昙花一现的共和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确立了美式的资产阶级共和政体，但它却犹如昙花一现，美丽却短暂。本文试图从实力基础、领导力量、中国的“地缘”“业缘”特点对其失败的原因发表一点自己的拙见。

　　一、以孙中山为首的倡导共和政体的革命派缺乏有效控制全国、捍卫共和的实力基础，给深藏称帝野心的袁世凯以可乘之机。

　　 辛亥革命爆发之时，革命派领袖孙中山并未在国内，也未直接参与革命的领导组织工作。他在丹佛的一家报纸上读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继续前往英国寻求贷款支持，并希望得到英国的一臂之助，防止日本为清朝提供财政或军事援助，之后他即时赶到上海并凭借深厚的资历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显然，这一推翻满族统治的运动所体现的远不仅仅是孙中山所提供的革命领导。而且，孙中山和他的共和派同志们一无军队，二又没有得到各省民众的广泛支持，所以，即使孙中山是名义上的领导人，却不能有效控制全国。实际权力掌握在统帅中国最有战斗力军队的帝国官员袁世凯手中。

　　有一种观点认为，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袁世凯的马基雅维里式的思想和他对事变的操纵。人们认为，袁世凯利用了革命，他玩弄花招使朝廷和革命者处丁相互抵消的状态，并利用自己的优势军事实力和外国人的支持，把革命斗争的成果变成他自己称帝阴谋的第一步。我们暂且不论这一观点的合理性因素，但它至少证实了袁世凯在当时确实举足轻重。当时有很多代表众意的人，实际上需要袁世凯负起这样的责任——使中国度过因革命而陷入的危机。清政府当然要启用自己的官员以期度过危机。就连革命者和各省份也一致认为，袁是当时唯一具有足够经验、能力和背景领导一个新政府的人。到12月底，孙中山、黄兴和其他革命者们达成了共识，认为袁是中国避免内战、混乱和外国干涉的唯一希望。因此，孙中山于1912年2月将总统的位子让给了袁世凯；后者则同意与国会和责任内阁一道工作。然而，这一安排并没有真正解决根本问题，即以什么样的政体取代被推翻的满族政权的问题。袁虽然赞赏西方的军事技术和管理方法，却敌视西方的政治制度，因为这与他实现自封皇帝的个人野心相悖。在以后执掌政权的日子里，袁为此做足了准备。他废《临时约法》，做终身总统，解散国会和政党，设计皇帝请愿’；短暂地登基称帝，军阀混战，中国陷入了野蛮的无政府状态。袁的皇帝梦虽然最终证明是黄粱梦一场，但在这一过程中，理想中的资产阶级共和政体却离我们越来越远以致被彻底毁灭。这是孙中山为旨的共和派们不愿接受的结局，他们为此努力过，抗争过，但一切不在控制当中。

　　 二、热情有余、经验不足的年轻的共和派政治家们完全西方化的政治理念和实践有悖中国历史传统，在激烈的碰撞后终因水土不服而夭折。

　　共和派的中坚分子大多是年轻的、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他们身上有很多令人钦佩的民族情操，愿意以最真诚的感情为提高自己的地位而做出牺牲。但正如埃德温J丁格里所言，比较年轻的一代那种盛气凌人的态度是社会福利中的最大危险。中国需要强者，但她的强者有很多是年轻热情、缺乏经验的人。总的说来，他们需要保持强硬，需要认清真理。可惜的是，他们对自己的理想够坚定，但并未认清真理”，即没有充分考虑中国的历史、传统、观念、习俗等因素，完全移植西方政治模式，很快在中国政治现实面前土崩瓦解。美国一位权威人士对这些不老练的政治家的失败所作的描述，颇有启发意义。“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种共和政体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基。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这种共和政体悲惨地结束了，即悲惨地失败了。然而，失败的并不是共和政体……而是一代人。”

