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5)

　　伟大的民主主义者

　　孙中山的遗言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他所说的尚未成功的革命，正是指：一，没有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二，没有铲除封建专制统治，成就国家的民主主义改造。但他为此做了长达四十年的努力。孙中山的一生是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者战斗的一生。

　　民主主义，最初是指西方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纲领、理想和政治体制。它以人民政权、自由、平等相号召。在阶级压迫的社会里不可能有真正的人民政权，不可能有不分阶级的平等、自由。但就象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在历史上是一个大进步一样，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与中世纪的黑暗统治相比，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中国长期受封建统治囚禁，近代更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共同统治。出路在哪里？用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代替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经济制度。在那时，这是走历史的必由之路。孙中山揭案的纲领和革命实践，使他成了近代中国最富有光辉的民主主义的旗手。至于西方走过来的历史的必由之路，在中国，后来为什么没有能行得通，那是另一个问题。

　　兴中会誓词中写着要“创立合众政府”。同盟会《军政府宜言》强调今天的事情与前代不同。前代是英雄革命，今日是国民革命。“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为自由、平等、博爱”。建立民国，列为同盟会四大纲领之一。“今者由平等革命，以建民国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而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再加上废除封建土地制度，这是完全的革命民主主义纲领。

　　民主主义与爱国主义有相通的地方，有不相通的地方。爱国，主要指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要求恢复民族独立；民权主义或民主主义则是要求推倒封建专制，实行西方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政治理想。爱国主义者可以反对讲民权，民主主义者必定以爱国为前提。民权主义纲领，使孙中山领导的运动具有鲜明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这表现在：第一，它与林则徐以下的封建阶级的爱国思想区别开来了。那些爱国士大夫能够注意人民群众的情绪，主张抵抗外国侵略，其中如魏源评述美国的政治制度，极力赞美，天真地认为“其章程可以垂奕世而无弊”。但他们仍站在封建阶级立场上看世界，与民主主义相差一个历史阶段。第二，与太平天国、义和团那种单纯的农民革命、农民思想区别开来了。太平天国、义和团反帝反封建、功勋不可磨灭，而他们的思想武器、理想世界，仍不外乎平均主义。太平天国《天朝四亩制度》成了那种理想最完备、最有系统的文献。后来的《资政新篇》带有资本主义色彩。它企图用模糊的资产阶级理想，代替农民平均主义，合乎历史前进的潮流。从政治思想上看，却一点也谈不到民主主义。孙中山多次积极评价太平天国、义和团，坚决地表示自己站在革命人民一边，很有意义，但其中从来也不包括赞成它们的平均主义理想的意思。第三，与资产阶级改良派区别开来了。改良派从康有为起，一面讲中国两千年来就没有了封建压迫，一面又讲中国缺少民权，号召兴民权。当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宣称，中国要变法，挽救危局，非有“圣主”当权不为功；要定良法，保持长久，“非改为立宪民权不为治”。一九○一年，梁启超叙述《清议报》的宗旨说：“一日倡民权。始终抱定此议，为独一无二之宗旨，虽说种种方法，开种种门径，百变而不离其宗。海可枯，石可烂，此义不普及于我国，吾党弗措也”。①[《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词》，《饮冰室合集》，第三册。]他甚至认为共和政体短期内固然不能实行，也承认它符合社会进化趋势。但这种高调没有持续多久。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越增长，改良派的惊慌恐惧也越增加，他们的民权宣传随之越发减少。一九○三年，原来的著名维新派人士黄遵宪写信给梁启超，说梁的言论强烈影响中国四、五十家报纸，社会思想、舆论跟着大变。“公倡民权，或故示以加倍可骇之说，然，使彼等倡民权者，得所借口，如近世虚无党以无君无政府为归宿，大不可也”。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应当加意慎重②[《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336-337页。]。改良派早就宣传一种反对革命、反对共和的论点，说中国人民智未开，“中国人无自由民权之性质”。现在梁启超起劲发挥这种论点，说是“吾辈令勿徒艳羡民权，而必当预备其可以享受民权之资格。此格既备，虽百千路易十四为之君，百千梅特涅为之相，未有能压制焉者也。此格不备，虽无压制，又将奈何！……故吾国民勿徒怨政府、詈政府而已。今之政府，实皆公等所自造。公等不造良好政府，而好造恶政府，其又准尤也！”③[《敬告我国国民》，《饮冰室合集》，第五册。]“公等”没有造出良好政府以前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行开明专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形成的时候，他的以共和制度为核心的革命民主主义与康梁等从君主立宪到开明专制的改良主义，就最后分清界线了。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民主革命，正规地说，是从孙中山开始的。一语道破了近代中国历史的根本内容、民主革命的由来。

