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峰：在章开沅先生身边十七年

　　2021年5月28日清晨，章开沅老师在武汉安详离世，离7月8日95周岁只差40天。按传统说法，章老师一生称得上“寿满天年”“福寿双全”，可当我从微信群得知消息时，还是禁不住泪流满面。

　　那天下午，我给新生讲山东大学校史，因为提及与学校创办有密切关系的教会大学，引用了章老师的研究成果，还播放了章老师的照片和书影，没想到这堂课就成了我悼念章老师的方式。两小时的课程神思恍惚，讲到章老师处几近哽咽不能自已，同学们有些惊诧，我只好如实相告，画面中这位可敬可亲的老人今天走了。

　　10月20日，在武汉石门峰纪念公园举行章老师安灵公祭暨雕塑揭幕仪式，我们与章老师最后道别。老师生前强调“参与的史学与史学的参与”，帮助石门峰公园提升辛亥革命和武汉抗战等历史纪念的内涵，公园也没忘记老师，专门辟出一块青草地让他魂归自然。

　　章老师喜欢小草，经常自谦“一株野草”，称小草虽然“渺小之至，也平凡之至”，但其“生命意志何等刚毅，何等充盈，它用亿万群体的集体苏醒，萌发出漫山遍野的新绿，一片又一片为大地增添了春天的颜色”——这完全是老师一生奋进精神的写照。

　　1997年7月，蒙章老师和马敏老师不弃，我有幸忝列门墙，直到2014年7月离开华师，跟随章老师学习工作17年，从青年学生成长为大学老师。如果没有章老师的耳提面命、言传身教，恐怕我很难成长为现在的自己。对此，我永远铭感在心。

　　一次谈话，从此决定我今后的路

　　我最早听闻章老师的大名，还是在山大上大二的中国通史课上，涉及章老师和林增平先生主编的《辛亥革命史》。我当时是考古学专业本科生，对章老师了解还不多。1994年秋，我考入山大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对商会史研究特别有兴趣，毕业论文想研究济南商埠商会，但因为没能看成档案，最终改做“齐鲁大学经费研究”。

　　硕士毕业准备考博，我还是想做商会史研究，想去华师读。章老师地位太高不敢报考，就写信给马敏老师，没想到马老师表示欢迎，但建议我联系章老师做导师。马老师还告诉我，华师成立了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将来也可以做教会大学史，希望我尽快到武汉面谈。

　　1996年12月17日，我从济南坐15小时的火车到武昌。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大学者，不免有些胆怯，就把刚完成的硕士论文初稿和两篇习作呈给章老师，这是我当时全部的所谓“研究成果”。

　　章老师翻阅了硕士论文，说看上去还可以，能用本地档案材料很好，但齐鲁大学还有很多档案在耶鲁，你还没机会看。随后又告诉我，美国鲁斯基金会出资，把耶鲁所保存的中国13所教会大学档案做成了缩微胶卷三套，一套耶鲁保留，一套给香港中文大学，还有一套就在华师，这是中国大陆唯一的一套。章老师又谈到成立不久的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介绍了中心成员和正在出版的丛书，并送我最新一期《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通讯》。最后，章老师给我讲了三句话，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硕士阶段对教会大学史研究已有了一定基础，可以继续做下去，欢迎来报考我的博士；如果你明年考不上，也可以先来中心工作一段时间；不管是读博还是在中心工作，你都要学好英语。

　　章老师谈话的时间也就半小时，但从此决定了我今后的路。转过年来，我和女友考博双双成功过线。不久马老师打来电话，说他和章老师考虑我俩同时读博助学金很少，打算让我先入职，保留学籍一年，学校还可以分给我一间平房。

　　两位老师想得如此周到，实在出乎我意料。1997年7月，我来华师报到，成为历史研究所(1998年后改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的一员。

　　一笔稿费，置办好几样家具电器

　　1990年8月到1994年3月，章老师先后在美国普林斯顿、耶鲁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和日本、台湾地区等高校任教、研究，1995年年初又作为“黄林秀莲访问学人”到香港中文大学客座7个月，与众多学人结下深厚友谊。章老师回武汉很长时间内，仍经常收到海外友人的大量来信，我在所里前两年经常协助章老师复函。

