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战略的历史文化渊源(2)

　　江户幕府时期“日本中心主义”发酵

　　丰臣秀吉扩张狂念遭遇重挫，继起的德川家康（1543—1616）建立江户幕府（1603—1867）。因国力所限，又为了禁止“异教”“异学”入境，幕府于1633—1857年两百余年间厉行“锁国体制”，对外侵略偃旗息鼓，然“掩八纮而为宇”的诉求未曾消弭，封建领主仍怀“德化宇内”之想，且于内敛间，令“日本中心主义”精神发酵。

　　江户幕府初期，儒学家、兵学家山鹿素行（1622—1685）著汉文历史书《中朝事实》，称日本为“中华”“中朝”，为世界中心。山鹿追溯日本皇统起源，扬言最高政治理想早在古代已经完美实现。其思想对幕末明治间勤王武士影响很大，也为近代日本军人所服膺，如日俄战争日本陆军主将乃木希典（1849—1912）喜读《中朝事实》，明治天皇去世，乃木自杀以殉，所留遗书引《中朝事实》之语，告诫自己的弟子、皇太孙裕仁（即后来发动侵华战争的昭和天皇）。

　　江户幕府中期，“国学三大人”——荷田春满（1669—1726）、贺茂真渊（1697—1769）、本居宣长（1730—1801）以“大和心”（日本精神）取代“唐心”（中国儒家精神）和“佛心”（佛教精神），宣扬国粹主义，力主清除中华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江户幕府后期，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俄罗斯、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相继东侵中国、日本、朝鲜。日本儒学家、国学家和洋学家从不同角度竞相探讨挽救民族危机的方略，其共同意向是：精神上推尊日本至上、天皇至尊，方法上超越岛国局限，仿效西洋列强向外侵略。提出完整扩张计划的是“经世家”佐藤信渊（1769—1850）。他1823年（文政六年）撰《宇内混同秘策》，首句称：“皇大御国（指日本——引者）乃天地间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万国之根本，故若能经纬其根本，则全世界悉为其郡县，万国君长，皆为臣仆。……安抚万国之苍生，自始便是皇国君主之要务”（《混同秘策》，泷本诚一：《佐藤信渊家学全集》，岩波书店1926年版）

　　佐藤说：“以此神州（指日本——引者）之雄威征彼蠢尔蛮夷，混同世界，统一万国，何难之有哉！”“皇国征伐支那，如节制得宜，五至七年彼国必土崩瓦解”。其计划为：征服支那应先攻略满洲。如得满洲，“则朝鲜、支那次第可图也”。他还具体拟定进攻中国的实施计划：在东京、关西、中州、筑紫、陆奥等八地域实行“富国强兵”，得雄兵20万人，然后由天皇渡海亲征，先锋直扑江南，以南京为临时皇宫之所在，录用支那人才，征服支那之后，再图东南亚、印度。佐藤信渊先侵略满洲再征服全中国，进而侵占全亚洲的扩张路线，继承和发展了丰臣秀吉思想，成为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计划之先导。

　　幕末明治侵华战略确立

　　时至江户幕府末年，日本面临西方列强欺凌，陷入半殖民地危境，各类藩士竞相提出挽救方略，主流意见为：仿效西方，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对外关系上，顺从列强，榨取朝鲜、中国等邻邦，跻身侵略弱国的列强行列。明治以降日本奉行的国策，基旨颇类19世纪兴起于西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这既是固有文化传统所使然，也是对近代西方殖民主义的直接仿效。这种社会学说在日本的代表性思想家，前有幕末的吉田松阴，后有幕末明治间的福泽谕吉。

