民转往南洋。

三、辛亥革命后的罗福星

    当武昌首义的消息传到台湾之后，在日人统治下的台湾同胞莫不翘首西望，兴奋异常。八月二十八日（十月十九日）澎湖渔民章吉辅最先驾危舟，突破日军游弋耳目，渡海投效祖国革命。其后，继之投效祖国者，日有数起。

    此外，罗福星于参加三二九之役脱险后，即与胡汉民前往暹罗及巴达维亚，徐图再举。不久，武昌起义成功，全国各省纷纷响应。黄兴有鉴于革命前途障碍仍多，欲予彻底消灭，恐非党人力量所能及，因此电告罗福星，嘱在巴城招募义军，作为革命的后援力量。罗福星很快的召集了两千人，于阴历九月初回国投效革命，先到广州，向广东都督胡汉民领取武器弹药，随即奉命率部乘战舰北上，参加北伐，到达了上海，复移师苏州。及抵苏州，南北和议已成，加以新政府财源不足，不得不奉命解散。二千义军，在罗福星的安排下，花了十多天时间，才陆续踏上归程。

    民国元年年底，罗福星再度来到台湾，他先到苗栗，选定形势险要的大湖作为革命根据地，并打扮成贩卖高丽参商人，到处奔走，暗中与各地抗日志士取得联系。

    他除以“华民联络会馆”做为革命组织的总机关外，并在台北、桃园、彰化、台南、基隆及宜兰等地设立分部，分遣江亮能、黄国霖、黄光枢、谢德香、傅清凤、黄员敬、谢阿鼎、梁芳、简金生、刘温通等十二人为募集员，招募志士。为避免引起日本人的注意，在各地组织则冠以各种宗教性、职业性、慈善性的名称，如神明会、观音会、父母会、兄弟会、老人会、同胞会等。

    罗福星到台湾不及一年，组织已由台北发展到了台南，已招募会员达九万五千多人。在民国元年年底到民国二年的一年中间，先后发动了四起抗日革命事件，那是陈阿荣的“南投事件”，张火炉的“大湖事件”，李阿齐的“关帝庙事件”，赖来的“东势角事件”，但都因时机尚未成熟，匆促起事，而全部失败，并暴露了罗福星的革命行动，引起日本当局对革命组织的警觉，遂大肆搜捕革命党人。

    民国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罗福星在淡水厅李稻穗家中被捕，同时被株连的达一千二百多人。当他在苗栗临时法院接受审问时，神情非常镇定，大声斥责日本侵略者的暴政。

    民国三年三月三日，罗福星泰然接受绞刑。他曾留下绝笔书，上面写的是：“不死于家，永为子孙纪念；而死于台湾，永为台民纪念耳！”

    这股浩然正气，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使暴虐的日本统治者闻声丧胆！（原载一九八一年四月号台湾《传记文学》）（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