　　每天早上，我去办公室检查邮箱，把电邮打印出来分送章老师和马老师，然后再根据老师的意见代为回复。大部分电邮都是英文的，我以前从未写过英文信，一开始先拟草稿，然后请章老师过目修改，从句法、标点到行文格式都有改动。章老师非常注重维护与海外学者的友谊，每到圣诞节和新年，都要我们准备数十张贺卡，亲自写上几句话，签上名。章老师说，不要小瞧这张卡片，它让人感到温暖，这就是友谊。从这个细节，也可以知道章老师为什么朋友遍天下。

　　1997年12月正值日军“南京大屠杀”60周年，《中国教育报》想发章老师如何发现南京大屠杀史料的文章，马老师指派我来写。因为章老师的大作《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对此讲得很详细，我根据这些材料很快就写好了。没几天，文章以《铁证》为题见报，排了满满两个整版，其中大部分内容是章老师亲自翻译的贝德士材料，但作者署名却只有我。更让我不安的是，报社很快寄来6000多元，说是稿费加奖金。这笔钱，相当于我半年工资，可称一笔巨款。我想，这篇文章的资料，都是章老师一点点从耶鲁神学院档案中爬梳出来的，我不过是再加工而已，想把钱给章老师。但他坚决不要，让我拿着“改善生活”。我一再表示我不能要，章老师突然有点不高兴，我赶紧退出去找马老师，马老师说你就不要坚持了，这是章老师对你的关心。我用这笔钱置办了好几样家具电器，简陋的小平房顿时有了家的感觉。

▲ 1999年作者（右一）同章开沅先生（左一）参加旧金山大学举办的国际会议

　　一个“护身符”，在美国访学顺顺当当

　　章老师曾说，做教会大学史、基督教史研究一定要面向海外学术界，他们材料多，研究也比我们成熟。因此，他总是想方设法为年轻人创造海外访学的机会。得益于章老师的推荐，我去旧金山大学、耶鲁大学访学，并收集博士论文的材料。

　　1999年10月，我以在职博士生第一次出国访学，章老师教我适应美国文化和礼仪。章老师1970年代末就出访海外，1990年代初在美国任教、研究三年多，按老师自己的说法是个“老留学生”，而我则完全是个“土老帽”。旧金山大学举办国际会议，邀请章老师作嘉宾。我比章老师早到几天，就去机场接老师，接过行李箱又想把手提包也拿过来，但老师坚决不让，还给我上了一课：在美国你不要按中国尊老的做法，要理解老年人的自尊，除非他们要求；不要给他们提包，也不要随便去搀扶他们，除非他们真有困难；可以跟在一边随时保护。一直到章老师晚年，他每天往返于家和办公室，要走很多台阶，他也从不让别人搀扶。

　　那天晚上会议安排了冷餐会，我跟在章老师身后，不时给他夹菜、倒饮料等，他又给我上了一课，说冷餐会意义不在吃，你看大家都在交流，你也不要照顾我，要主动上前去找学者谈，做自我介绍，不要害羞，英语说不好也不要紧，跟人家交换个名片。

　　会议期间，章老师给我介绍了很多知名学者，此后他们都给我很多研究上的帮助。访学期间所到各地拜访学者或到图书馆查找资料，多因为我是章老师的学生而受到热情接待。这次美国之行虽然只有短短3个多月，但收获远超我的预期。回国前给章老师写信，开玩笑式地说，您的名字就是我的“护身符”，让我在美国一路顺顺当当。

　　一次批评，警醒性格能决定命运

　　我刚工作的那些年，陪同章老师外出开会或讲演比较多。印象较深的一次是1998年春天，我和同门王薇佳陪同章老师及师母去南京大学讲学，同时也为出版《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一书与南大出版社商谈。我们去了章老师房间，发现他已早早把我们翻译的资料分门别类，在桌子上摆放整齐，等出版社杨金荣老师来访。章老师带我们把问题全部梳理一遍，这样交流起来效率提高了很多。

　　那时从南京回武汉，要在上海中转，卧铺票不好买，委托复旦大学徐以骅教授代购，约定到火车站见面取票。那天清晨，我们乘中巴赶往上海火车站，由于一路下雨，抵达时距发车不到15分钟。入口处人山人海，很难发现徐老师的身影，打手机又听不见他说话，只得对着手机大声喊我们在哪里哪里。这时章老师说，别喊了，不要催徐老师，他血压高，我们大不了就在上海住一天嘛。

