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宪法思想及意义

　　宪法，简而言之，就是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人民权利的根本大法，是人民与政府之间订立的契约。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宪法者，国家之构成法，亦即人民之保障书也。”孙中山先生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其宪法思想颇为独到，也十分深刻。他创造性提出的五权宪法思想，是我国近代立宪的重要思想资源，研究价值更大。

　　孙中山宪法思想在我国近代的法治实践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以三权分立为组织原则建立了中华民国，通过《临时约法》，这是孙中山宪政思想的第一次实践，它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共和的旗帜，宣判了君主专制制度的死刑。虽然之后的政治进程很快使约法沦为空文，但其开创性意义却已铭载史册。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宣言称，“民权运动之方式，规定于宪法，以孙先生所创立之五权分立为之原则。”其后，《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第1条明确规定，“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这就为国民党取得胜利后贯彻执行五权宪法思想提供了保证。在孙中山逝世后，五权宪法思想逐步得到落实。

　　1928年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通过了《训政纲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确定了训政时期的五院制度，把政权托付给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关，把治权托付给国民政府。1931年6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公布施行《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孙中山先生五权宪法思想第一次在宪法层面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落实。

　　1936年5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史称“五五宪草”。五五宪草以三民主义为依归，在政制上实行国民大会制、五院制，政权由国民大会行使，治权归诸总统及五院。国民大会由民选产生，行使创制、复决、选举和罢免四权，修改宪法等权力。但又规定国民大会的常会每三年由总统召集一次，且会期仅仅为一个月。

　　1946年11月，国民大会在南京开幕，并于12月25日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并由国民政府1947年元旦公布。这一部宪法是中华民国的最后一部宪法，其序言宣称，“中华民国国民大会受全体国民之托付，依据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为巩固国权，保障民权……制定本宪法”。 该宪法在某种程度上贯彻了五权宪法思想。该宪法第25条规定，“国民大会依本宪法之规定，代表全国国民行使政权。”其职权包括选举、罢免总统和副总统、修改宪法、复决立法院所提之宪法修正案。但是关于创制、复决两权，除修宪和复决修宪提案规定外，要待全国有半数之县市曾经行使创制、复决两项政权时，由国民大会制定办法并行使之（第27条）。这些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权能区分论。在中央政府机关也实行了五院制，体现了五权分立论。

　　纵观历史，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思想曾在近代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落实。“五权宪法学说”既承续了西方民主政体中的合理方面，又吸收了中国传统政治模式中的有效部分；既是对中外政治制度的批判吸收，又是对中外宪政学说和基本模式的创新。它是在中国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既超出西方民主政治理论，又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宪政理论，五权宪法学说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法律思想上的一个重大发展。

　　孙中山宪法思想的当代启示

　　孙中山的法治思想，无论是把法治作为治国的方略来论述，还是架构以五权宪法和权能分治为核心的法治理想和目标，其根本都是围绕“民主共和”的实现而深入的，按照孙中山的设想，只有实现了“民主共和”，才能实现“平等”、“博爱”，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我认为，孙中山宪法思想及其法治实践的启示意义主要有三。

　　启示一：积极推进民主政治，建立健全配套机制。孙中山指出“民主政治赖以维持不敝者，其根本存于法律”。要想使制定出来的法律得到有效普遍的实施，要想使公共权力的行使不偏离公共的轨道，要想使构成社会的各种利益团体之间的关系成为合作关系，就必须实行民主政治，这是人类经过长期摸索得出的结论。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在我国现阶段首先是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权力制约和运行机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最根本的制度保障。其次是要依法建立健全社会沟通机制和权利保障机制。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各种新的社会阶层不断出现，各种利益关系重新被调整，特别是诸如农民等社会弱势群体缺乏有效的组织，缺乏自己利益表达的有效渠道，在这种时候如果不重视对话和利益表达，极易引发社会冲突。因此，必须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启示二：加快立法进程，注重部门法律衔接。孙中山指出，“盖国家之治安维系于法律”，“共和国之根本在法律”，只有实行真正的、名符其实的“法治”，才能实现共和制国家的长治久安，才是解决中国政治混乱、民不聊生局面的根本途径。进入1980年代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立法快速发展的时期，各种法律法规纷纷出台，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成。但即便如此，由于我们国家过去“欠债”太多，加之整个社会又处于转型时期，社会主体之间的正常交往缺乏普遍恒定的标准，极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在司法实践中，不同的法律分别由不同的具体执法部门负责，但由于法律之间缺乏必要的衔接，出现执法空白，让一些不法人员钻了法律空子。如果放任不管，必然会对社会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反之，由于“行政法治”，明确“法无明文授权皆禁止”，行政机关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如果执法就造成侵权的尴尬境地。因而，要不断加快立法进程，完善立法细节，尤其是要注重具体法律之间的衔接问题。

　　启示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提升司法公信力。孙中山指出，“宪法就是一个大机器，也是调和自由与统治的机器”。他主张依法行政，强调司法独立，认为“司法为独立机关”。为了保证法官谙习法理，胜任称职，孙中山明令“所有司法人员，必须应法官考试，合格人员，方能任用”。社会的转型、价值的多元和利益的重新调整导致纠纷的多发，有效地解决纠纷是从法律角度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任务，必须建立一切纠纷通过法律解决的机制。而要想有效地解决纠纷，首先应该强化司法的权威。目前，我国司法的权威性不够，司法在解决纠纷方面的主导地位尚未确立，极大地延缓了对纠纷的有效解决，我们必须对此给予高度重视。实践证明，形成纠纷主要通过法律来解决的习惯和机制，是维护社会和谐的有效手段。其次要确保司法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因而，只有司法公正，公民的权利才能真正得以实现，才能有效地消除威胁社会和谐的负面影响。第三是要平等地对待所有社会主体，依法维护一切社会主体的合法权益。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建立健全，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建设及其国家现代化已经成为我国社会民众的迫切要求，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孙中山的民主宪政思想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对我们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建设以及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都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和借鉴价值。

　　（丛淼，中共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委党校法学教研室主任）