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金山国民救济局革命军筹饷征信录》

　　在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的馆藏文物中，有一件非常珍贵的辛亥革命文物，它虽然是一件印刷品，但却详细记录了辛亥革命爆发前后广大海外华侨的捐款情况。

　　华侨的此次捐款活动，是由孙中山先生发动和领导的。有关史料显示，1911年7月，孙中山先生先在美国促成了美洲同盟会和致公总堂的联合，后又在致公总堂堂主的支持下成立了美洲中华革命军筹饷局（对外称国民救济局），并率领筹饷专员分南、北两路到美国各地筹款。期间，武昌起义爆发，孙中山先生转赴欧洲从事外交与借款活动，其他筹饷人员则继续筹款。1912年初，筹饷局人员接到孙中山先生停止筹款的指示后，即逐渐进行收尾工作，到3月中旬，筹饷局人员将全部募捐登记册收齐汇总，并印制出一批《美洲金山国民救济局革命军筹饷征信录》（以下简称《征信录》），之后，此筹饷局始正式解散。

　　此次筹款活动历时七个半月，涉及地区广阔，且是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先生筹款最成功的一次，筹款数目亦属可观。然而，除若干已经作古的当事人之外，很少有人知道这次筹款的确切数目和广大华侨的捐款情况，以致于学术界对筹款总数至今都有不同说法。而当我们打开由筹饷局人员在局务结束时所编印的这本捐款《征信录》时，我们就会对这次筹款活动以及华侨捐款情况有个大致的了解。

　　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收藏的这本捐款《征信录》，是由筹饷局人员专门呈给孙中山先生备案的，曾由孙中山先生本人收藏。1912年3月，即将辞职的孙中山先生着人将一批个人藏档连同此件一同转运至澳门孙眉（孙中山长兄）处保存。1915年孙眉去世后，该批档案由孙眉之孙孙满聘请李善虹保管。经有关部门批准，1981年5月，该批档案的一部分被运至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保存，该《征信录》即于此时被该馆收藏。

　　该《征信录》系由铅字印刷而成，呈正方形，边长为24.7厘米，厚0.6厘米。其封面底色为橘红色，上面印有一条竖长的花纹图案，中间印有“美洲金山国民救济局革命军筹饷征信录”字样。其内页为正文，以浅白色加厚报纸铅印而成。页码编号采用双页编号制，共编有30个页码（实际为60页）。记录文字为古典竖排式繁体字，所有数字均用大写。计量单位为元（或员、圆），均指美元。所有地名，均用华侨习惯称呼，以汉字记录。所采用的时间，除明确标注为阳历者外，其余绝大部分时间均为阴历（即农历）时间。每页共记录文字39列，每一列可记录人名10个。对每日的华侨捐款，大都由多至少依次进行排列，既直观，又便于统计。

　　筹饷局刻印这本《征信录》的目的，是为了使此次筹款活动留下一本明白帐，“以供众览”，“以招信实”，它是筹饷局人员将手执的和发往各地的捐款登记册进行全面汇总而另行印制的一本捐款总帐，所以此《征信录》将每日、每地、每人的捐款数字详细开列，并将各月的筹款总数、支款细目及支款总数分别注明。

　　据笔者统计，在此次筹款活动中，有430个地区（埠）的华侨积极响应,捐款华侨的姓氏多达140个，几乎囊括了海外华侨的所有姓氏；有62个致公（总）堂或其他机构、145个商号进行了捐助，捐款最多的为2500美元，最少的为1.5美元，合计捐款14268.625美元；捐款华侨总人数为14652人次（因有些华侨捐款不止一次，故计为人次），捐款最多的为1000美元，最少的为0.125美元，总计捐款115014.435美元，人均捐款7.849美元;经人转交的款项共有17笔，合计3629美元。除广大华侨响应革命号召进行捐款外，尚有一些外国人也受到募捐活动的影响而纷纷解囊，据统计，这些资助孙中山先生革命的西方人士共有65人，总共捐款386.05美元，其中捐款最多的为25美元，最少的为0.25美元。据笔者统计，筹饷局此次筹款活动总共募捐136272.75美元（含银行利息1049.24美元）。

　　从《征信录》来看，筹饷局人员在募捐过程中，也不断进行了支出，其中绝大部分用于资助广东地区的革命经费，据统计，筹饷局电汇给香港《中国日报》和金利源商号并由黄兴收取直接用于革命的款项有108745美元（折合港币240000元），用于为革命军购买飞机及相关的费用有10791.42美元，两项合计为119536.42美元（接近12万美元）；用于筹饷局局务及其他开支的共计13168.27美元。据统计，筹饷局在筹款期间的总支出为132704.69美元，至筹饷局结束时，尚结余4030.11美元。

　　从《征信录》上，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耐人寻味的捐款人或捐款商号名，如思汉赵、专一郎、汉中一、逐满、生长异邦心思汉赵、胡还汉、刘逐满、赵思汉、朱思汉、刘恢汉、刘念汉、严思汉、兴汉灭满、刘复汉、黄攻清、反清氏、民族一分子、杨仇满、陈仇满、冯排满等人名和“杀满记”等商号名，其中一些名字并非捐款人的本名，而是捐款人或捐款商号在捐款时，以一些能够表达他们对清朝腐败统治的强烈不满和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反清革命热情支持的心愿的文字进行登记捐款的，他们的捐款虽然不一定多，但其捐款活动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在该《征信录》中，也有关于孙中山先生的活动支出记录。有关资料显示，孙中山先生发动的此次筹款活动是以发行债券（中华民国金币券）的形式进行的，但从该《征信录》来看，绝大部分华侨的捐款都低于五元（捐款五元以上方可获得金币券），可见，大部分华侨的捐款都是无偿性的。即使是捐款较多的个别机构或个人，也有“不取债票”慷慨捐献的情况，足见其对革命事业的热诚之心。

　　按筹饷局的章程规定，孙中山先生发动的此次筹款活动不仅要按期加倍偿还，具有一定的风险性，而且其捐款经费也是以借款方式筹集的，据统计，筹饷局总共借款8483.4美元，累计还款8444.85美元，未还清的38.55美元，被统计在筹款总数之内，视为借主的捐款。其中，孙中山先生的好友郑占南对筹饷局的经济支持最大，他先后5次借款给筹饷局，总计借款数字为4793.4美元。

　　该《征信录》除了记录各种捐款、支款数字外，还在开头和结尾部分记述了筹饷局的收尾工作情况，并在《征信录》最后一页，全面开列了筹饷局办事人员名单及各人员的工作职责，这对人们了解筹饷人员的基本情况及筹饷局的后期工作提供了最有价值的历史参考资料。

　　总之，透过这本由《大同日报》社编印的华侨捐款《征信录》，我们可以对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前后广大华侨对辛亥革命的经济支持情况进行全面了解，充分把握广大华侨对辛亥革命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并进一步领悟出孙中山先生所说的“华侨是革命之母”的深刻含义所在。我以为，这才是该《征信录》所拥有的历史价值的最重要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