　　所幸的是，离开车还有5分钟的时候，徐老师出现了，跑得大汗淋漓，原来他去了软卧贵宾候车室等我们，又折回普通进站口找我们。上车后检讨差点误了行程，章老师笑了笑，说以后遇事不要慌，要多替对方考虑。

　　我刚来研究所时，前辈老师说章老师是很严厉的，有时也发火。但我在所里十几年，感觉他对我们都很温和。只有一次，在不该我发言的论文答辩会上，因为观点不同，我言语冲撞了一位年长老师。事后觉得给章老师丢了脸，就去他办公室认错。他很严厉地对我说，学术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我也同意你的看法，但你这种批评别人的方式是错误的，你要诚恳道歉，争取原谅。章老师又说，你还真是山东人的性格，对人真诚、言行坦率本来是好品格，但直率过度不加思考，就会变成冲动鲁莽了，这个要不得。章老师又回忆他特殊时期的经历和所见，说明性格在某种程度上能决定命运，谈了足足一个小时。

　　一句哲言，激励学子独寻真知启后人

　　2003年底，中心的王奇生、何建明两位骨干先后北上，马敏老师又升任校长，章老师让我负起管理责任，以中心副主任的名义开展工作。这对我来说是莫大的信任，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其实，中心工作开展起来并不难，因为章老师早已为我们铺好了路，又不断悉心给予指导。由于他在海外的影响力，从1990年代起，鲁斯基金会、亚联董等机构连续资助，中心有充足的经费，组织系列国际学术会议、暑期班和论坛，出版《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等丛书，建设资料室，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教会大学史、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中心和交流平台。

　　章老师特别重视中心的文献建设，多次叮嘱我，对西方教会档案和出版著作应买尽买。到2005年，中心所藏研究文献的种类和规模，在国内首屈一指。他强调，文献要成为天下学术公器，对国内外学者免费开放。很多资料，在有些图书馆要么不准复印拍摄，要么费用高昂几十元一张。中心文献则全部公开，免费拍摄，很多学者特别是攻读学位的硕博生受益最多，对此非常感激。这给管理带来一定压力，但我们坚持下来，因为这真正体现章老师嘉惠学林的初心。

　　章老师广博的人脉资源，更为中心的交流工作助力匪浅。我曾跟章老师开玩笑，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我们是“打章老师的旗帜以聚天下学人”。因此，中心举办的系列国际会议，总是应者云集。从2002年中心设立“章开沅东西方文化交流基金”讲座以来，我们先后邀请了鲁珍晞、白吉尔、巴斯蒂、钟鸣旦、梁元生、王国斌、王成勉、柯白、狄德满、周锡瑞、裴宜理等国际一流学者，担任讲座教授。他们或是章老师多年的好友，或是受章老师教益的晚辈，都以担任讲座教授为荣。

　　从2004年到2008年，中心连续举办五期“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暑期班”，从2009年开始又举办四期“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暑期青年学者论坛”，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来授课，青年学者和学生报名更是非常踊跃，后者中不少现在已成为研究骨干。

　　无论是暑期班还是论坛，都请章老师在开幕式上讲话，他每次都兴致勃勃讲半个多小时，幽默风趣，掌声不断。章老师结合自己研究的经历，讲述教会大学史和基督教史从“险学”到“显学”的曲折发展，多次引用楚图南为戴震纪念馆的题词“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以此激励青年学子寻找自己的学术之路。

　　师母黄老师说：“开沅就是那种能让学生记一辈子的好老师。”罗福惠老师这样总结老师做人做事的品格：“先生处事以真，待人以诚，尤其于友人、师弟之道，有仁者之风，这是弟子们终身服膺的重要所在。”诚哉斯言！章老师离开了我们，但留下的不仅仅是那些鸿篇巨制，还有他丰富的人生经历，这是一本更厚重的历史著作，值得我们用一生去品味和探索。

　　薪火相传，学脉绵延，或许才是我们对老师最好的纪念。

▲ 2004年第一届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暑假讲习班开班

　　（刘家峰，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