　　传统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是我们无法脱离的思维背景，使我们获得关于外部世界的观念和知识的基础，是贯穿于华夏后裔躯体里的涓涓血流，任何不顾历史传统的完全照搬他人的做法注定要失败。把几个世纪以来在西方行之有效的思想、风俗和习惯等等搬到中国来，以便为民谋幸福的做法是不一定奏效的。它们会相互抵牾。按照在西方为西方人设计的最好模式来对中国人进行教育，并不能保证成为中国人建设的最好办法。毫无疑问，尽管中国有悠久的光辉历史，西方某些好东西也会对中国有好处，可以吸收过来……牺牲中华民族生活中的真谛，过分企求西方式的教育，这是共和派宣传中的缺点之一。共和派的前景处处充满着一切外国事物，每个革命者都表明他必须持有外国观点……而且以后很可能成为与中国的千百万人格格不入的观点。”

　　三、中国的”地缘”“业缘”特点决定了中国民众对刺激的反应相对迟钝，使得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和制度模式并未在中国获得普遍认同和广泛传播，社会变革活动往往成为脱离群众基础的社会精英的事情。

　　中国一面临海，其它三面与域外陆路交通极不便利的地缘特征，造成了与外部世界相对隔离的状态，造就了华夏中心主义的心理定势，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保护反应机制”，面对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冲击，其变化速度通常远远落后于对西方作出反应的其他国家。而且中国疆域广袤，腹里纵深，使得中国内地许多年来并未受到与西方交往的影响，反而充当了传统观念和传统势力的贮藏地。这一点在中日对西方挑战所作的不同反应中表现得相当明显。日本诸岛地理位置的紧凑既促成了民族团结，又促进了新价值观和新知识在全国的传播，它也使这个国家容易遭受和认识外国的压迫。因此在同样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时，日本很快以‘东方道德、西方技艺”为口号，向西方借用了它所盼望的东西。

        再者，中国几千年未变的小农经济使民众们大多满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所以，上至达官贵人，下至普通民众，都怀有一种深深的土地情结。除了对安身立命的土地反应敏感，对外部世界所发生的事情大多持漠然态度。据费正清考察，当袁世凯解散议会，瓦解议会制度时。公众中好像只有极少数人受到大的触动；而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是从各通商口岸和各省会城市中显现出来的一些未来的机会主义者。民众和城市商人阶层中没有多少人提出反对意见，而文职官僚、军队及大多数省军事长官则唯求自保。可见，社会精英和爱国者们为救亡图存而付诸的种种变革努力，并没有激起最广大的民众热情而得到广泛支持，终因缺乏稳定的根基而归于失败。

       以孙中山为首的共和派试图凭借辛亥革命的有利契机在中国施行一种美式的共和政体的理想伴随着袁世凯的复辟帝制和随后的军阀混战而宣告破产。但不可否认的是，民主共和的思想却从此深入人心。正如袁世凯复辟时一位哲学家预言的那样‘我们用木头和泥土雕塑出一个人的偶像，称它为神。把它放在美丽的庙宇里，让它坐在辉煌的神龛里；人们崇拜它，认为它是不可思议地强有力的。但是，假如有个疯子把它推倒、踩在脚下，并把它抛进肮脏的池塘里，假如有人发现了它，再把它捡回来，放在原来神圣的地方，那么，你将发现它的魅力已经失去。”

        中国民众对社会变革的反应虽然相对迟钝，但不会是没有反应；对先进的思想文化的接受力相对较差，但不会是无动于衷。伴随着爱国者们的救国努力，中华民族在逐步觉醒，不断进步。对此，梁启超在1921年10月纪念辛亥革命十周年时讲了一段颇为客观的话：我们这十年内社会的进步，乃是从极黑暗、极混乱的政治状态底下，勉强挣扎得来。”尤可喜的是，社会进步所走的路，一点儿没有走错，”‘我们现在所走的，却是往后新世界平坦的一条大路；因为我们的民族，本来自由平等的精神是很丰富的，所以一到共和的国旗底下，把多年的潜在本能发挥出来，不知不觉。便和世界新潮流恰恰相应。现在万事在草创时代，自然有许多不完全的地方，而且常常生出许多毛病，这也无庸为讳。但方向既然不错，能力又不缺乏，努力前进的智慧又不是没有，像这样的国民，你说会久居人下吗？” 我们会久居人下吗？历史是最好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