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以战止战”思想

　　当前国际形势依然紧张，领土纠纷此起彼伏。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孙中山当年提出的“以战止战”思想或许可为我们的参照。

　　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

　　孙中山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曾多次旅居海外或避难异域，先后到过美、英、法、日、东南亚等许多国家，或研究列国政治得失，或考查各地民情风俗。经过研究比较，孙中山认为，在世界各民族中，只有中国人性情温和，“爱好和平，遵守秩序。”与世界各强盛民族不同的是，中华民族热爱和平并非来自外界强迫，而是根于自身天性。他说：“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1924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演说中系统阐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认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些固有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经常讲的。在这些传统道德中，他特别强调了“驾乎外国人”的和平道德。他说：“现在世界上的国家和民族，止有中国是讲和平；外国都是讲战争，主张帝国主义去灭人国家。”从几千年的历史观察，中国人酷爱和平，都是出于秉性。论到个人便注重谦让，论到政治便强调“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这和外国人有很大的不同。

　　作为政治家，孙中山在维护中外友好关系，展现中华民族和平美德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身为国家元首，孙中山要求从中国国家安全和未来发展的大局出发，妥善处理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强国的外交关系。他在大总统就职宣言中郑重向世界宣布，临时政府将剔除满清时代的排外心理，坚持和平主义，与友邦增进友谊，以使世界渐趋于大同。直到孙中山辞让总统职务，在南京参议院解职辞中还念念不忘地强调，世界和平关乎中华民族的前途。“促进世界的和平”就是中华民国国民的天职。他希望国民继续保持这种爱好和平的“民习”，登临世界舞台与各国和平交往。解职为民后，孙中山仍以在野的身份致力于发展中外友好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段祺瑞政府准备加入协约国对德奥宣战，孙中山呼请政府保持中立，坚决反对中国介入战争。

　　中国发展军备是出于自卫

　　孙中山虽然热切地期盼世界和平，但他深深地懂得，在列强竞雄的世界上，战争随时会有，和平来之不易，特别是对中国这样的弱国而言，要保持国家的独立，避免外来侵略，就必须发展军力，巩固国防。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一面呼吁政府和人民保持和外国的友好关系，同时要求中国扩张军备，巩固民国基础。孙中山认为，近百年来，白种人的物质进化，已经远超前古，但其心性尚未脱离野蛮，所以战争之祸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世界种族能战则存，不能战则亡，优胜劣败，弱肉强食，被视为当然之天理。他说，我们中国是世界独存古国，开化最早，蛮风久泯，人好和平，不尚争斗。但此时遭遇“白祸滔天”之厄运，有亡国灭种的危险，志士仁人只有“以战止战”，才能保障国家独立和民族生存。

　　为了达到“以战止战”的目的，孙中山要求中国扩张军备，巩固国防。20世纪初，沙俄在蒙古不断扩张，中俄关系异常紧张，孙中山建议袁世凯练兵五百万，“以抗强邻，而保国土”。时至近代，海军兵种已成为强国的重要兵种，历史上列强侵略中国均自海战始，故孙中山强调海军建设已成为中国国防建设的当务之急。但现实的情况是，当时中国海军战舰，总数不超过百只，并且兵船不如外国坚利，枪炮不如外国精锐，兵工厂不如外国完整。“故今日中国欲富强，非厉行扩张新军备不可。”孙中山之所以重视海军建设，不仅因为他以犀利独到的战略眼光窥见了海战在未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而且从地缘政治角度预见到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所面临的巨大挑战。“惟今后之太平洋问题，则实关乎我中华民族之生存，中华国家之命运也。盖太平洋之重心，即中国也；争太平洋之海权，即争中国之门户权耳。”中国海军建设的成败既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存亡，也关系到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因为“能维持太平洋和平之国家，非英国也，实中国也。”鉴于飞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巨大威力，孙中山对制造飞机，发展中国空军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亲笔题词“航空救国”，并在南方试办航空队、飞机修造厂等，为中国空军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世纪以来，在西方世界流传着“黄祸”之说。当外国记者就此质询时，孙中山回应说，这是欧洲人担心中国以后侵略它而生的误会。实际上中国人志尚和平，无意侵略，我国建设水陆大军，只为自保，而非攻人。当然，如果欧洲人以武力相逼，那么将来形势发展，则难以预料。孙中山在向国人解释为何要扩张军备时说，我国民族是平和之民族，我们也不愿以黩武善战鞭策同袍；但处在竞争如此剧烈的时代，如果不懂得自卫，则不适于生存。《易》曰：“慢藏诲盗，冶容诲淫。”《孟子》曰：“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这些都是对不知自卫者的警示。

　　孙中山原准备撰写《国防计划》一书，已经草拟了提纲共63项，提出了诸如建筑军港、炮台和航空港；发展国防工业、国防交通和国防教育；发展海军、航空、陆军；举行海、陆、空攻守战术联合演习；派遣青年留学欧美学习军事；订购海、陆、空新式武器；聘请外国军事专家教练本国学员，初步形成了中国的陆、海、空三军体制的理论框架。但由于政务繁忙，分身乏述，这部著作最终未能如愿完成。

　　“发扬国威，端赖军队”

　　清王朝灭亡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武力侵略虽然有所缓和，但因承接前清余绪，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仍未改变，国防危险并没有消除。孙中山指出，当此外患迭起，国势频危之际，军人应该承担起保国卫民的责任，“捍族卫民者，军人之天职。”他说，现在日本驻兵于南满，俄国驻兵于蒙古，英国驻兵于西藏，法国驻兵于滇、黔，中国能够用来对抗的只有军警界同袍。为此，他甚至提出“军警为立国之本”的命题。

　　为了建设一支“捍御外侮，守卫同袍”的国防军，孙中山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在赴各地对军警界的演说中，反复阐述了军人的宗旨和使命：一是军人必须具有三民主义思想。孙中山强调，军队的灵魂是主义，有主义的军队是人民和国家的保障。为此必须以三民主义武装军人，使军人自觉树立“替主义去牺牲”的人生价值观，努力践行三民主义。并为黄埔军校作了“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解，主义是从”的训词。二是军人必须具有自我牺牲精神。辛亥革命后，共和与自由的呼声甚嚣尘上，一些军人也受其影响自由散漫。孙中山淳淳教导军人，“即为军人，须牺牲个人之自由，个人之平等，以为四万万同袍谋自由平等，使四万万同袍得享自由平等之幸福，此军人之天职。”三是军人必须具有“勇者不惧”的胆量。孙中山说：“军人者，以救国救民为目的，有救国救民之责任。”为了救国救民，军人需要抛弃父母妻儿之私爱，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亦在所不计。

　　孙中山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面对列强的频繁侵略和中国的危险境遇，他忧心如焚，尽情呼吁，要求国人发扬爱好和平之美德，与世界各国友好往来，又提出“以战止战”，主张扩张军备以保障国家主权，充分显示了这位伟人高屋建瓴的战略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