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侨史学界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侧记(2)
辛亥革命网 2011-05-06 00:00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孙立极 阮晓 查看：
而在1911年广东起义中杀身成仁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七十二烈士中29人是华侨：罗仲霍、周华、李雁南、陈文褒等来自马来西亚槟城，李炳辉、郭继枚、余东雄等来自马来西亚霹雳州，徐培添、徐廉辉、徐松根、徐绍良、徐礼明5人来自越南……“寂寂黄花，离离宿草，出师未捷，埋恨千古。”虽然起义最后失败，但是却给了晚清王朝沉重的打击，为即将到来的辛亥革命拉开了序幕。
在学术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殷强教授展示了首次发现的孙中山题写的“华侨为革命之母”毛笔笔迹影像。殷强介绍，“孙中山亲笔题写‘华侨为革命之母’，是对当时海外华侨华人支持辛亥革命的努力与积极贡献最高程度的肯定。”这样一群身在海外、心忧国内的游子，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一次又一次践行了“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诗篇。
故土难忘 家国情深
为什么这批已在他国他乡生活乃至生根的华侨华人，会成为辛亥革命最坚定的支持者？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教授李国梁认为，19世纪末，随着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步步深入，清王朝的国势日衰，华侨在国外的处境如江河日下，苦不堪言。他们迫切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作靠山。
李国梁介绍，著名的同盟会员黄乃裳曾说：“回想自37岁至47岁十余年中，见夫外力之侵迫，国势之孱弱，民治之腐败，社会之颓落，妄希效力于国家”。缅甸同盟会会长庄银安谈到自己投身革命的原因时也心有戚戚：“年十八渡缅甸，耳目所及，始恶外人之所以欺我侮我者，皆我国势不振有以致之。余因是革命思想油然而生，盖非革命不足以强国，非革命不足以唤醒侨民。”
浙江省侨联主席郁美兰认为，在传承以儒家学说为主要成分的中国文化基本内核基础上，华侨吸收了以理性主义为主要内容的域外文化合理成分，形成了以“民族性、多元性和时代性”为基本特征的一系列社会行为方式和价值理念系统。其中又尤以爱国爱乡的“民族性”最为显著，这也是华侨支持辛亥革命的思想基础。
不管是基于何种内外因，随着救亡运动的发展、民主共和观念的深入，华侨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中国侨联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编审张秀明说，“辛亥革命唤醒了华侨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使他们打破地域和帮群的樊篱，由‘家乡认同’转向了‘国家认同’。”
一直如蒲公英种子般撒落在异国他乡的华侨华人，辛亥革命时期凝结成一股有理想、有目标的向上力量，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洪门致公堂。美洲华侨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其会员的洪门致公堂，早期是一个以团结共济为目标的古老堂会。福建省社科院华商研究中心副主任黄英湖介绍，1904年1月，孙中山加入后，着手对它进行组织和思想改造，使致公堂转型为一个革命团体，为祖国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1925年，致公堂改堂为党，组建中国致公党。
辛亥革命后，抗日战争成为海外侨胞力量集结的第二次高潮。大批海外华侨华人倾其积蓄、回国参战，将一腔热血洒在了救亡图存的道路上。据统计，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空军驱逐机（歼击机）飞行员中，华侨约占3/4。而在1938年归国的青年华侨更是不计其数，南洋华侨陈少墨、林文法、蔡云飞、李延平、彭乃成等人参加黄埔军校，毕业后转战粤北、桂西的事迹在当地广为传颂。
或许是漂泊在外，更能深刻理解民族团结的真谛；或许是异乡游子，更能深刻体会祖国富强的可贵。曾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南洋侨领陈嘉庚曾言：“救国之目的，无非求领土之完整、主权之恢复”。这应该就是百年前支撑海外仁人志士献出鲜血和生命的力量所在。
链接
1894.11.24 孙中山和进步华侨在檀香山创办近代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
1905.8.20 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通过《中国同盟会总章》，孙中山任总理。
1905.11.26 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在东京创刊，孙中山撰写发刊词，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1911.4.27 同盟会第十次起义——广州起义爆发，是役72人罹难，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1911.10.10 武昌起义爆发。
1912.1.1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