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被刺后遗物的下落

　　1939年是抗日战争比较艰苦的时期。在7月下旬的一天夜里，南京城西一带突降雷暴雨，盋山下龙蟠里国学图书馆与隔壁清代两江总督马新贻祠堂之间的围墙突然倒塌，露出了馆长柳诒征等人撤离南京前藏在夹墙里的几木箱字画图书，次日晨发现，书画仅部分潮湿，尚无大碍。当时刚被伪绥靖部长任援道任命为馆长的陈方恪(亦有才名，为大学者陈寅恪的弟弟)虽已与原任馆长郑为成办好了交接手续，但还未走马上任。郑为成仍留在国学图书馆里，且住于西厢斋舍里。此人曾为直鲁联军褚玉璞部下旅长，退役后定居南京，1937年底南京沦陷后，郑为成先不甘附逆，赋闲家中，后迫于一家人生计，接受梁鸿志劝告，出任国学图书馆馆长，日日带人整理惨遭日寇掠夺剩余不多的图书，打发时光。(下一步他将任伪市府参议)，郑为成保持现场并立即向伪教育部报告，梁鸿志，陈群便带了教育部员吴用威、顾澄、袁思亮及陈方恪赶到现场查看，他们发现这批破墙而出的图书字画中，字画多为明清画家王石谷、八大山人、石涛、郑板桥、何绍基等人的作品，均为真迹，很有收藏价值。书则多为善本古籍，如宋刻本《入蜀记》(作者陆游)《山堂考察》(作者章如愚)《孤臣泣血录》(作者丁特起)《南游纪旧》等。此外还有些保留完好的清末革命党人陈天华、邹容等宣传反清的作品，如《警世钟》《革命军》等。最令人感到惊讶和蹊跷的是这批书籍内页均印有“渔父之印”“桃源行者”等印章，很显然他们的原主人正是民国初年因力主民主宪政而惨遭袁世凯暗杀的国民党早期出类拔萃的优秀领导人宋教仁。那么，宋教仁的生前藏书怎么又进入了国学图书馆，而最蹊跷的是原馆长柳诒征为什么没安排将这批特殊的书籍随同其它上万册古籍善本装箱撤运往西南大后方，却将其单独与其它一些古字画秘密藏入夹墙中？这至今仍是一个谜。

　　宋教仁，名链，字遁初，又钝初，号渔父，湖南桃园人，1912年1月任临时政府法制局长。在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后，4月临时政府北迁，宋教仁出任北京政府农林总长，不久辞职，致力于宪政运动。宋教仁酷爱学习，稍有空闲，手不释卷，而且他唯一的爱好是古籍收藏和鉴赏，于宋元明清版本考证研究尤具造诣。据年长宋教仁22岁的同乡革命党人谭人凤晚年回忆，当年宋教仁在湘鄂赣诸省会党中人脉甚广，威信相当高，有些参加会党或华兴会、共进会和同盟会的开明士绅文人钦慕其名望与过人才华，往往将家中所藏的珍本古籍无偿送给宋教仁。这令他极为感动，又使他感到任重道远。当然，宋教仁还是很讲原则的，野心勃勃的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得知这位国民党主要领导人爱好收藏古籍，特授意亲信夏午诒和杨度去北京琉璃厂旧市场以不菲的价格购得宋版《三朝北盟汇编》、《冷斋夜话》、《吕氏杂记》和明刻本《两浙明贤录》等计120册。派人送给暂住虎坊桥——清代旧宅院的宋教仁。他问明情况后，立即正言厉色表示拒绝。这令袁世凯大为气恼。而且宋教仁是位勇于政治实践的理想主义者，他主张成立责任内阁，制定民主宪法，以制约大总统的权力，甚为袁世凯所忌恨。同年3月北京召开国会前夕。国民党势将囊括大部分议席。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刺杀于上海火车站，延至22日辞世。宋教仁牺牲后。其所留下的钱财少得不足以同志们为其操办后事。孙中山紧急召开国民党核心层会议。一致同意拨出一些党务经费为宋教仁举行葬礼。其遗物及其一千多册古书等则决定由谭人凤代为保管。谭人凤，湖南新化人，生于1860年。他16岁就加入洪门，继又加入华兴会，奔走江湖，进行秘密串联。清末光绪年间流亡日本时，读过东京法政学堂，与小他22岁的宋教仁是同学，两人志趣相投，关系密切。但1920年4月24日，谭人凤病逝于上海。他生前所租住的法租界武康路上的洋房被颜姓房主收回，宋教仁的那些很有价值的藏书从此散失。据说这批古书多半流入旧书市场，且多被张元济、郑孝胥、程霖生等人购藏。当年国民党高层人物孙中山、胡汉民、谭延闿、于右任等都忙于革命，对付北洋军阀。无暇顾及老战友宋教仁的藏书散失这样的小事，但有个知名度颇高的人士对此事一直念念不忘。他就是胡瑛。胡瑛原名宗琬，字经武，祖籍浙江绍兴，1886年生，因儿时即随父兄到湖南桃源，1904年胡瑛参与谋杀清末权臣铁良，事泄转赴日本，一年后他在横滨加入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胡瑛被推为军政府外交部部长。那时宋教仁在外交部协助工作，他“实主其重要事务”。1915年8月，胡瑛与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變和等6人在北京成立筹安会，亮出拥戴袁世凯登基称帝旗号，引起朝野舆论哗然。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胡瑛进退失据，避居湖南桃源家乡。据陈方恪晚年在南京撰文回忆:1923年初，胡瑛曾与于右任、景耀月、仇鳌等知名人士联名呼吁召开宋教仁牺牲十周年纪念会，并在沪上《申报》《民国日报》等报上刊出启事呼吁请社会上藏有宋教仁日记文稿及藏书的人士能献出，以便国民党中央能举办宋烈士事迹展，并能在宋的家乡建立其纪念馆云云，这呼吁还真的起了不少作用。不少有识之士出于景仰这位伟大杰出的民主政治先行者而捐出宋教仁的私人物品、藏书，最令很多人困惑不解的是年余后，宋教仁的几百册古今藏书竟然出现在南京私立孟芳图书馆，被列为一级藏书，并不对外借阅。1928年，胡瑛作为阎锡山的代表驻在南京。家住城中石婆婆巷，这儿正巧靠近孟芳图书馆。孟芳图书馆建于1924年，是当时的江苏督军齐燮元为了满足其父亲齐孟芳的夙愿，拨10万大洋巨款在成贤街辟地建起一座图书馆。共两幢三层红砖洋楼，内藏书刊3万多册，供市民学生免费借阅。