　　吉田松阴（1830—1859）承袭佐藤信渊等人的扩张主义，并有应对时势的具体谋划。他提出“失之于欧美，补偿于邻国”的“海外补偿论”，认为日本没有与西方列强对抗的实力，只能通过侵略邻国补偿被列强掠夺的损失。他在《狱是帖》中说：“我与俄、美媾和，既成定局，断不可由我方决然背约，失信于夷狄。但必须严章程，厚信义，在此期间善蓄国力，征服易取之朝鲜、满洲、中国。在贸易上失之于俄美者，应由朝鲜、满洲之土地以为偿。”吉田松阴的外交谋略由两方面组成：对西方列强暂为隐忍，顺从俄、美、英，对衰弱的邻邦中国和朝鲜则取侵略攻势，进而“控制南洋而袭印度”，为将来“并吞五大洲”作准备。此种战略构想，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大陆政策”的直接前导。

　　吉田松阴在其创办的松下村塾培养了高杉晋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倒幕维新领导人，高杉于幕末亡故，后三人皆成为明治维新重臣。值得一提的是，1862年（文久二年），幕府派官船“千岁丸”首航上海，高杉晋作等数十名藩士随行，他们在上海目睹清朝的衰朽，其“中国观”发生重大变更：由先前对“文化母国”的景仰，衍为对一个庞大弱邻的鄙视，并生出侵凌之念。参加此行的藩士峰洁在《清国上海见闻录》中写道：“洁现在上海军营看到，兵卒敝衣、垢面、徒跣、露头、无力，皆乞食，没有一个有英勇气概可见。像这样的士兵，我一人可敌五名。若给我一万骑，率之征战，可纵横清国。”（小岛晋治监修：《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11卷，木摩书房平成九年版，第30页）在上海看到清军的颓败之状，激发起高杉晋作等藩士的日本武士道精神，高杉在上海撰诗《晓步西门外》云：“自许皇国刀锋锐，五大洲中可独行。”

　　福泽谕吉（1835—1901）是阐发日本侵华战略的另一重要思想家。作为启蒙论者，福泽力倡“文明开化”，引进西方技术和西方制度，而仿效欧美弱肉强食的殖民主义亦为题中之义。他主张学习欧美，同时把中国、朝鲜等亚洲邻邦视作“野蛮未开”的“恶友”，予以抛弃乃至侵凌，这便是福泽的“脱亚入欧论”。1885年福泽著文曰：“我日本国土虽位居亚细亚的东边，但其国民的精神已脱去亚细亚的痼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然而不幸的是近邻有两个国家，一个叫支那，一个叫朝鲜。……如今支那朝鲜对我日本没有丝毫的助益，……与其坐等邻国开明而共兴亚洲，毋宁不与他们为伍，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与支那朝鲜接触时，也不必因为他们是邻国就特别客气，而以西洋人的方式处理即可。与恶人交友就难免恶名，我们要从内心里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脱亚论》，《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岩波书店1961年版，第238—240页）

　　为实施“脱亚”“侵亚”，福泽谕吉倡导穷兵黩武。他的《通俗国权论》说：“百卷外国公法不敌数门大炮，几册和亲条约不如一筐弹药”，洋溢着武力崇拜。他还一反“兵者凶事”之说，鼓吹战争对日本的好处。福泽1887年撰《和外国的战争未必是凶事危事》，称“兵为凶事，战为不祥，古今皆以为如此。没有人不希望国家无事太平。然而，在某些时间和某些地点，打仗未必是凶事，打仗未必是不祥之事。”按福泽的逻辑，打仗成为好事，其时间地点就是腐朽衰弱之际的清国。可以说，福泽此议是为7年后挑起的甲午战争预为倡言。同在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清国征讨策略”，此为日本侵华的“大陆政策”之端绪，其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实现“八纮一宇”。

　　如果说，佐藤信渊和吉田松阴的扩张谋划，虽影响广远，但毕竟属于学者的个人意见，为内忧外患所困的江户幕府尚无力实行，而福泽谕吉的理论则直接成为明治政府及后继之大正政府、昭和政府的国家战略。日本一直把福泽谕吉视作“近代文明导师”，而很少对其侵略中国朝鲜的军国主义思想作批判性反思，这正与日本右翼统治阶层至今未能反省侵略历史的行径互为因果。（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