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美与姚勇忱的革命交集(2)

　　除宋教仁、谭人凤等人外，与会的签名册上赫然留着三位湖州籍志士的大名：陈其美、姚志强（即姚勇忱）、杨谱笙。陈其美为“浙江湖州府归安县人”，姚勇忱为“浙江乌程人”，归安、乌程于明清时皆属浙江湖州府治，民国合并为吴兴县。而三人所留的通讯地址，都是“上海湖州旅沪公学，此因为革命斗争的隐蔽性所需。

　　会议通过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和《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宣言》，陈其美被推选为庶务，管理一切不属于其它各部的事务，姚勇忱则担任干事之职。相隔数天之后的农历七月初二晚，姚勇忱和宋教仁、谭人凤等九人，再度召开了干事会，商讨了“承认江宁分会事、陕西交通事、办报事、筹款事”，并会务部定同人各出赴所事，走驻守，权司经济、文书、采输枪械种种之职务矣。[7]

　　中部同盟会总会的成立，对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而陈其美和姚勇忱，在沪上联络会党、结交商团武装、运动新军，迎来了他们革命生涯最精彩的时期。周南陔在《光复上海——巡防营和吴淞炮台》一文提到：“有一天中午，忽然接到组织上的电话，要我立刻就去，有要事相商。我匆匆赶到马霍路（即今黄陂路）进益里某号楼上（同盟会的秘密接头处），有陈其美、姚勇忱和其他两人在座。陈其美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大意是：姜统领已与光复会秘密接头，准备首先反正，……姚勇忱从中插话说，运动新军是从下而上，巡防营是老军队，服从性极大，因此要从上而下。”“第二天晚上，我将接洽经过回报进益里，陈其美不在那里，姚勇忱对我说，上海要首先发动，不能等候南京；巡防营固然重要，可是海军的情形很不好，要用吴淞炮台的力量来对付海军。在上海发难的军队已有充分准备，我们要求巡防营中立，吴淞炮台首先响应。”

　　这段材料至少说明两点。第一，姚勇忱坐镇进益里机关部，是作为陈其美的副手直接指挥领导上海起义的重要人物；第二，在运动清军巡防营反正上有重大贡献，其策略方针也大体正确，而清军巡防营反正是上海起义成功的重要条件。当然他在同盟会和光复会的问题上，同陈其美持相同观点，但此事情形复杂，派系矛盾也不完全是个人责任，并且他也提出“现在共同革命，只要同一目的，都是自家人，也谈不上什么分别，我们绝不与他们分家。”这样一致对敌的观点 [8] 。

　　1911年11月3日下午，陈其美与李显谟集合全体商团及敢死队员，于江南制造局南操场附近集合，并以民军代表身份宣布即时起义，当场撕毁清朝龙旗，改悬起义白旗。陈其美带着200余人的敢死队，携带着数十枝步枪，以及姚勇忱等人自制的土炸弹，趁制造局启门放工之际，一拥而入，以炸弹开路，发起冲锋。清军见状，居高临下以实弹密集射击。

　　见进攻受阻，陈其美认为单凭敢死队强攻，伤亡代价太大，乃以《民立报》记者身份进入制造局，企图劝说总办张士珩率守军放弃抵抗，但却遭扣押。

　　据党人章天觉回忆：当天中午他去马霍德路机关，不见一人，又四处打寻，在一家医院门口遇谢斐麟，在挂号室之后告余：“陈其美与高尔登在今日下午三时，单身赴制造局见张士珩，动以大义，劝其投效民军，为张所拘押，生死未卜。同人急筹救释，拟于夜间率商团敢死队前往，不惜以武力决之。虽陈、高因此不幸，亦不能顾”，云云。即起身引余至打铁滨某印刷公司后面衖内，污浊不堪立足，由一篱笆处叩门入。上楼见姚勇忱、王伯南、陆惠生、黄竞白等人均在坐，筹商营救对策。” [9]