　　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第二年，孟芳图书馆被取消，并入中央图书馆。胡瑛无意中得知故交战友宋教仁的部分藏书就存在中央图书馆古籍部。内心又燃起希望之火，希望这批图书能返交宋教仁家乡，供地方上建纪念馆收藏陈列，或移交宋的后人保存。于是胡瑛又与相关部门联系，但此事一直未有实质性的进展。只是1932年中央图书馆内部调整，将这批宋教仁藏书划拨给龙蟠里国学图书馆存藏……

　　据陈方恪回忆:当年南京文化界人士都怀疑胡瑛如此关心宋教仁的藏书实为另有目的，想据为己有或由他掌控，因为他早已染上鸦片烟瘾，开支很多，渐至入不敷出，还时常生病，1932年胡瑛已不再担任阎锡山驻南京代表，处境窘困，故而对胡瑛的提议并不当回事。当然这看法未必就正确。

　　1933年5月，胡瑛病逝于南京中央医院，据说他在弥留之际恳请院方通知同乡、党国元老覃振为其料理后事，安排家人生计，并再次提及宋教仁藏书去向一事。他的最后交代倒还是令覃振、仇鳌、程潜、周佛海等湘籍故交有些感动。不久即由时任江苏省教育厅长周佛海出面协调，要求国学图书馆将宋教仁的藏书列名造册，另行集中安置，一概不借，并拟通知湖南方面尽快取走。柳诒征馆长很快照办了。在战乱后二三年里，湖南桃源和长沙都没派出专人来南京办理移交手续，事情便搁置下来……1937年秋中央图书馆和国学图书馆中央大学图书馆三馆所藏近十万珍贵图书装车西运。但因人心惶惶，当局又缺少轮船和火车。柳诒征大约考虑到将宋教仁藏书西运是很不合适的事，只能就地隐藏本以为可万无一失，因为国学图书馆前身为两江总督陶澍所建的四松阁后改为惜荫书屋，1905年两江总督端方又将它扩建为江南图书馆，历史悠久，社会上很少有人知道夹墙的秘密。日寇攻进城后，大烧大杀。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惨案。这三家图书馆亦遭烧劫。精华尽失。1939年夏这次破墙而出的字画和宋教仁藏书后来的去向似乎仍是个谜。但据陈方恪和当时留在南京的知名女画家谈月色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推测，这批很珍贵的宋教仁藏书和字画很可能是被梁鸿志和陈群私下瓜分了，因为他俩都酷爱收藏。当然他俩也不敢独占。因为当年血腥统治南京的日本军政头目中也不乏字画古籍收藏爱好者，而他们本就是虚伪凶残而贪婪野蛮的强盗。断断不会错过这又一次巧取豪夺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