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跌倒在改革路上：发动变革却无能力控制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它的终结方式跟别的朝代不一样。其他王朝多是被农民起义推翻的，而清朝不是。太平天国运动是晚清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可是它并没有推翻清朝，相反，清朝在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又延续了三十多年，最后被辛亥革命推翻；别的王朝被推翻后，新王朝取而代之，皇帝易姓，江山易主，中国历史会进入另一个轮回，而清朝被推翻后，封建帝制被彻底终结，民主共和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以上两条之外，清朝的解体还有一处更让人感慨的地方：与其他王朝末期的“僵化至死”不同，大清的政权分明是在变革的路上被抛弃的。在被推翻之前的十年间，这个政权也曾顺应时代潮流，宣布实行“新政”，推出种种改革举措。可是，就在改革之路走到中途的时候，这个政权竟然一下子被推翻了！这究竟是为什么？改革本是以自强为目标的，为什么最后竟敲响了政权解体的丧钟？主观期许和现实收获之间何以会有如此巨大的误差？……这些问题显然值得我们认真探究，深入思考。

　　清末新政显然是在内外交织的压力之下开始的。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倡导戊戌变法，康梁的改革主张颇合光绪皇帝的心意，可是却遭到了慈禧太后的强烈反对，结果变法以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喋血京城而告终。可是，形势比人强，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了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一起逃亡西安。在强烈的刺激之下，大清的高级官员认识到，大清帝国若要强大，就必须进行改革。不改革就不能自强，不自强就无以抵御外辱。所以，京城和地方的高级官员在1900年底纷纷上书，陈述他们对行政、军事、教育、财政等各方面的改革意见。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下诏变法，声称三纲五常虽为万世不易之理，但政府的统治方法则应顺应时代潮流，进行必要的改革。由此，为期十年的清末新政揭开了序幕。

　　清末新政的改革内容十分广泛，涉及了政治、经济、教育、军事、法律等各个方面，我们不妨做一下简略回顾——

　　在教育方面，清朝于1901年废除了八股文，于1904年制定了一套模仿日本的学堂管理规章，最后于1905年废除了在中国实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与此同时，清朝还鼓励创办新式学堂，派遣中国学生出国留学。

　　政治上，清朝开始进行立宪的准备工作，于1905年派遣以载泽为首的五位大臣出洋，到日本、英国、美国、德国和法国考察立宪政治。1908年，清朝宣布实行宪政的计划，声明将在1916年颁布宪法，举行第一次国会选举。同时还发布了“宪法大纲”，这个“宪法大纲”是以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宪法为范本的。1911年，清朝成立了一个所谓的“责任内阁”，这就是后来遭人诟病的“皇族内阁”。

　　在军事上，清朝开始改革兵制，着手训练新军。新军被编为36镇，每镇12500人。为了培养军事人才，清朝决定在全国各地建立武备学堂，同时还派人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

　　在法律方面，清廷设立专门机构，由法学家沈家本主持，检查《大清刑律》，废除了剐刑、枭首、文面等酷刑。此外，还完成了《钦定大清商律》、《奖励公司章程》、《破产律》等法律，对近代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此外，清末改革还带动了民间结社、办报等新社会现象的出现。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渠道得以拓展，咨议局、资政院、自治会等反映民意的机构开始出现，政府和民众互动的格局初步形成。

　　总而言之，为期十年的清末新政确实在很多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甚至还可以说，新政已经为原本奄奄一息的大清增加了几分活力。可是，这场改革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致命的体制缺欠，所以，它非但不能挽救大清帝国覆亡的命运，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大清政权的崩溃。这一点，着实耐人寻味，有必要做仔细的分析。

　　概括地说，清末新政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清朝最初的想法是：通过实行新政，一步一步地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这样，不仅可以抵御“外辱”，而且还能加强清廷贵族的威权统治。这个构想当然是不错的，可是，世事难料，设想和现实效果之间往往会出现巨大的反差。清末新政正是这样。

