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辛亥革命时期长江会党的几个问题(2)

　　在孙中山先生的词典里，会党一词的含义，本来就是专指洪门诸会党的，别无其他解释。他曾经说过：“到了清朝中叶后，会党中有民族思想的只有洪门会党”（注：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孙中山选集》第618页。）。论述长江会党，也就只能遵循这个已经被历史说明了的概念。

　　二、长江会党的迅速发展

　　长江会党发展的速度、规模和组织程度，在全国会党中是首屈一指的。这一情况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经济和政治的原因。

　　通航万吨巨轮的浩翰长江，是一条工商业交通运输的经济大动脉。帝国主义通过廉价的航运把大量商品倾注于长江中下游各省，并且通过长江水系把他们的工业品远销内地。除了商品倾销，帝国主义又大量掠走了大江南北丰富的农产品和工业原料。在倾销商品和掠夺农产品与工业原料的同时，帝国主义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在长江中下游各省市兴办了成批的公司、洋行、银行、工厂、矿山等企业，较全国其它区域进行了更巨额的投资。清政府兴办起来的洋务企业，也大多集中在这里。民族资本兴办的近代企业，又是这里居多。

　　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加剧了长江中下游各省社会经济的极大震荡。农村自然经济的迅速解体，农产品的商品化，沿江从苏淞太到湖广纺织等手工业的衰落，造成了大批农民和手工业者破产失业。这一情况，长江中下游显得比其他区域尤为严重。另一方面，随着半殖民地商品和劳动力市场的扩大，刺激了民族近代工业的产生和艰难地发展；帝国主义掠夺农产品和原料需求的大大增长，也刺激了适应这种需要的加工、包装、运输、土特产等等手工业的发展，大批工厂、矿山、铁路的创建，又刺激了相应的服务行业的兴起。这一经济生活的大改组，长江中下游较其他区域也显得尤为突出。这种经济生活的极大变动，集中表现为破了产的农村居民向城市和交通线转移。正如当时人所描述的那样：“今也实业渐兴，工厂日增，给使贫民，以供己役。始也乡野农民，惑于赁金，弃农弗务，舍野业而营市业。故近世江淮农民，远客他乡，计数十万，而上海、汉口诸埠，则人口增加，达于百万（其中商人新党不过万人，余均应其役而供其求者也）”（注：刘师培：《新政为病民之根本》，《天义报》第8——10期合刊本。）。江淮一隅，农民远客他乡的竟达数十万之多，江苏以上沿江六省，当数倍于此；上海、汉口两大城市的人口均达百万，沿江各省几十个中等城市的情况，可想而知；至于集中到小城镇和交通沿线的人口，又不知凡几。长江中下游半殖民地社会经济超越其他区域的虚假繁荣，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大改组，是各种民间秘密结社特盛的症结所在，更是长江哥老诸会党以最大规模和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长江会党的迅速发展，还有其它一些独特而重大的政治原因。

　　从太平天国挺进湖广、定都天京直到败亡，前后在长江中下游盘踞和活动了近十二年之久。当时活跃于沿江省份的洪门天地会众，“大半附之而去”（注：王定安：《湘军志》（曾军第二）第1——2页。）。太平天国先后败散的上百万大军的革命战士，大多流落在沿江各省，这就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此后长江的洪门天地会，便正式改名为哥老会（亦称哥第会）。改名号的大事，决非无意之举。这多少表明了：长江哥老诸会党，已深深打上了太平天国“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思想烙印。太平天国革命，为此后长江会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如果无视太平军对长江哥老诸会党迅速发展的重大影响，反而归之为裁减湘军的结果，那是违背历史真实的。

　　十九世纪末叶到二十世纪初年，沿江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传教士侵华罪行斗争的风暴，是长江会党迅速发展的又一原因。当时人所说的“迭次教案，固非悉由彼辈酿成，而加盟者正自不乏”（注：邹鲁：《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2册，第38页。），这确是事实。在斗争的实践中，逐渐地把反对外国传教士的侵略罪行，同反对清政府投降卖国活动紧密地结合起。这些斗争又有力地促进了哥老会势力的进一步发展。

　　长江会党的大发展，是在二十世纪初年开始的。

　　如果说义和团运动期间，无论是淮北、鄂北、川北和中原地区都处在白莲教的影响之下，那末在义和团既已失败之后，白莲教在上述地区的影响便迅即消失，很快地被哥老诸会党所接替。例如孝义会、江湖会在鄂北川东豫南迅速发展，川北则进入了袍哥的极盛时期，并且在中原地区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即使是白莲教原先活跃的山东、直隶，也开始出现了哥老会的踪□。当然，华北地区的教门白莲教诸教派的日趋式微和会党的出现，主要是中日甲午战争与义和团运动以后社会经济迅速变化的产物，也有两次民族战争的政治因素，但长江会党的影响也不失为重要的推进力量。

　　长江会党的迅速发展，与反对清政府新政的抗捐抗税斗争紧密相关。长江中下游，不仅是清政府田赋的主要来源，也是大宗工商财政税收收入所在。“新政”的推行，对长江中下游各省进行了最严酷的罗掘和搜刮。由于这里是全国立宪派的大本营与活跃地区，他们从“新政”的更张纷扰中，大大地扩大了他们在地方的绅权。沉重的负担，最终都落到了劳动群众的肩上。这一严峻的现实，下层劳动群众自然只有依靠进一步发展秘密结社来相抗衡，这当然就又加速了长江哥老诸会党的发展。长江一带下层人民反“新政”的抗捐抗税斗争，在实践中已把反官府和反地方绅权自发地结合起来。这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反抗斗争的特点。江浙的反学捐，捣毁学校和自治公所；两湖地区反对官府和地方绅商狼狈为奸，囤积居奇粮食的抢米运动，就是这一突出特点的生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