　　西方研究孙中山的论著里，近来有一种说法：孙中山至少在兴中会时期不成其为一个民主主义者。例如他听信香港文人何启的话，推迟提出共和的目标。首先坚决主张这种政体的是杨衢云，而孙中山的纲领、计划自相矛盾等等。这方面的研究，纵然新的发掘不多，对于了解一位革命家斗争的环境、思想演变过程，是完全必要的。但是早期的不成熟，存在改良主义思想，经过反复斗争，终于成为一代民主主义旗手，这不正是他杰出、先进的地方吗？

　　孙中山为民主主义而奋斗，头一个重大贡献，是在中国推翻君主制，实行共和制。

　　武昌首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民主共和国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它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的创举，也是整个东方文明史上的创举。共和制度的建立，孙中山极力鼓吹、坚持，前驱先路，功劳最为显著。

　　湖北军政府一成立，就宣布国号为中华民国，主权属于人民，废除清朝皇帝的年号，并号召各地会党起义，推翻清朝统治。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随即颁布《临时约法》。其中规定：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一律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有请愿、选举和被选举等项权利。美国、法国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基本精神都在其中了。临时政府同时又颁布法令，保护人民权利，取消清律中某些封建等级的规定，宣布政府振兴实业的方针，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它们同三民主义、孙中山亲手拟订的同盟会纲领是密切相联系的。南京政府虽然只是昙花一现，它绝非无足轻重。袁世凯的皇帝梦，张勋、康有为的复辟纷纷败灭，徐世昌想“还政于清”，根本没有来得及上演。共和制自此在中国站稳脚跟，再也不可动摇了。

　　要知道，辛亥革命以前，孙中山鼓吹坚持共和制，决非轻而易举的事。改良派固然拼命反对，革命派里面大部分人也不真心赞成。章炳麟写过许多文章，宣传用革命手段打倒清政府，负有重名。但他的宣传集中到一点：排满复仇。邹容著《革命军》，反对封建统治，旗帜鲜明。章作序，偏偏强调所谓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除异族，谓之光复；推倒清朝统治，只应当叫光复，不应当叫革命。对于共和政体，他表示不妨“随俗为言”，人云亦云；“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余固非执守共和政体者”。《民报》和革命派的其他出版物上，都可以找到与章炳麟观点相同的议论。理论家如此，主张反满而抱有皇帝思想的人就更多。1906年，《民报》举行周年纪念，孙中山讲演，特地指出：“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中国革命之后，这种政体最为相宜，是人人晓得的。“惟尚有一层最紧要的话，凡是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因为中国从来当国家做私人财产。所以凡有草昧英雄崛起，一定彼此相争”。今天的中国，万国眈眈虎视，如果革命家自己相争，必将四分五裂，自亡其国。“所以我们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这不止是我们革命之目的，并且是我们革命的时候所万不可少的。”①[《民报》，第十号。]把反对帝王思想作为“最紧要的话”来加以强调，正表明当时在革命派内部认识分歧，旧思想、旧势力顽固存在。后来孙中山不止一次讲到过这种情形：当他提倡革命之初，愿意参加者，十个人中，差不多有六七人是有皇帝思想的。只是由于反复宣传革命不但要推翻满清，并且要建设共和，才使多数人的皇帝思想逐渐化除了①[《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一讲。]。和这同时，欧美国家里也有认为共和政体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英国人加尔根自充学者，深入我国内地，广为调查，著有《中国变化》等书。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前，孙中山路过伦敦。加尔根前往旅馆游说，认为中国实行共和制是万不可能的事。反复辩论，连续数日。至于国内封建阶级都反对共和，都拥护皇权，自不消说。孙中山和他的忠实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坚持斗争，然后使共和政体得以成为事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