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民国政治史研究新趋势(2)

　　4新史料：蒋介石研究方兴未艾

　　蒋介石是近代中国历史上非常关键的领导人物，他在1949年之前统治中国22年，在1949年以后又统治中国台湾26年。长期以来，由于国共之间意识形态的对立，两岸学界对蒋介石的研究呈现出非黑即白的两极化评价取向。近年来，随着台湾“国史馆”陆续出版《蒋中正总统事略稿本》，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所藏的《蒋介石日记》对外开放，在大量新史料与转化中的研究新视野的冲击下，海峡两岸学界关于蒋介石的研究与书写都在发生悄然的改变。蒋介石的历史形象，由过去简单的两极化脸谱，逐渐向色彩斑斓的多元化形象演化。

　　《蒋介石的人际网络》一书是海峡两岸学界共同努力，[ 汪朝光主编：《蒋介石的人际网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出版。]将过往或“圣”或“鬼”的蒋介石研究，还原为“凡人”式的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蒋介石研究的最新成果。作为政治领袖人物，蒋介石在其政治生涯中有着复杂多面的人际关系，由此构建起纵横上下左右的立体人际网络，在其执政过程中起着或隐或显的重要作用。海峡两岸的民国史学者，首次将各自的蒋介石研究成果融聚一炉，共同探讨蒋氏在政治、党派、军事、亲缘、爱情、地缘等方面的人际关系，深度解析了蒋的为人处世与精神世界，努力形塑更接近历史真实的蒋介石。

　　陈铁健和黄道炫两位先生合著的《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一书，是在1992年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的《蒋介石与中国文化》一书基础上，根据学界最新公布的《蒋介石日记》和台湾“国史馆”的“蒋中正‘总统’档案”等档案资料，重新设计完成的面貌全新的著作。该书在原著着重阐释蒋介石力行哲学的基础上，新增蒋介石的政治与社会文化统治资源和作为军人的蒋介石的权术、信仰、情感等部分，旨在验证蒋之力行哲学的实践效用，更加立体地呈现蒋氏的知与行。[ 黄道炫、陈铁建：《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11月。]

　　由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三人合著的《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一书，集结了三人最近几年利用蒋介石日记和其他历史档案文献资料所撰写的有关蒋介石研究11篇论文。[ 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版。]该书最突出的特点是，把对民国政治的结构性思考与蒋介石这一核心人物的经历融会贯通起来，从而超越个别历史人物的视域，带领读者进入尺度更大更广的历史大趋势中去。比如金以林写的第三章“关键的一年”，讲述了蒋介石在1932年经过第二次下野对执政理念和策略的反思和调整，从这一貌似平淡的一年中看到政治组织结构上的巨大变化。王奇生写的第四章“从倚重元老到闲置元老”谈的是蒋介石在羽翼未丰时先利用借重国民党元老，在权力稳固后又疏远架空这些元老的经过，他提示这一过程并非简单地用蒋介石翻脸无情就能解释，更反映了国民党代际更替的结构性变化。汪朝光写的第十章“最后的改革：金圆券发行”详述了这一公认对蒋介石政权威信危害极大的金融改革，同时又在更大的历史视野中指出，蒋介石及其政权在金圆券改革过程中，从民间搜刮的硬通货成为其后来成功退守台湾的经济保障。历史的吊诡之处，不免让人掩卷叹息。

　　5新视角：社会史与新文化史视野下的民国政治史研究

　　在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新视野与新方法的冲击下，近几年来民国政治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传统政治史的种种弊端，在跨学科的基础上焕发了新的生机。研究者在引入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研究视野后，开始注意到国民党政权对政治文化构建的强调，及其通过文化符号向民众灌输意识形态并巩固其统治合法性的意图。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反革命治罪条例》是在北伐期间，以审判负责守卫武昌的两位北军将领为契机而出笼的。王奇生教授通过还原中国第一个“反革命”罪出笼的历史过程，一方面揭示出在审判两位北军将领过程中所体现的本土地缘、伦理与外来法律、革命观念之间交相错杂的复杂关系；同时深刻分析了影响二十世纪中国至深的革命政治文化在建构过程中的虚实难辨的暧昧性与随意性。[ 王奇生：《北伐时期的地缘、法律与革命——“反革命罪”在中国的缘起》，《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1期，第28-39页。]陈蕴茜用人类学方法研究国民党如何通过在时间（各种纪念日和纪念周仪式）和空间（纪念堂和公园等）中构建起一套以孙中山核心的仪式、象征和记忆。她认为，孙中山崇拜既是帝制国家传统个人崇拜的延续，又掺入了大量近代构建个人崇拜的技术，如传媒、教育、商品化等，由此来达到加强民族凝聚力、为国民党政权提供合法性等政治目的。[陈蕴茜：《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构建与传播》，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而李恭忠则细致入微地考察了中山陵的设计建筑过程及其政治和文化意义，虽然在切入角度上与陈书不同，但在方法和取向上却非常类似，他也把围绕中山陵建构起的孙中山崇拜理解为国民党单方面的意识形态灌输，因此具有权威自命、内涵僵固、形式空洞三个鲜明特征，缺乏民众的自发性和主动性。[李恭忠：《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国民党政权处理社会问题的态度方式体现了其阶级属性和政治路线，从社会史视角切入研究这类问题，对深入理解政治史颇有助益。比如，1927-1928年间标榜民众革命的国民党在各地发起商民运动初期，试图以中小商人组织的商民协会改造并取代此前由大商人组成的商会，朱英对这一曲折的过程进行了梳理，发现国民党中央对待商会的态度逐渐温和，在1928年7月颁布的民众团体组织原则中已经承认商民协会和商会的同时存在，体现了国民党政权从革命向保守的转变。[ 朱英：《商民运动期间国民党对待商会政策的发展变化》，《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第205-216页。] 中央政策的转变也影响到地方政治。北平市党部领导的中下层商人团体商民协会积极发展民众运动，而代表北平商界上层的商会则与地方军政当局关系密切，反对打压前者。齐春风的研究从1928-29年北平商民协会和商会的冲突中看到国民党政权的内在矛盾。他认为，这一个案不是简单的权利之争，而是反映了国民党内部新旧派之间、党、政机构之间的路线之争。旧派和政府部门，甚至包括国民党中央，都希望维护社会稳定，限制乃至反对民众运动，而新派和地方党部则希望通过民众运动来进行社会改造，获得政治认同。[ 齐春风：《党政商在民众运动中的博弈——以1928-1929年的北平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4期，第52-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