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朱蕴山坚持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2)

　　以邓演达为代表的临委会坚决否认第三党定位。1927年11月1日，宋庆龄与国民党左派人物邓演达、陈友仁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即《莫斯科宣言》)。1928年初，由谭平山、朱蕴老等发起组织成立“中华革命党”，响应邓演达等发表的《莫斯科宣言》。1930年5月，邓演达回国后建议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以示继续以三民主义为指导革命的理论基础，复兴已被中断的国民革命，临委会选举邓演达为总干事，朱蕴老等当选为干事，并于1930年9月1日发表了临委会一系列政治主张，始终把斗争主要矛头指向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并积极开展了组织、宣传和军事工作。期间的一个重要插曲，更是明确表达了以邓演达为代表的临委会的明确定位。当时上海各大报纸不敢刊登消息，只有两家日文报纸《上海每日》、《上海新闻》进行了摘要刊登，外界认为临委会既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又不赞成中国共产党当时组织工农起义、建立农村根据地的作法，称为“第三党”。邓演达批阅后十分不快，即派人前往交涉更正。邓演达认为，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是应该清除的叛徒，不能代表国民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才是真正革命的国民党！值得注意的是，临委会成立以后，邓演达等主动与中国共产党负责人进行商讨，希望同中共建立联合反蒋战线，由于当时中共负责人左倾关门主义而遭拒绝。邓演达并不气馁，寄希望于将来正确路线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曾经表示：看来共产党在“左”倾机会主义占上风的时候，联合阵线是不可能实现的，将来如果润之（毛泽东）当了权，我们是会合作的。毛泽东在1961年与周谷城的谈话中，也无限感慨地说：“择生（邓演达字择生）是个好人，我喜欢他。”

　　邓演达的政治理念以及临委会经历，成为朱蕴老一生中永不消失的记忆。朱蕴老在临委会中实际起到了邓演达左膀右臂的核心作用。如1931年8月上旬，邓演达准备亲赴江西指挥起义，临行前到朱蕴老的住所话别；虽然其时朱蕴老患严重的胃溃疡吐血不止卧病在床，邓演达仍信任地将留守上海代其负责的重任嘱托给朱蕴老。由于叛徒出卖，邓演达不幸被捕后，朱蕴老主持营救工作功败垂成。邓演达被害后，朱蕴老极为悲痛，填《念奴娇  悼念亡友邓演达》一首：“海潮激烈，正大泽深山，蛟龙夜发。万里沧波来眼底，旧恨新愁重叠。浊浪排空，惊风挟雨，水天晦如墨。人生如寄，一杯黯然伤别！  应念壮士归来，中流击楫，肝胆硬如铁。易水萧萧风渐冷，泪逐波臣呜咽。禾黍离宫，荆榛塞道，往事那堪说！何年把剑？誓扫神州腥血。”邓演达遇害后，临委会上层分裂，朱蕴老因坚决反对搞第三条路线而宣布离开临委会，转为与李济深、徐谦及十九路军的高层搞联合反蒋工作。邓演达的政治理念及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高度信任，深深地影响了朱蕴老，成为他人生中永不消失的记忆。约40年后的1971年2月1日至2日，正值文革期间非常严峻的政治形势，朱蕴老担心临委会这段对其至关重要的历史将来会湮没不明，写了一封长长的信给曾经担任临委会干事的季方，详述他所了解的临委会历史。1987年，97岁高龄的季方撰文纪念朱蕴老逝世6周年，谈及朱蕴老离开临委会的原因，原文如下：“当年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时，我们都是邓演达的忠实同志。邓演达的主张是：中国不需要第三党，要么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共产党，要么是忠于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蒋介石裹胁的那一批人不能代表国民党，他是中山先生的叛徒，应该清除。所以邓演达主张以国民党的左派同志为核心、骨干，继续高举孙中山的旗帜，去完成中山先生的未竟之业。朱蕴老是赞同邓先生的主张的。邓先生被捕后，他极力营救。邓先生被难后，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上层分裂，朱蕴老因反对搞第三条路线而离开，即与李济深、徐谦及十九路军的高层搞联合反蒋工作。后来在香港发起组织了民革。但他始终坚持的正是邓先生的主张啊！为了实现这个主张，他真诚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终于在新中国成立时重逢了，都深深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并且超越邓先生的遗愿，这是足可告慰先烈的！”

　　中国不需要第三党，要么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共产党，要么是忠于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正是鉴于邓演达的强烈政治理念，以及临委会的关键经历，使得朱蕴老明确了“非此即彼”的关键抉择模式！

　　三、筹建民革并积极响应“五一口号”，作出自觉接受和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关键抉择

　　有了正确的政治抉择模式，朱蕴老的革命经历更是精彩，继续书写动人的人生篇章。

　　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1932年以后，朱蕴老与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共领导人保持密切联系，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完成了一系列高难度任务。徐承伦《抗战时期朱蕴山协助中共开展统战活动》一文介绍颇多，如从1936年2 月到1937年5月朱蕴老和阎锡山、梁化之四次接触, 并转交毛泽东致阎锡山的亲笔信，对促进阎锡山联共抗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又如1944年衡阳快要沦陷时,李济深在朱蕴老的劝说下，不去重庆任军事参议院院长职, 决定回广西梧州,保卫家乡和保卫西南。

　　参与筹建民革。朱蕴老在1944年与李济深、蔡廷锴等筹建民盟后，马不停蹄于1945年10月，与谭平山、王昆仑、等联合发起，在重庆成立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947年7月，朱蕴老到香港继续从事民主革命活动，与李济深、何香凝一起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丰富的阅历、广泛的人脉资源和明确的政治抉择模式，使得朱蕴老在民革成立之时不仅承担了筹建人的职责，还作了大量信使、党内润滑剂的重要工作。李济深、何香凝联名写了一封信，由朱蕴老联络东南、西北地区的国民党民主人士。何香凝亲自执笔，信写在巴掌大小的白色杭纺上，内有“详情由蕴兄面报”字样；新中国成立后，它作为一件珍贵文物，收藏于中国革命博物馆。期间，柳亚子对“民革”宗旨和李济深领导“民革”提出异议。朱蕴老对他做了耐心的说服工作，并赠诗相劝：“何须争取中山钵，变作红旗一样看”。 1948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在香港召开。大会推举宋庆龄为民革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朱蕴老被选为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并暂代仍在国外的冯玉祥的政治委员会主任之职。

　　积极响应“五一口号”。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6月4日，朱蕴老等在港的各界人士125人联合发表声明，赞同中共“五一口号”；6月25日，朱蕴老等代表民革中央发表声明，公开响应“五一口号”；12月26日，朱蕴老同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等19位民主人士由香港起程北上抵达东北解放区，参加筹备人民政协会议及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事宜；1949年1月22日，朱蕴老与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等55人发表对时局的意见的联合声明，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决心把革命进行到底。新中国成立后，朱蕴老历任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民革第一、二、三、四届中央常委，第五届中央主席；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79年10月，在民革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朱蕴老以93岁高龄，满怀豪情地作了题为《团结起来，为实现四化和祖国统一的伟大任务而奋斗》的长篇报告，也成为民革历史上一道璀璨风景。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我们缅怀朱蕴老，就是要纪念他的政治睿智和政治品格，使民革老一辈领导人树立的光荣传统代代相传，在同圆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中，不断得到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