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从1911年至2011年，这一百年对于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国家，显然显得过于短暂，但这一百年对于近代中华民族由衰败到复兴却意义非凡，完全可以用“天翻地覆”来形容这种变化的巨大。

　　对这段艰难曲折的峥嵘岁月，许多今天的中青年人也许仅能从教科书中略知一二，而更年轻的一代，则像是听那些发生在遥远年代中的故事，未免会感到虚幻。可是对于我们这代人和我们的前辈们，这段历史就决非苍白和概念了。它绝对是一段关系民族存亡波澜壮阔、前仆后继的伟大史实，同时也是一段牵动无数个中国家庭命运的可歌可泣的真实存在。或许是因为辛亥革命前后发生的许多事件，与我们家庭关系太密切，让我们对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无法淡然处之，特别在这一百周年纪念的日子里，国难家仇的往事，常常不由自主撞击我们的心灵，让我们难以平静。如果我们也敢忘却这段历史，则不仅仅是对我们民族苦难的无动于衷，也是对我们自己祖辈的大不敬，这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原谅的。然而我们能力有限，也只能借这篇短文，来表达我们对这段历史和先辈们的缅怀和纪念了。在这篇短文中，将涉及到辛亥革命前后一些与我们的家族史密切相关的事件。事实上，这两者也是很难分开的。

　　在一百多年前，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下最黑暗腐朽的年代，然而，在同一历史时空，欧美国家已相继进入了工业现代化的先进行列，列强的欺辱和自己国家的贫穷落后反差太大，使得中国一群优秀青年对民族命运忧心忡忡，对卖国政府群情激愤，“救亡”的呼声压倒一切，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振聋发聩，国家何去何从是他们面对的现实。然而，从老祖宗留下的遗产中，已找不到救国的良方，一切历史经验都宣告无用和失灵。出路何在？令爱国者痛苦和迷茫。由于当时清政府的闭关锁国，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仅能从先行者如严复等人翻译过来的少量西方著作，如《民约论》、《天演论》、《法兰西革命史》这些书中略知一二。但这些著作中所涉及到不同社会和价值观，却如同在一潭死水中投入的一枚重磅炮弹，又像是在黑暗紧闭门窗的房子缝隙中的一丝光亮，让渴求的人民呼吸到一丝新鲜的空气，感觉到外部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令人窒息的环境压迫下，只有冲出去才能找到活路。在这一群年轻人中，就包括了我们的祖父刘揆一和叔祖父刘道一。所幸的是，他们有一位有着传奇性格、深明大义和家道过得去的父亲，也就是我们的曾祖父刘方峣，他为人刚直，极富正义感，年轻时曾服役于湘军曾国荃的部下，只因放走一位太平天国的将领（统制）林迪荣，而不得不逃往到湘潭乡下，隐姓埋名，耕种为生，后经人介绍到一县衙当差。但同时他与哥老会的首领马福益暗中保持联系。有一次，清吏要追捕马福益，是我曾祖父让我祖父去通风报信，而使马福益幸免于难的（1）。这为后来同盟会成立不久，首次发动的萍浏醴起义，需要联络会党埋下了伏笔，而联络人就是刘道一（2）。所以说，没有我曾祖父的理解和财力上的支持，我的祖父和叔祖父是不可能在1903年春自费相继去日本留学并先后加入同盟会的（3）。

　　从1900年至1905年，以种种渠道去日本的湖湘籍青年，还有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章士钊、杨昌济、杨毓麟、蔡锷等。他们为何不约而同的选择去日本留学？这应当与同是东方古国的日本在明治维新后的迅速崛起，对中国的借鉴意义较大有关，同时也可能与他们的经济条件所限，只能选择靠近中国的近邻有关。这批人到日本后，就读于各类学校，努力探求救亡图存的途径和方法。这批湖湘籍青年因志同道合而紧密联系，其中一部分人相约于1903年11月回湖南创立华兴会（4），直到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

　　时间到了1905年。这一年，可说是辛亥革命前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随着革命思潮的迅猛传播，革命力量也在进行大集结。这一年的8月，在日本的留学生中，正在等待一个重要人物的到来。那就是孙中山先生将在8月中旬从欧美前来日本，孙中山先生这次是有目的而来的。他已下定决心要联合在日的留学界精英，扩大他在欧美已建立起来的革命组织，也就是即将在日本定名的中国同盟会（5）。与此同时，在日本的留学生中，有一位叫黄庆午（后改名叫黄兴）的，也在焦灼的等待孙先生的到来。这两位后来成为同盟会领导人的会面，将是一次历史性的会面，其意义重大而深远。

　　这一时期的孙中山，经过了欧美长时间的学习与考察，他对中国革命的目的、任务、对象与前途，已经有了比较成熟和清醒的思考和认识。他的思维和胆识无疑远远走在同时代人的最前列，这一点是当时留日学生视野所不及的。同时他的个人魅力和世界眼光也深深吸引着当时的留日学生。广泛的凝聚力使他具有领袖人物的资格和条件。而黄兴在留日学生中也是最杰出的一个，他的革命坚定性、品德、学识与才能，使他在留学界享有很高的威望。可以说，孙中山和黄兴是相互仰慕和相互需要的。他们的会见、合作及经由他们亲手创立的中国同盟会，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并成为辛亥革命走向高潮的契机和标志。

　　经日本友人宫琦寅芷的介绍，孙中山和黄兴大约在1905年7月下旬的一天在东京某中国菜馆见面。在那里，“经两小时畅谈，最后取得成立联合团体的一致意见”（6），后又经过短短数天的筹备会议，商定了联合革命组织的名称，正式定名为“中国同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