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雄才与大略

　　《雄才与大略》一文结尾，我说宋教仁兼具雄才和大略。有一位老读者提出异议，举谭人凤之言为证：宋教仁“英而不雄”，并不具备雄才；遇刺之前，有人预警，他却不以为意，对时势缺乏明断，就此而言，连“英”以及相应的大略都得打折扣。

　　且从谭人凤说起。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54岁的谭人凤亡命日本，隐居于福冈县太宰府町营公庙，以牙牌形式，作《石叟牌词》，回顾与反思这颠沛流离的大半生。他本以好骂著称，此间心境沉郁而寥落，更是口无遮拦，不仅骂清朝，骂袁世凯，骂黎元洪，说起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胡瑛等昔日并肩战斗的革命同志，笔下毫不容情。他批评孙中山“自负虽大而局量实小，立志虽坚而手段实劣”，嘲讽黄兴“颇刚愎自是，不听人言，好恭维，其于同辈中能力胜己者，虽明知而不愿用”。其中流传最广的一则酷评，应是那句“克强雄而不英，钝初英而不雄”。

　　这是一句老话。当时谭人凤这么说，则针对袁世凯推许黄兴、宋教仁为英雄。革命党人当中，袁世凯最看重——或者说忌惮——宋教仁，这一点与谭人凤一样（谭氏死后，章太炎为其撰墓志铭，称其“与孙、黄好尚异，独重桃源宋教仁，以为隽才”）。至于黄兴，袁世凯在1912年8月、9月见过孙中山、黄兴之后，对亲信表示：“孙氏志气高尚，见解亦超卓，但非实行家，徒居发起人之列而已。黄氏性质直，果于行事，然不免胆小识短，易受小人之欺。”这是知人之言，袁世凯老于世故，阅人无数，不难看穿孙、黄的底细。他说黄兴“胆小识短”（此处的“胆小”，我以为不是指胆色，而是说黄兴怯于担当），足见评价不高，与“英雄”相去甚远。不知谭人凤从哪里听说袁世凯称黄兴为英雄，那更可能是客套话。

　　谭人凤为了反驳流言，指出黄兴“雄而不英”，恰与袁世凯所云“胆小识短”相应。二人对黄兴的判定，其实非常一致，正应了那句“英雄所见略同”。那么，何谓雄而不英，正如何谓英而不雄？这则有必要谈谈英雄的内涵。在古代，英雄是一个词，却与雄才大略一样可分两面。我最早听到的说法叫“自知者英，自胜者雄”，据说是隋朝人王通所言，推敲起来，对“英”的诠释可以成立，对“雄”的诠释则嫌狭隘。更权威的说法出自三国人刘劭《人物志》，这是一本鉴人之书，其中一章名曰“英雄”：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英而不雄，则雄材不服，雄而不英，则智者不归，二者兼济，才能成就大业。

　　姑且以英雄之雄，对应雄才，英雄之英，对应大略。黄兴雄而不英，指其有雄才而无大略，宋教仁英而不雄，指其有大略而无雄才。这两个论断，我以为都有待商榷。这里单说宋教仁。他不仅有大略，而且是那代人中最有大略的一个。我们可以谈两个案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之前，革命党人在孙中山寓所集会，讨论未来的政府该实行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孙中山等人坚持总统制，只有宋教仁一人主张内阁制。实则这两项制度，并无优劣之分，只有适宜与否。就民国初年的局势而言，政权稳定是第一要义，无疑内阁制更合适，如宋教仁所言：“盖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此吾人所以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可惜孙中山等人自大而短视，为权力的幻象所迷惑，否决了宋教仁的意见。未过三月，孙中山被迫让位于袁世凯，这才幡然悔悟，赶出了一部《中国民国临时约法》，改美国式的总统制为法国式的内阁制。此举不免出尔反尔，一直为后世所讥：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由此愈发验证了宋教仁的高明。他的眼光，不在一党，而在一国，不在一时，而在一世。

　　另一例，可参考梁漱溟晚年回忆。第一届国会竞选期间，宋教仁曾拜访梁启超，以英美式两党轮替执政相勉励。“梁若执政则他愿在野相助；否则，他出来时请梁善意监督。这原亦是梁的梦想，对此自然感激而且契合。所以其后宋被刺身死，梁真是痛惜不已。”这是何等眼光，何等胸襟，恢廓大度，光风霁月，完全超越了党派的局限。宋教仁眼中的两党，不止竞争，还有互动，不止敌对，还有合作。后世所言“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台湾不能没有反对的声音，台湾不能没有制衡的力量。未来这四年，虽然我们没有办法以执政者的角色，来实践我们的理想；但是，这并不代表，在野就没有力量”，从一定意义上讲，都是对宋教仁与梁启超之约的回声。

　　再说宋教仁之才。抛开袁世凯、谭人凤等对宋教仁的评价不论，章太炎曾反对孙中山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认为这个位置，论功应属黄兴，论才应属宋教仁。可见宋教仁之才干，革命党中，无人能及。争议也许在于，宋教仁之才，是否称得上雄才。

　　相比大略，雄才更难论定。对大略而言，时间是最好的裁判，一个人有无大略，十年或百年之后，水落石出，一目了然；雄才呢，似乎只能以功过权衡，然而这不免陷入以成败论英雄的困境。在我看来，一个人有无雄才，得结合其身份，军事家有军事家的雄才，政治家有政治家的雄才，商人有商人的雄才，千万不可错位，如以军事家的标准权衡政治家。作为政治家，宋教仁的雄才，表现出来的有两点：一是立法，二是组党和竞选。如《鄂州约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都是宋教仁的手笔；民国成立以后，宋教仁“毁党造党”，以同盟会为主干，合并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等，成立国民党，是为当时第一大党，此后他率领国民党参加第一届国会竞选，更是大获全胜，由此恰可见他的“政党纵横之术”。如谭人凤挽联所云：“破坏建设一身兼，有思想，有学问，有才能，谓之政治大家曾何愧”。

　　当然宋教仁不是完人，他年轻气盛，锋芒毕露，与袁世凯等久历宦海的官僚相比，缺乏政治手腕，不懂和光同尘。第一届国会竞选前后，他的言行过于张扬、高调，如公开抨击袁世凯执政失败，终而引来杀身之祸。不过反过来讲，假如刺杀宋教仁的主谋并非袁世凯（四大嫌疑人中，我以为陈其美嫌疑最大，赵秉钧与孙中山次之，袁世凯最小），那么宋教仁的这些缺点，还能激起如许非议吗？

　　需要声明，我谈雄才与大略，立意不在为先贤辩诬，更非与今人抬杠。知人而论世，稽古而振今，这是我最想对那位老读者说的话。质言之，我们的目光不该纠结于一个人、一群人或一代人，而应投向他们身后，追索他们的雄才与大略，如何影响国运，与那个时代的国运，如何影响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