　　由此段回忆，我们可得知：一、陈其美被拘禁，在上海的革命党人并没有方寸大乱，四散逃走，而是积极筹商营救；二、营救决心非常坚定，武力强攻，但同时也做了最坏的准备，即哪怕牺牲陈、高二人，亦不能顾；三、起事后，马霍路的机关部停用，另启用了新的联络点，以防万一。这些措施，是陈其美不在中枢时，由姚勇忱等人接替指挥，临时决定的结果。 幸好，张士珩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没有立即杀害陈其美。而光复会首领李燮和率巡防营、沪军营、巡警队、水师营会同商团和敢死队，经过数小时激战，终于占领江南制造局，陈其美得救，上海遂宣告光复。

　　在陈其美、姚勇忱等人谋划上海光复的同时，他们还制定了“苏杭先动，沪上应之”的行动方案，多次来杭，与浙省同志敲定“杭发促申”的起义大计。姚在10月中下旬两度赴杭；尤其是后一次，距离杭州举事仅一个星期。他通过褚辅成、黄凤之，约集吕公望、傅其永、童保暄等驻浙新军与警察营中的同盟（光复）会员，在西湖刘公祠、吴山挹芳园等处密议，拟定暴动方案，明确“杭州发动必须要有浙东（宁波、台州）同志参加”，并“由姚勇忱返沪分头通知”。11月2日，姚勇忱又作为沪军代表，参加了浙沪双方在上海《神州日报》社（中部同盟会机关报）的紧急磋商，落实对杭州起义的弹药、经费支援。隔天（4日）子夜，浙江革命党人在杭州打响，势如摧枯拉朽一般，次日拂晓便“满城尽悬白旗，以示河山光复” [10]。

　　二、捍卫共和，义无返顾

　　硝烟甫散，姚勇忱即与戴季陶、黄郛、王金发等人力排众议，推举陈其美入主沪军都督，“勇忱乃佐其美开府沪渎，并料量储胥，劳绩颇高[11]”。为了平衡同盟会、光复会和商会的权益分配，在沪军都督府的任职官员名单中，并没有姚勇忱，他没有参与到权力的角逐中，而是清醒的认识到，维持这样一个政府，需要有足够的财力支持。于是，由姚勇忱发起、庞青城任会长的“中华民军协济总会”，于1911年12月24日成立。连工部局总巡勃罗斯也注意到时了，在提交给总办的报告中，记述到“自六日起，在四川路一百二十八号（交涉署）成立所谓“中国省政府自助会”。发起人有：闸北警局执委会陈玑铭，军政分府秘书邬珍，起义部队司令李徵五，住新闸路三十号的归国留学生姚勇忱。“自助会”的目的是收集各方面为革命军筹募的捐款，并转交城内起义军。” [12]

　　大局甫定，姚勇忱身处上海的管理中枢，时刻关注着城市中的局势动态。迄今发现的姚勇忱唯一存世的一段文字，正写于这一时期，此文以公开信形式致“上海万国红十字会”（中国红十字会的前身）沈仲礼先生，发表于1913年1月25日《申报》上：

仲礼先生阁下：

　　倾心有素，握手无缘，冒昧通书，死罪死罪。

　　兵兴以来，执事创办红十字会为救护伤兵之举，急公好义，景仰尤殷！惟闻贵社定章，凡捐助经费念五元者，即给与徽章，认为社员。此为筹捐起见，固属绝妙手续。惟红十字人员得有往来各处及深入战地之殊权，现在军事方殷，在在有汉奸踪迹，贵社徽章价廉名美，设有人利用之以售其奸，则贵社受念五金之益而时局将蒙不可测之祸，利害相较，昭然易见。

　　执事苟思及此，当亦寒心。尚祈瞻顾大局，别谋生财之道如何改良，并望赐福。

　　敬叩义安！

弟姚勇忱 顿首

　　公开信虽然是以姚个人的名义发布，但却站在一定的高度看待问题，先感谢了“红十字会为救护伤兵之举，急公好义，景仰尤殷”，也指出“惟红十字人员得有往来各处及深入战地之殊权，现在军事方殷，在在有汉奸踪迹”，万国红十字会的这种“广授徽章”的做法，及有可能会被敌方细作利用，所以提出忠告“瞻顾大局，别谋生财之道如何改良”。2天后，以红十字会沈敦礼名义的复函，就又在《申报》上刊出，迅速回应，对此事作了解释，并承诺对会员“严加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