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的中国问题解——为缅怀辛亥革命的(2)
辛亥革命网 2010-08-25 00:00 来源：民革中央 作者：郑祚尧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孙中山是20世纪100年中引起中国第一次历史巨变的第一位伟人。先生伟在不仅首创了中国革命的理论——三民主义——先生又称之为救国主义。他
中共两位最高领导人这样讲，不仅代表中国人对孙中山革命和建设伟大思想的充分肯定和赞誉，同时也反映了20世纪的中国是怎样走过这100年的历史事实。20世纪上半叶，是觉醒了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一是辛亥革命，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20世纪下半叶，正是中国人民发奋辛劳建设新中国的历史。正是贯穿中国20世纪100年里的两个主题——革命和建设——及其实践活动，既检验了孙中山的中国问题解的正确性和价值，又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不断对先生的伟大思想和精神遗产的反思中，受到巨大的教育、启示和激励。
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首创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者与努力实践得最好的代表者毛泽东，就多次忠诚地论述过，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大概除土地革命时期的论著外(原因恕不在此作述)，在其余时期，时间从20世纪30年代直到60年代的论著，均有阐述。毛泽东这种思想取向，可从他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革命成功后中国应建设什么性质的社会这两个基本问题来看。由于中国的社会仍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中国革命的敌人还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故中国革命的性质，就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民权革命和民族革命。辛亥革命正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场革命。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的革命。这种革命，和孙中山所主张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三个政治原则是相同的。这是中国革命的第一步，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革命。
第一步是要改变半殖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都是新民主主义的。这在1939年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和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均有科学论述和明确规定。在前三篇文献里，毛泽东就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中共的主张指出，我们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完全一致。在全国人民的大宪章“共同纲领”序言中就规定，新民主主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政治基础，同时它也体现在“总纲”、“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外交政策”各章之中。
还是毛泽东讲得对，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为本党的最低纲领而奋斗和为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而奋斗，在基本上(不是在一切方面)是一件事情，并不是两件事情。因此，不但在过去和现在已经证明，而且在将来还要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是革命三民主义的最忠诚最彻底的实现者。
现在当我们回眸20世纪中国历史的足迹，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说，历史足迹的走向业已表明，并且还将继续表明，孙中山不愧是位医术高超的“国医”。他的中国问题解仍是先生留给21世纪中国最珍贵的财富，问题在于我们能否像毛泽东那样充分地用起来。
孙中山首创建设中国的理论或中国现代化理论