　　在人心思变的时代，清廷有能力发动一场社会改革事业，但是，这个日薄西山的王朝已经没有能力控制这场改革了。换一句话说，清末新政最初虽然是朝廷发动起来的，可它后来的发展轨迹却超出了朝廷的设想。这一点看似难于理解，其实并不复杂。一场整体性的社会变革，它本身往往是有发展规律的，而这种规律并不以发动者的主观期许为转移。

　　以新政中派遣留学生一事为例。在新政时期，清廷一面在国内创办新式学堂，一面派遣大批学生出国留学。在派遣的留学生中，去日本留学的人数最多。据记载，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清朝派往日本的留学生仅280人，等到了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留日学生就已经达到了8000人。为什么要大规模地派学生去日本而不是别国？对此，张之洞的论述很有代表性：“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考，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自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应该说，张之洞的主张既表达了中国人要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迫切感，又考虑到了派遣学生留学日本的诸多具体方便—“同文、同种、省费”。对最初派遣的留学生，张之洞给他们的临别赠言是：“将来学成归国，代国家效力，戴红顶，做大官，可操券而获！生等其勉之！”由此可见，清朝对留学生是抱有厚望的—期待着他们学成归来，“戴红顶，做大官”，做大清王朝合格的管理人才。

　　可是，事情的发展根本就不按照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朝廷大员们的设想进行。中国学生到了日本之后，眼界大开，很快就接受了新的思想洗礼。同时，对照日本，他们愈加发现祖国的落后，产生了强烈的改造国家的愿望。他们翻译书籍，创办杂志，用学到的先进思想启蒙国民。可是，大清朝缺乏足够的胸襟，它不愿意看到留日学生鼓吹“宪政、民主”等新思想，对留日学生进行严密的监控、防范和镇压。这些做法不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留学生在国外，控制起来毕竟不如在国内方便），反而激化了留日学生与清廷之间的矛盾，促使留日学生几乎一致地倾向了革命，成了后来推翻清朝的重要力量。

　　更关键的是，留学生的新思想在国内得到了响应。1905年4月，湖南籍留学生黄尊三等一行60人抵达武昌，他们要在这里拜别张之洞，然后启程赴日留学。作为地方大员，张之洞要求学生们对他行跪拜之礼。这一要求遭到了学生们的拒绝。张之洞感到“很没面子”，就下令对留学生“不放行”，试图以此收到压服之效。期间，湖南巡抚端方与张之洞反复磋商，端方致电威胁学生：如敢对张之洞不敬，将取消其留学资格。学生们异常愤慨，表示宁肯不去留学，也不能牺牲人格尊严。双方僵持，致使学生在武昌滞留了十天之久。后经多方斡旋，双方接受了鞠躬之礼。接见之后，张之洞虽然以西餐宴请学生，但大家并不领情。针对此事，黄尊三在留学日记中写道：“中国大官，只顾一己虚荣，不知尊重他人人格，实属可鄙。以自命好士之张香涛，尚不免此辱人之行，他更无论，思至此又未免可慨。”这批学生日后不但没有回国“戴红顶，做大官”，反而加入了同盟会，成了“革命党”，回国后干的正是推翻大清王朝的伟大事业。

　　张之洞与晚清留学生之间的互动关系非常耐人寻味。张之洞是促成中国学生去日本留学的一位重要的大员，按张之洞的理解，留日学生对他这位老前辈心存感激那是天经地义的事。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清朝官员的心态是：希望“学”成为“官”的传声筒和应声虫，成为没有头脑、不会独立思考、只会喊“喳”和“万岁”的奴才。可是，晚清的留日学生不这么想，在他们眼里，人格尊严比什么都重要。高贵的头颅和独立的思考是“学人”的安身立命之本，舍此，学者便不再是学者，只能是奴才！奴才靠跪拜“主子”而获得赏赐，而学者靠独立的思考和丰厚的学养赢得人们的尊重。这是有着本质的差别的。清廷希望通过新式教育培养出有着高超本领的忠臣孝子，可实际上，新式教育培养出来的人绝大部分成了清廷的贰臣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