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新式阅读对革命思潮的兴起起了哪些作用(2)

辛亥革命网 2013-09-17 00:00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沈洁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辛亥百年,学者对辛亥革命史进行了深入的学术探讨,推进了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在我看来,这种推进,从根本上说,不仅仅在于宏大叙事或对

  新学书籍经由各种渠道流入学塾,进入那一代“知识青年”的思想世界。全中国的读书人都在经受着相同的知识转型与政治变革的思想洗礼。阅读变化意味着知识更新,从这里开始,越来越多的读书人摆脱举业功名的限制,构筑、抒发并行动于他们新的政治理想。革命也好,立宪也罢,当然难免会有派别和地域的分驰,但知识与思想的传播却是汇流而来的。分裂只在手段,触发的机制和革新的要求却是一致的。这就是清朝末年,立宪与革命思想共生其间的时代背景。

  三、科举改革造就的一个“学生社会”是这些新式书籍、报刊最主要的消费群体

  科举改革造就的一个“学生社会”是这些新式书籍、报刊最主要的消费群体和传播媒介。据癸卯年《浙江潮》、《国民日日报》等刊载的报刊销售统计,这一年,在杭州、南京、武汉、南昌、镇江、扬州、常熟、泰州、衢州、埭西、海盐等十二个地区的报刊销售中,主要由学生订阅的报刊达到五十一种,总销量八千多份。《中国白话报》发行广告中亦称购阅纷纷,“尤以学生社会为多数”,仅湖南一地的学生就月购数百册。学生购阅书刊,学堂则成为他们谈论和传播这些新式读物、新思想的主要场所。钱均夫回忆在杭州求是书院传阅新书的情形,各同学将自阅之《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译书丛编》等置于公共书架,凡同学均可自由借阅,并在除星期日外的每天夜饭后、自八时至九时,聚集室内,讨论各自的阅读心得。他们还集资订阅《杭州白话报》二十份,分送给附近茶坊酒肆,供路人阅读。而南京陆军学堂沈铸东的回忆,则让我们知道了学生是怎么偷阅《新民丛报》、《民报》和《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这些禁书的,他们偷偷把这类书籍伪装起来,贴上“论理学”的封面,躲过学监,大模大样地看。还有著名的胡适先生,少年时代在上海梅溪学堂点着蜡烛传抄《革命军》的故事。凡此等等,不胜枚举。除了同学交流,还有师生之间的教授与传递。据马叙伦的回忆,清末书塾里只有教员室有报纸看,学生并不许阅览,他的老师陈黻宸(辛亥前是浙江咨议局议长)则常常把报上的时事讲给学生听,还把《天演论》、《法意》、《明夷待访录》一类书籍介绍给学生。张伯言记成都机器工业学堂的求学经历,官府对新思想防范很严,常常派员检查学生的书箱,校监陈古郗先生是维新派,他总是预先告知大家,并帮助学生把一些维新书报藏在渣滓堆里,应付检查。

  四、新学书籍及其携带的新思想还通过各种公共的、甚至偶然的途径进入到青年人的阅读视界

  除去学堂、书塾里的日常教读,这些新学书籍及其携带的新思想还通过各种公共的、甚至偶然的途径进入到青年人的阅读视界,影响他们的思想并不断扩散。在晚清,专营新式书刊的书局虽然不多,但在新思想的传播方面还是起过不少作用,新书局的创办者大多本身即为维新志士,旨在传播思想而不在经营商业。像芜湖的科学图书社,像熊希龄在常德开办的启智书局,从上海运来新书报,从不意在卖书,而只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此读书。朱经农回忆说,他们兄弟几个常常一整天泡在书局里,只看不买,店员照样欢迎。兄弟友朋间的传递也是传播的重要方式。比如周氏兄弟,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常给国内的弟弟们寄书,仅1904年4月一次,周作人就收到鲁迅从东京邮寄回来的《清议报》、《新小说》、《西力东侵史》、《新民丛报》、《译书汇编》等书刊共二十七册,周作人形容当时的心情,简直“喜跃欲狂”。丁文江在留日期间几乎把每一期读完的《新民丛报》都邮寄回国,给大哥丁文涛阅读。吴玉章的“新学”经历也完全是受他二哥影响。当时他的二哥在成都尊经书院读书,常在志古堂书店购新书,读完就寄回家乡给弟弟。后来成了四川革命巨擘的吴玉章回忆说,当他读到康梁(特别是梁启超)痛快淋漓的议论以后,很快就成了他们的信徒,一心要做变法维新的志士。而张治中最初的新式阅读,竟是别人从外埠包货来的破烂不堪的旧报纸。和他一样,后来成了著名报人的黄天鹏也是从城里亲戚寄来的包礼物的旧报纸,开始他的新式阅读经历的,这些报纸不仅成了他新智识的食粮,也成为他关心时局、志愿兴亡的鼓动者。还有那些由留日学生通过肉松罐、茶叶罐和各种秘密方式输入内地的革命书刊,更是不计其数。

  五、晚清的新式阅读将“自由”、“平等”、“自尊”、“自治”、“公德”诸多名词传遍读书人的脑际,革命新思潮逐渐得以形成

  从这些散散碎碎的记忆和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晚清中国知识与思想的传播路径。这些新式书籍把所有年老的、年轻的、感时忧国的读书人汇聚在一起。有主张立宪、主张修补与改革政体的,也有主张彻底推翻皇权统治的;有主张政治革命的,也有主张种族革命的。追溯其根本,只一个字——“变”。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虽然存在林林总总的思潮与团体,但各派对更新旧制度的政治理想却很一致,对西艺、西学、西政的阅读和渴求也是一致的。即便做了“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也承认,学了各式新学的人们,不管是“旧学派”、“新学派”,都会产生同一种信心,就是要“救中国”!当新式阅读将“自由”、“平等”、“热诚”、“冒险”、“毅力”、“自尊”、“自治”、“公德”、“私德”诸多名词传遍读书人的脑际心间,就有了那么多的恸哭穷途,又戮力奔命。由此,晚清的数十年的思想完成了更新,新思潮战胜了两千年的传统思想,从而引发了1911年的革命。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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