甲、辛亥革命成功，民国一建立，先生立即要着手建设新中国和中国存亡之关键在物质建设的思想非常明确且坚定不移，不为任何所左右。在《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及其“自序”中均有所述。推覆专制创建共和，本可从此继进，实行革命党所抱持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与革命方略所规定之种种建设宏模，则必能乘时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之域，跻斯民于安乐之天地。最近时期中国的革命运动具有单纯的政治性质，而不是经济的性质。但是它将为我们未来的经济发展打下基础。然民国以来未见建设事业之进行，而国事则日形纠纷，人民则日增痛苦；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无数强资之专制，其毒之袭较前尤甚；官吏贪污政治腐败为害，反令民陷水深火热之中。午夜思维不胜痛心疾首，这与革命初衷大相违背。而革命和建设必相辅而行犹人之两足鸟之双翼。民国以来，既经非常之破坏（指革命——笔者）而无非常之建设以继之，所以祸乱相寻江流日下武人专横政客捣乱而无法收拾。民国建元之初，先生极力主张施行革命方略以达建设之目的，实行三民主义。当时的革命党，多不知建设为必要之事，遂放弃责任失去天职，致使革命事业只能收破坏之功，而不能成建设之业，其结果不过仅得一中华民国之名，其效果不过以新官僚而代旧官僚而已。为此，在任一年后孙中山终辞去民国大总统之位。先生深知，中国存亡之关键在实业发展之一事也。中国只有发展自己的实业，才能达革命党的目标——富强独立民主文明之新中国。
乙、要建国，要建成一个什么样子的新中国呢?孙中山主张要顺应世界潮流，使中国成为地球上最强之国、最富之国、又政治最良之国。怎样建国呢?孙中山第一个提出建设中国全面、系统而科学的规划，亦可说是使中国全方位现代化的总体设计。这就是在著名的《建国方略》中所提出的心理、物质、社会三大建设。
心理建设，即改造中国人的心理。因革命党人不听先生劝告，速行建设兴国之伟业；接着以辞去总统明志，也让国人能领会建设兴邦之意；不久又重新成立中华革命党严格党内纪律；继之著书立说，认为革命党人的心理因被知易行难错误思想所奴，谓建设兴国计划为理想空言而弃之。故先生作孙文学说，提出知难行易破知易行难之心理大敌。先从饮食、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学十事证明凡事是知难行易，而不是知易行难。先生所说的知是行一件事之科学道理，只有依此知去行能收事半功倍之效，这样凡百事情，知了后才去行，也就很容易了。故行易；同时要求此知同不知而行和行而后知的行相比较，也是行易知难，因求科学技术之理的知是需花大功夫的。然在科学昌明之世，必先求知而行，以错误费时而收事半功倍之效。而不知而行、行而后知不仅在文明未进于科学时代之前存在，今日也还存在，此属先行后知的进化初级也，只有先知后行，便到进化之盛林也。以上表明，先生看到世界文明飞速进步之潮流，望国人要重科学求知识不要盲目，从而把我国的进化由初级提升到盛林。这不仅对破知易行难的心理，而且对破除知之又不敢行的畏难心理的作用的确重大。由此先生自然提出，中国富强事业，非先从事普及教育，使全国人民皆有科学知识不可。欲使中国教育居世界第一位，必当使全国人民都识字，要有一百几十万的专门学者，一万几千的发明家。最后先生还指出，那种以为行是难的，知是不难的，恰好是把容易做的事视为畏途不去实行，而把难知的事看得太容易不去探求，正是中国二千多年，对于一切人情物理都不能登峰造极的原因。当然，先生也考虑到并用一章说明，掌握了科学的知，要去行，还要持有志者事竟成的态度和决心，以上便是建国方略之一的主要内容。
建国方略之二，是物质建设，即谋改造中国物质，兴工商之业。盖中国宝藏至富，甲于世界，开发振兴，中国必强。开发什么?怎样开发?《实业计划》作了回答。对此，笔者将在丙项中分析。
建国方略之三，是社会建设，即改造社会，先生作《民权初步》。历史悠久、地大物博的中华民族近代落伍，在于人心涣散民力不凝结，而四万万之众一盘散沙并非天生而由专制所致；中国实行改革政治的人，最大毛病都是自私自利，许多英雄豪杰都想做皇帝；民国国体初创野心家欲覆民政而复帝制；故今后民国前途之安危若何则全视民权之发达如何而定。
共和政体同专制政体根本差别就是主权在民还是在君，或者说权在民国还是在独夫。进一步说，在民权时代应以人民为动力，君权时代则是以皇帝为动力。这是孙先生在民权主义里讲得深刻而又最多的。但他反思西方民权实践和研究发现，不是一国三公、变成暴民政治；就是把平等自由走到极端，成为无政府。不是怕政府力量太大——万能政府，人民管不了；就是人民总是防范政府，不许政府有能力致使政府能力退化。对此，应该说在政治学方面，孙中山提出了一系列开创性、科学性的理论，是先生首创了中国的政治学。毛泽东在1956年所说，“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是不是指以下这些东西呢?！
孙中山定义政治为：政是众人之事，治是管理众人之事。政治中，包含两个力量：一个是政权，它是管理政府的力量；一个是治权，它是政府本身的力量。先看政权，政权是集合众人之事的力量，要把政权这个大权完全交到人民的手里，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权，可以直接管理国事，这个政权便是民权，即人民管理政府的权。民权有四个：选举和罢免两个权是人民管理政府官吏的；创制和复决两个权是人民管理法律的。前两个权谓治人（实为治官——笔者注），后两个权谓治法。再看治权，治权是集合管理众人之事的大力量，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政府机关，政府才有很大力量去治理全国事务。这个治权，便是政府权。政府自己办事的权，也是为人民做工的权。治权有五个：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