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三民主义新论

　　对于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的研究论文，可谓汗牛充栋，但是这些研究很多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未免失之于偏颇。比如对于民族主义理论研究，一般都是强调争取民族独立，却很少注意到孙中山先生有关弘扬民族文化的思想；对于民生主义的研究，一般都强调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却忽视孙中山先生的反对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有鉴于此，本文对于孙中山先生在晚年对三民主义理论的发展、尤其是对民族自卑主义与平均主义思潮的批判，做一阐述。

　　1、三民主义三阶段论

　　1905年8月，在孙中山先生的一力主持下，各反清革命团体在日本东京联合组成中国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同盟会宗旨，正式打出了三民主义旗帜。

　　在《同盟会宣言》中，孙中山阐述了三民主义三阶段的理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也就是第一期为军法之治，“义师兴起，各地反正，土地人民，新脱满洲之羁绊，其临敌者宜同仇敌忾，内辑族人，外御寇仇，军队与人民同受治于军法之下，军队为人民戮力破敌，人民供军队之需要，乃不妨其安宁。既破敌者及专破敌者，地方行政，军政府统摄之，以次扫除积弊。政治之害，如政府之压制，官吏之贪婪，差役之勒索，刑罚之残酷，抽捐之横暴，辫发之屈辱，与满洲势力同时斩绝。风俗之害，如奴婢之蓄养，缠足之残忍，鸦片之流毒，风水之阻害，亦一切禁止。并施教育，修道路，设警察，卫生之制，兴起农工商实业之利源，每一县以三年为限，未及三年已有成效者，皆解军法，布约法”。也就是说孙中山打算第一期的主要目标是统一国家，扫除弊政，建立现代教育与经济体制，时间为三年。

　　第二期为约法之治，“每一县既解军法之后，军政府以地方自治权归其地之人民；地方议会、议员及地方行政官，皆由人民选举。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与义务及人民对于军政府的权利义务，悉定于约法。军政府与地方议会人民各循导之；有违法者负其责任。以天下平定后六年为限始解约法，布宪法”。

　　第三期为宪法之治。“全国行约法六年后制定宪法，军政府解兵权、行政权；国民公举大总统及公举议员以组织国会。一国之政事，依于宪法行之”。从而最终实现民主共和，建立一个现代国家。

　　以上三个阶段，“俾我国民循序以进，养成自由平等之资格，中华民国之根本，胥于是乎在焉。”

　　由以上文字可以看出，孙中山不是那种急于求成的肤浅之辈，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他有一个理性的思考。他同梁启超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否要推翻清政府。所以，他虽是革命派的首脑，其实也还是一个渐进主义者。当然 ，他将军法之治的时间定为三年，将约法之治的时间定为六年，总共九年的时间，便行民主化，这在世界上尚无先例。所以1905年的方案尚带有很强的理想色彩。当然，也有可能此时是出于宣传的需要。另外，此时的他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也尚未认识到工业化的重要性，没有认识到政治民主化的基础，主要是工业化。

　　同盟会成立之后，在同保皇派的论战中，孙中山进一步解释了三民主义理论，就民族主义而言，他说民族主义并非狭隘的种族主义，“我们不恨满洲人，而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就民权主义、也就是建立民主共和国而言，针对梁启超认为中国只能行开明专制的论调，孙中山说： “又谓各国皆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君主立宪，由君主立宪而共和，次序井然，断难躐等”，而“中国今日无一不在幼稚时代，殊难望其速效”，“此说亦谬”。他说：“铁路之汽车，初极粗恶，继渐改良。中国而修铁路也，将用其最初粗恶之汽车乎？于此取譬，是非了然矣”。“各国发明机器者，皆积数十百年始能成一物，仿而造之者，岁月之功已足，中国之况，亦犹是耳”。就民生主义而言，对于保皇派大肆攻击而同盟会内部也存在激烈争议的民生主义，孙中山说：“欧美各国善果，被富人享尽，贫民反食恶果，总由少数人把持文明幸福，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所以，我们中国革命，必须要“取那善果避那恶果”，“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最后，就三民主义问题，孙中山总结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中国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制，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政，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制，故要社会革命。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也就是说中国革命要“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所以应该说在辛亥革命之前，三民主义的主要内涵是推翻满清专制、进行社会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而三民主义三阶段论则是三民主义的实践手段。

　　2、三民主义理论的发展

　　自1895年兴中会成立以来，其间经历了无数次失败，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先后组织发动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第二次护法运动”，无一不以失败告终。但是孙中山一直坚持革命理想，“一息尚存，此志不懈”。

　　在这一过程中，面对中国的现实，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进一步走向完善。在第一次护法战争失败之后，他避居上海期间，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建国方略》。《建国方略》分为《心理建设》、《物质建设》、《社会建设》三部分。这部著作与后来的制定的《建国大纲》以及三民主义演讲系统反映了孙中山的中国现代化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