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郑观应的交往

　　孙中山与郑观应曾相互切磋探讨“救国之策”，二人之间有一段同乡“忘年交”的往事。

　　《盛世危言》一书，乃是清末维新派先驱思想家郑观应（1842—1921）编撰的一部倡导维新变法、自强救亡的重要著作，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正式出版，流行版本多达数十种。至辛亥革命前后，此书在国内持续印行、广泛传播近20年间，可以说预告并见证了世纪之交的社会思潮由呼吁变法、力促变革直至爆发革命的全过程。

　　《盛世危言》的内容庞杂繁多，几乎包括了建设现代国家与解决时局危难的所有问题——明确提出仿照西方国家法律，设立议院，实行君主立宪，指出国弱民穷的根源在于专制政治。除了大力鼓吹民主政治与引进工业文明之外，此书所提出的社会革新观念以及“以商立国”的商战理论，对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及商业发展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郑观应

　　《盛世危言》问世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一触即发之际，国内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危机重重；此书出版后迅即引发社会各界瞩目，并以极快的速度开始广为传播。此书被时人誉为“医国之灵柩金匮”，曾进呈光绪帝，经“御览”后，迅即有上谕“饬总署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阅看”。当时，倡办洋务的名臣张之洞读后，亦赞叹称：“上而以此辅世，可为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由此可见，此书集中体现了关于改良封建社会、逐步实现君主立宪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思想，是中日甲午战争前著名的政治改良论著。

　　《盛世危言》的出版，为1898年的戊戌变法奠定了思想基础，亦对清末的维新派和革命派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对社会思潮由呼吁变法转向力促变革，产生了强有力的推进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这么一部在近代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与特殊地位的著述，其中也闪现着孙中山少年时代的才思，还见证着编著者郑观应与孙中山的一段同乡“忘年交”的往事。

　　郑观应、孙中山二人同为广东香山人，此处濒临南海，毗邻澳门，在沿海通侨、商贸繁荣的地缘经济背景下，二人在年龄上虽相差24岁，却皆具开放包容的心胸、放眼四海的觉悟。郑观应“自幼海舶遍历越南、暹罗、新加坡等处，熟悉洋务”；而孙中山则早在13岁时即由澳门乘坐英轮赴夏威夷游历，此行令其“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可见，二人年龄差距虽大，可少年时代的经历与怀抱，颇有共通共鸣之处。

　　及至郑观应于1892年春在澳门编著5卷本《盛世危言》之际，他将孙中山初撰《农功》一文，略加修润后正式收入书中，且在文中还对这位才思敏锐、志存高远、当时已是澳门青年医师的近况作了一番评述：

　　今吾邑孙翠溪西医颇留心植物之理……尚欲游学欧洲，讲求新法，返国试办。惟恐当道不能保护，反为之阻遏，是以踌躇未果。

　　这里提到的“孙翠溪”，即孙中山青年行医时所用的名字。1892年7月，孙中山以第一名的成绩，完成了在香港西医书院的学业，毕业后不久，出任澳门镜湖医院新设的西医局首任义务医师，成为澳门历史上首位华人西医。在此行医期间，孙中山使用的名字就是“孙翠溪”。这个名字可能与其出生地广东香山县翠亨村有关。

　　若以“孙翠溪”之名的出现时间来推想《农功》一文的撰写时间，可知此文至迟应写于1892年前。虽然确切时间无法考定，但郑观应、孙中山二人的交谊，至少借此亦可溯至1892年前。而孙中山早年学医行医，更怀抱“医国”大志，急欲赴海外游学，力求救国强国之策的心愿也极为迫切——如此这般的笃力实干且志存高远，更被郑观应激赏。为此，郑观应在写给清末重臣盛宣怀的信中，有意要大力举荐一番：

　　敝邑有孙逸仙者，少年英俊。曾在香港考取英国医士，留心西学，有志农桑生植之要求，欲游历法国讲求养蚕之法，及游西北省履勘荒旷之区，招人开垦，免致华工受困于外洋。其志不可谓不高，其说迹颇切近，而非若狂士大言欺世者比。

　　1894年初，孙中山与同乡友人共同起草了《上李鸿章书》，提出了一系列富国强民的主张。怀揣着这一纸承载着青年救国理想的计划书，孙中山一行赴上海拜访时任招商局帮办的郑观应等人，诸人在充分交流商洽后，复又修订了《上李鸿章书》。随后，郑观应欣然允诺，致信转托盛宣怀向李鸿章引荐。他在信中再度盛赞孙中山的志向远大，称其“兹欲北游津门，上书傅相，一展其胸中这素蕴”，希望此行能得到李鸿章的支持，并领取出国护照，“以得遄行”。

　　虽然疲于应付各类外交事务的李鸿章根本无暇理会青年孙中山的救国理想，只是发给一纸“农桑会出国筹款护照”了事，可从上述一系列事件中考察，《盛世危言》编著成书前后一段时间里，郑观应、孙中山二人的这一段往事，确实可铭可感。

　　曾企望通过《上李鸿章书》，实现救国强国理想的青年孙中山，迭经郑观应的多方举荐与转托，终未能见到这位权倾一时的清末重臣。一路北上游历，孙中山一行目睹国内政治腐败、危机四伏，内忧外患、积重难返，为此深感变法改良之策已无异于“纸上谈兵”，终究难以救国强国，清王朝实际上已到了土崩瓦解、灰飞烟灭的前夜。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夏威夷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取“振兴中华”之意。从此，孙中山决心“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就此确立了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纲领。此时的孙中山，作为一位曾怀抱救国强国理想的改良主义者，迅即转变为一位鼓吹革命、创建共和的民主主义者。与其有默契共鸣者、与其相知追随者，汇聚为一股强有力的时代浪潮，随之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高潮。

　　据统计，早年追随孙中山的友朋同志中，广东人所占比例最大，这自然与孙中山出生于广东香山有关，近现代粤地沿海通商日久，粤人多有放眼四海的觉悟，兼具开放包容的心胸。孙中山创立兴中会前后，广交粤港澳友朋同志，既有乡谊地缘的必然，更是历史时势的必然。

　　关于孙中山早年革命活动所形成的粤港澳“朋友圈”，及其所彰显出来的乡谊地缘的革命力量，曾为孙中山晚年挚友、见证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李大钊，对此深有感触。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后，李大钊为其撰写了一副长达214字的挽联，以表深切哀悼。挽联上联这样写道：

　　广东是现代思潮汇注之区，自明季迄于今兹，汉种孑遗，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类皆孕育萌兴于斯乡。先生挺生其间，砥柱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涤新淘旧，扬民族大义，决将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要为人间留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