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修建纪略(2)

　　1932年，首届被聘为修筑黄花岗委员会的成员已多不在粤，经市府第六届委员会第七十次会议决议，聘邓泽如、林直勉、黄隆生、陈耀垣为第二届修建委员会委员，在修建会议上一致议决通过收回烈士墓前的田地十五亩（约九千六百平方米），以备修筑石级。由于征收地段面积过大，经费难于筹拨，议派黄谦益会同商酌拟定修改设计图，在墓前月台下至牌坊后的花圃修墓道一百八十多米。园内马路工程由工务局技士（即工程师）陈昆设计。后为避免车马乱撞，在月台下改筑石阶梯级，两侧另开辟一横路，接通南门墓道，直通邓仲元墓前。马路工程公开招标，由锦和祥营造厂以亿万零八百元承包筑路工程，到竣工验收时发现施工的质量问题，锦和祥营造厂被罚款一千七百一十元，被扣除工料费八百八十五元，并把罚没所得款项用作修筑坟园内道路费用。

　　 1936年，把原墓园中枢墓道的石级改筑为莲池拱桥，烈士墓冢的顶部改为水刷石米，相继修筑了西亭、喷水池。1937年广东省政府拨款两万元给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作修缮经费，对崩坏的路面、亭台、坟垣设施等进行修缮。1945年，修筑工程基本完成，工务局把黄花岗烈士坟园及有关家具、公物等财产及物品登记列册移交给广州市革命坟茔委员会。1946年重新安装了坟园南面墓道的铁门，拆毁了自由神像，改塑“青天白日”国民党党徽立于叠石之上。

　　 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广州市人民政府工务局主持修缮烈士墓，由启记营造厂承包修建工程，拆毁“青天白日”国民党徽，重立自由神像，重铸墓垣上的铁望柱和铁链，复原被毁坏的石柱莲池栏板等。“文化革命”期间，由于极左思潮泛滥，自由神像再度被毁，竖起一支两米多高的火炬，墓碑及其他碑刻的落款题字被凿，铁链被砸烂。1981年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之际，政府拨款重修烈士墓，重塑自由神像，由雕塑家林毓豪、罗国强重塑一个右手高举火炬、左手挟着法律文书的具有东方女性面孔的自由神像，陆续地恢复被凿去落款题字。1991年又进行了部分复原修缮，恢复了钟形碑亭上的国民党徽标志。

　　二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占地面积十三万平方米，墓坐西北向东南，东南入口处建一四柱三间牌坊，粗壮的方形柱子，明间宽阔的额坊上嵌着孙中山手书的“浩气长存”四个大字，造型简洁稳重。进入牌坊后是一条宽阔的墓道，墓道中部建莲池拱桥，莲池中设喷泉，拱桥栏板望柱仿中国传统形式。墓道尽端是一宽阔的月台。月台石阶级前两侧各置一石熏炉，月台之后依次是墓冢、纪功坊和叠石台及《广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记》碑刻。南面的墓道有碑记和石雕云龙华表。其余的附属建筑则分布在墓的两侧。左侧建有黄花井、黄花亭、碑界亭、西亭和塘基；右侧建有蓄水池、喷水池和“与众共乐”奏乐坛。随着历史的变迁，当年建造的墓道铁柱、烈士守墓庐、乐台及停车马处石碑等建筑已先后被毁。由于墓园建筑时间不一，前后持续了二十多年，其建筑在形式、风格上也各有差异，有仿西方古典风格的折中主义形式，有中国传统风格形式，也有采用中西糅合风格的形式。

　　 埋葬烈士遗体的墓冢，平面方形，四周砌筑低矮的石墙，墙上竖铁铸望柱和铁链。墓冢上建一四柱覆钟形顶的碑碣亭，仿西方风格的柱式，上承三角形山花和钟形亭顶，风格和建筑手法别具一格。

　　 纪功坊平面矩形，花岗岩砌筑，采用三段划分，以台基、墙身及层顶栏杆组成。墙身以规则毛石块砌筑，孙中山手书的“浩气长存”四个大字嵌于坊墙正面，中开门洞贯通到坊后。入口处以仿西方古典风格的双柱承托石额和山花，两侧门设梯级可登上纪功坊的顶层。坊后叠石台，叠砌了七十二块由海外革命党人捐献的青石质地的纪念石，含意为纪念七十二位为革命捐躯的革命先烈，寓意深刻。原建在叠石顶上的自由神像，右手高举火炬，左手拿着锤，与墓冢的钟形亭相呼应，有“敲响警钟”和“唤起民众”之意。

　　 黄花亭、西亭、碑界亭等都是仿中国传统风格，采用砖、水泥材料建造。塘基喷泉、莲池喷泉、喷水池和蓄水池等呈折中主义形式风格。有的建筑在细部则采用传统风格和浓烈的民间色彩装饰。纪功坊山花上的如意瓶和缠枝花纹饰，石熏炉上的万字纹和寿字纹，其他建筑上的细部装饰分别以松鹤、福寿、祥云、回纹、盘长纹等纹饰。如字纹饰，原来不是汉字，是梵文，意在“胸部吉祥标志”，也为古代的一种符咒、护符或宗教标志，被认为是太阳或火的象征。佛教典籍里说佛祖再世生，胸前隐起字纹，故常见于三宝佛的胸部。旧时译这为“吉祥海云相”，是吉祥幸福的象征，后画成为图案被人们应用。寿字，在中国传统观念的“五福”中，占首位就是寿，如福寿、长寿、松鹤等都为寿的象征。至于盘长纹与回纹，盘长纹为吉祥图符的一种，本为佛家“八宝”之一，有幸福连绵不断的象征；回纹寓意则为福寿吉祥，深远绵长。两者都多被用作建筑和其他的家具、杂品、织锦、木雕等装饰之上。这些纹饰、图案虽然不是为这个纪念性建筑而特定创造的，但通过这些传统风格图案的形象来表现其纪念性，是人们对先烈的崇敬在心理上得到一定的反映。从“浩气长存”牌坊到尽端的“广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记”碑刻，布局对称，主要建筑比例严谨，排列有序，形式向多层次变化，秩序感强，给人以庄严、肃穆的感觉，使纪念性气氛逐步得到加强。在建筑上既有仿西方古典风格，也融会了传统的民间艺术风格。两种形式和风格交织在一起，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我国现代建筑师早期的建筑设计风格和手法受到西方建筑学派思潮的影响。因接受西方正宗建筑学院派的教育，既有设计手法新颖、思想开放的特点，又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因而采用中西建筑文化糅合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