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走向共和的历程：辛亥革命功绩不可磨灭(2)

　　李鸿章从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起家，稍后成为“洋务运动”的主角，对中国现代化的最初起步作出过自己的贡献。而在对待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上，他始终坚守“力保和局”的宗旨，奉行“外须和戎”的外交方针。李鸿章的贪婪聚敛是有名的，当时甚至有“宰相合肥天下瘦”（李是安徽合肥人）的说法。他在“自强”旗号下一手训练起来的、用洋枪洋炮武装的淮军，腐败不堪，只能用于对内镇压，在对付日本侵略时几乎一触即溃。当列强将侵略战争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的时候，他一味避战求和，甚至命令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后“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并多次签订损害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不平等条约。对此，李鸿章有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中日马关条约签字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咄咄逼人地说：“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李鸿章就其中两项辩驳。伊藤说：“驳只管驳，但我主意不能稍改。”李鸿章随即在请旨的电报中提出：“其愈逼愈紧，无可再商，应否即照伊藤前所改订条款定约，免误大局。”朝廷批准了他的意见。四天后，他便在条约上签字。因此，把李鸿章说成是明了世界大势的“最杰出的外交家”，甚至把他描写成“忍辱负重”、有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高尚情操的“悲剧英雄”，是完全背离历史真实的。

　　至于“弱国无外交”的问题，李鸿章作为一个弱国的政治代表，他的外交活动势必受到极大的制约，我们不能要求李鸿章做他无法做到的事情。但是，即使是一个弱小的、落后的国家，也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和志气，决不是对列强种种侵略要求只能俯首帖耳，逆来顺受。否则，汪精卫之流也可以被看作“悲剧英雄”了，那还有什么是非可言，还有什么民族自尊自信可言？且不说古今中外历史上，弱小的国家和民族在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激励下，团结抗争，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事例屡见不鲜，就是有些斗争虽然失败了，但抗争者那种宁死不屈的精神，对后来者也起到了巨大的激励作用。这些人不愧为民族的脊梁。就是在同一时期，在对外交涉中，也不乏竭力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从而在外交斗争中取得局部胜利甚至重大胜利的人。如曾纪泽、杨儒的对俄交涉，特别是左宗棠不顾李鸿章等人的反对，从外来侵略者手中收复新疆的巨大胜利等，都是很好的例子。

　　上世纪初出生的邓小平同志说过：“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他在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讨论香港问题时说：“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这些话，是值得我们反复玩味的。

　　革命是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漫漫长夜，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在十九世纪后半个世纪里，中国人已经做过多种试验，但都救不了中国。当历史进入二十世纪的时候，中华民族面对的现实更加严峻。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已处在千钧一发的关头。正如陈天华在《警世钟》中所说：“要革命的，这时可以革了，过了这时没有命了！”

　　中国人已实在没有其他路可走，只能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中去。这是现实迫使他们作出的选择。

　　谁都知道，革命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对革命志士来说必须准备抛头颅、洒热血。下这个决心，自然极不容易。如果那时的清王朝真是一心为中国谋出路，甚至只是民众还对它抱有一点儿希望，大多数人总是宁可采取温和的态度推动它进行改革，而不会断然采取革命行动的。

　　孙中山和革命派中的不少骨干分子，一开始也曾试图通过和平手段来促使清政府改革。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出一整套改良方案，也是因为他对李鸿章还抱有希望。孙中山的好友陈少白说：“孙先生所以要上李鸿章书，就因为李鸿章在当时算为识时务之大员，如果能够听他的话，办起来，也未尝不可挽救当时的中国。”然而事实却很无情，孙中山的热切愿望换来的却是李鸿章冰冷的回答，连见都没见他，于是孙中山“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才最终坚定了革命的决心。

　　二十世纪初所以会有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奋不顾身地走上革命道路，都是他们对清王朝进行长期观察后作出的抉择。八国联军战争结束后，清政府的腐败祸国更加暴露无遗。他们标榜实行新政，他们采取的奖励设厂和废科举、兴学堂等措施，虽然多少也起过积极作用，但始终拒绝实行任何根本的变革。人们的失望、不满和愤怒越来越强烈，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不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这个专制、腐朽的祸国政府，中国是一点希望也没有了。连温和的曾反对革命的君主立宪派最后都感到绝望了。清王朝宣布“预备立宪”时，立宪派曾大喜过望。但清政府公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规定：“君主神圣不可侵犯”；“凡法律虽经议院议决，而未奉诏批准颁布者，不能见诸实行”；用人、军事、外交等大事，议院都不得干预。这个《大纲》无非是把君主专制制度以成文的法律形式肯定下来，并加以强化。立宪派发动了颇具规模的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和成立责任内阁，尽快转入君主立宪的轨道。但清王朝不能容忍自己专制权力的任何削弱和丧失，一次又一次拒绝了这种请愿要求。到立宪派准备进行第四次请愿时，清政府竟严令禁止，并变本加厉地加强集权统治，成立“皇族内阁”。这使立宪派大为愤怒，梁启超在报刊上撰文痛斥清政府是“祸国殃民之政府”、“妖孽之政府”。清政府的倒行逆施，将越来越多的立宪派人士推向革命方面。

　　再看二十世纪初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百业凋敝，民不聊生。一个御史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写道：“士为四民之首，近已绝无生路，农、工终岁勤动，难谋一饱，商贾资本缺乏，揭借者多，获利维艰，倒闭相望。城市村落，十室九空，无业游民居其大半，弱者转于沟壑，强者流为盗贼，土匪蠢动，此灭彼兴，民不聊生，何堪搜括。加以各省水旱蝗蝻，哀鸿遍野，徐、海饥民数百万，遮蔽江、淮，困苦流离，生无所赖。万一揭竿并起，滋蔓难图……大患岂堪设想。”民众无法生活下去，抗捐抗税、抢米风潮、会党与农民起义等遍布全国城乡，连绵不断。据不完全统计，1902年到1911年，全国各地彼伏此起的民变多达1300余起。它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客观的社会环境和群众基础。当时有人指出：“是故革命之主义，非党人所能造也，由于平民所身受之疾苦而发生者也。……使平民之疾苦日深一日，则革命之主义日炽一日，而革命党之实力亦日盛一日。”

　　人心向背决定一切。到辛亥革命前夕，人们对清王朝的这种不满和愤怒已发展到不加掩饰的地步。这连外国人也看出来了。长沙关税务司伟克非给总税务司安格联的信中写道：“毫无疑问，大多数老百姓是希望换个政府的，不能说他们是革命党，但是他们对推翻清朝的尝试是衷心赞成的。”“我看在不久的将来，一场革命是免不了的。现在已是公开鼓吹革命，并且获得普遍的同情，而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预防措施，却尽在瞎胡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