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之问” 启发中国新文化构建
辛亥革命网 2016-11-08 13:59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王珍 查看：
谈起孙中山先生，很多人可能对他的革命理想和爱国精神印象深刻。那么，他对于中华传统文化抱有怎样的态度？
谈起孙中山先生，很多人可能对他的革命理想和爱国精神印象深刻。那么，他对于中华传统文化抱有怎样的态度？对于中西文化的碰撞、交融，又持何种观点？日前，由上海市社联主办的“多学科视野：从传统到现代——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学术研讨会召开。与会者围绕相关问题展开了交流。
怎样认识中国传统文化？面对近代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持断然否定论者有之，持全盘继承论者亦有之。其实，早在一百年前，孙中山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为世界最古之国，承数千年文化，为东方首出之邦，为什么到了近代却停滞不前，远远落后于欧美各国？
这个“孙中山之问”，实际上提出了关于文化的“因袭”和“创获”的辩证命题。“深入反思后，孙中山认为，在先秦时期，中国人的心性还是比较自由的。但专制政体建立之后，国人追求文化进步的积极性就大为减小。专制的横征暴敛，首先让民众失却了‘自由去求文化的进步’，其次是崇拜古人、泥古不化。”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仲富兰认为，在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处理中西文化冲突融合问题上，孙中山既注重从因袭传统文化、规抚（仿效）西方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取得创获，又竭力主张保存传统文化的精华和除去糟粕，强调在恢复中华传统文明的同时学习外国的长处。这样的构思，为建构中国的新文化提供了启示。
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杨益萍提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孙中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且认为对传统文化要“究其源流，考其利病”。难能可贵的是，他并没有停留于口头说说，而是身体力行，对传统文化从理论内容上进行改造，对“仁义礼智信”等进行创造性转化，赋予其全新的意义。比如，他保留“忠”的形式，变“忠于君”为“忠于国”、“忠于民”。
“二十几年前，我读孙中山史料，研究孙中山与上海城市的关系，关心的是孙中山来过上海多少次、见过什么人、干过什么事、住过什么地方、对上海城市印象如何，等等。十几年前，我读孙中山史料，关注的是孙中山的东方大港设计，以及他的市政建设理念。最近几年，重读孙中山，发现他的全球视野相当突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相当大气、开明、睿智，在文化自为方面的努力相当自觉。回想起来，这些差异，其实都与不同时期我们国家所处的历史阶段、重点任务、社会关注的重要话题有关，一定程度上都是将社会关注的现实问题，投射到孙中山的实践与思想方面。”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认为，对于历史伟人的研究，不应纯粹的发思古之幽情，其研究对象是过去，但立足点是现在，而面向的应当是未来。
怎样认识中国传统文化？面对近代中国“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持断然否定论者有之，持全盘继承论者亦有之。其实，早在一百年前，孙中山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为世界最古之国，承数千年文化，为东方首出之邦，为什么到了近代却停滞不前，远远落后于欧美各国？
这个“孙中山之问”，实际上提出了关于文化的“因袭”和“创获”的辩证命题。“深入反思后，孙中山认为，在先秦时期，中国人的心性还是比较自由的。但专制政体建立之后，国人追求文化进步的积极性就大为减小。专制的横征暴敛，首先让民众失却了‘自由去求文化的进步’，其次是崇拜古人、泥古不化。”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仲富兰认为，在审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处理中西文化冲突融合问题上，孙中山既注重从因袭传统文化、规抚（仿效）西方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取得创获，又竭力主张保存传统文化的精华和除去糟粕，强调在恢复中华传统文明的同时学习外国的长处。这样的构思，为建构中国的新文化提供了启示。
上海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杨益萍提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孙中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且认为对传统文化要“究其源流，考其利病”。难能可贵的是，他并没有停留于口头说说，而是身体力行，对传统文化从理论内容上进行改造，对“仁义礼智信”等进行创造性转化，赋予其全新的意义。比如，他保留“忠”的形式，变“忠于君”为“忠于国”、“忠于民”。
“二十几年前，我读孙中山史料，研究孙中山与上海城市的关系，关心的是孙中山来过上海多少次、见过什么人、干过什么事、住过什么地方、对上海城市印象如何，等等。十几年前，我读孙中山史料，关注的是孙中山的东方大港设计，以及他的市政建设理念。最近几年，重读孙中山，发现他的全球视野相当突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态度相当大气、开明、睿智，在文化自为方面的努力相当自觉。回想起来，这些差异，其实都与不同时期我们国家所处的历史阶段、重点任务、社会关注的重要话题有关，一定程度上都是将社会关注的现实问题，投射到孙中山的实践与思想方面。”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熊月之认为，对于历史伟人的研究，不应纯粹的发思古之幽情，其研究对象是过去，但立足点是现在，而面向的应当是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